译：迟庆立
文：[英] 伊莱恩·范思坦（Elaine Feinstein）
“我要从所有的时代，从所有的黑夜那里。从所有的金色的旗帜下，从所有的宝剑下夺回你……我要从所有其他人那里——从那个女人那里夺回你……我要决一雌雄把你带走，你要屏住呼吸。”
——茨维塔耶娃
玛琳娜·伊凡诺芙娜·茨维塔耶娃1892年9月26日出生在一个完全由女人主宰的家庭。她的父亲I.V. 茨维塔耶夫教授，普希金国家美术馆的创始人，当时四十五岁，经常不在家；就算在家，也总是心不在焉。对童年的玛琳娜影响最深的是她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朵夫娜。只看她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遗世独立的骄傲和勇气，便一目了然。
玛丽亚·亚历山多夫娜对自己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抱浪漫奢望。茨维塔耶夫教授看上去已是未老先衰，还带着两个孩子。玛丽亚嫁给他，原本只求能得到一些理解和关爱。但事实让她倍感失望。茨维塔耶夫对前妻念念不忘，而对第二任妻子的感情需要却感觉迟钝。他不仅专门请了一位画家为已故的前妻画像，还将画像挂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玛丽亚曾在日记中哀叹：“我在嫉妒谁？嫉妒坟墓里的枯骨吗？”
丈夫的性格让玛丽亚深感压抑，同时作为一位优秀的钢琴家，她还悲哀地发现他对音乐毫无欣赏力。而来自只比她小十二岁的继女儿，当时只有九岁的薇拉的抵触，更让她不知所措。所有这些，促使她将对爱的需求集中在了她第一个孩子的身上。尽管她很想要个儿子，但在女儿玛琳娜诞生之后，她仍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这个女儿的教育中。玛琳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被评判的标准也不一样。她不能像妹妹安娜丝塔西亚一样只需尽情享受母爱，她必须处处比别人出色，要认识到神圣的东西和日常生活是不相容的，要接受人的一切天分全赖神所赐。而与此同时，母亲几乎不让她做任何家事。这种特权与巨大压力相结合的生活，造就了玛琳娜日后的不谙世情。
玛丽亚从未想过要让自己的女儿成为诗人，她一心想把玛琳娜培养成钢琴演奏家，实现自己未竟的梦想。她在教玛琳娜钢琴时表现出的苛刻和冷酷成为玛琳娜儿时记忆中最不堪回首的部分。生活在母亲病态的过度关注中，玛琳娜经常受到责备，几乎得不到表扬。对她的异常聪颖，母亲似乎很恼火。“我在给你们大家读，怎么就你知道？”在察觉到玛琳娜对文学天生的热爱时，她的反应是压制。玛琳娜把自己写的诗拿给她看，她却把它贬得一无是处，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残忍。母亲的这种行为促成了玛琳娜和薇拉之间的秘密联盟，这其中既有后者对继母的仇视，也有两姐妹间的亲情。通过薇拉，玛琳娜才接触到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和普希金的《吉普赛人》。在薇拉的房间里，知识之树枝繁叶茂：整整一架的禁果，而因为是禁果就愈发显得香甜。此外，在薇拉的梳妆镜下，还有一个女人的性感世界：化妆品、治疗痛经的银色药片，无一不在暗示着诱人的秘密。待在薇拉的卧室里，幼年的玛琳娜想象中的魔鬼常常是一个带有性欲色彩的性别角色模糊的形象，带着在她母亲那里被彻底否定了的本能世界中所有的强劲力量。玛琳娜后来对女性的依恋极有可能就根源于这段儿童时期的联盟。
1906年6月玛琳娜的母亲病逝。如果她的母亲能活得再长久些，玛琳娜肯定会进音乐学院，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母亲的去世成为她生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她将自己从对母亲的爱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她也获得了回归自我的自由，带着再也抹不去的“母亲的大海留下的痕迹”。
少女时期的玛琳娜结实强壮，在同龄人中显得个子很高。惟一的健康问题就是她那双大大的绿眼睛严重近视。她极少带眼镜，可能这也是造成她与周围世界缺少接触的原因之一。她没有安娜·阿赫玛托娃的美貌，但她极具活力和冒险精神。这一时期触动玛琳娜最深情感的都是女人。不论走进她心里的是谁，玛琳娜都会对其进行美化，用想象赋予此人本身并不具备的品质。不过阿西娅·特戈尼娃是例外。阿西娅的崇拜者成群。诗人安德烈·别雷就是追求者之一。她细致的头颈总是微微向前倾着，精致得宛如一幅铜版画。在会面中，阿西娅总是很少说话，而玛琳娜则因为惊叹于阿西娅无与伦比的优雅而说不出话来。但有一次，阿西娅披了一件豹皮披肩，玛琳娜说了一句自己就是那样一只动物，这句话引起了阿西娅对她的注意。
阿西娅身上有种温文尔雅的年轻男性的气质，而她和玛琳娜之间的友谊也因此更接近于没有色欲的彼此迷恋。两个女孩子都具有野性，思想都很大胆。但阿西娅很快嫁给了安德烈·别雷，玛琳娜自此失去了她。
1910年玛琳娜自费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诗集《黄昏纪念册》，由此迅速成为当时俄罗斯文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诗集收入了很多她十五岁时的作品，其中不少诗以死亡为主题。集中的绝大部分作品充满了对火山喷发般的激情的渴望，她渴望这种激情带来的痛苦，她把这痛苦称为“最甜蜜的不安”。相信玛琳娜从那一刻起就已经知道，无论今后如何坎坷，她都可以昂然地走在未来诗人的行列中。玛琳娜把诗集分别给勃柳索夫和沃洛申送去了一本。很快，沃洛申成了玛琳娜的挚友。
十八岁的玛琳娜渴望冒险。她说服了父亲同意她去克里米亚游历，还争得了父亲的同意造访沃洛申在科克杰别利的郊外别墅。也就是在那里，玛琳娜遇到了谢尔盖·埃夫伦，她未来的丈夫。
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科克杰别利附近一处荒僻无人的海滩。海滩上散落着一些小卵石。玛琳娜在那里捡卵石，后来埃夫伦来帮她。那时埃夫伦十七岁，清秀瘦弱，忧郁温顺，两只眼睛大得出奇。玛琳娜立刻就觉察到他身上渴望被爱的强烈需求。就在那一瞬，玛琳娜做出了一个鲁莽的决定（她后来回忆这一段时总这样说），她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这个男孩子能找到一块红玉髓送给我，我就嫁给他。”埃夫伦马上就找到了那块红玉髓。
埃夫伦的父母都曾是激进的革命党人。1905年他的父亲在流亡中死去。丈夫去世，小儿子病死，令他的母亲心灰意冷，自杀身亡。家庭的变故对本已身患肺结核的少年埃夫伦造成了严重影响。直到遇上玛琳娜，他才找到了一个能将他从早年阴影中拯救出来的人，而玛琳娜，则无可救药地爱着拯救者这个角色。1912年两个年轻人结为伉俪。同年玛琳娜的第二部诗集《神灯》出版，同年9月女儿阿利娅出世。
1913年8月玛琳娜的父亲猝然辞世，那种已成孤儿的不安感觉，让玛琳娜更迫切地加强了与埃夫伦的情感纽带。玛琳娜此时的生活仍然很优越。她为女儿请了保姆，对钱毫不经心。她决定家里的一切。从女儿哑哑学语开始，玛琳娜就以讲话要清晰连贯来要求她。几乎从孩子能说话那一刻起，玛琳娜就把她当作大人看待。在很多事上，玛琳娜承袭了她母亲的做法，包括不时表露出的残酷。在阿利娅画出了生平第一个小人时，虽然小人的胳膊、腿像小棍，脑袋像卷心菜，但她一定渴望得到母亲的表扬。但玛琳娜假装自己根本看不出那是什么，还笑话小人的腿像火柴，牙齿像篱笆。
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玛琳娜可说是不放过任何机会，即使是马戏也不能只是看看而已。这种高强度的一对一教育，让阿利娅多年之后似乎仍能听到母亲的声音。不过在其他方面，玛琳娜不失为一位好母亲，作为阿利娅表现好的奖励，她会从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中选一段给孩子读，或者带她一起出去散步。
对她开始逐渐接触到的诗人的爱慕与崇拜，再一次成为玛琳娜的生活中心，虽然这些诗人中能与她比肩者寥寥无几。不过1914到1916年间，令玛琳娜陷入最深的一段感情的是一个叫索菲亚·帕诺克的女人。后者是当时著名的诗歌翻译家，一生放荡。联系二人的纽带一度与其说是迷恋不如说是性。玛琳娜对这段感情非常沉迷，她对自己与索菲亚的性事毫不遮掩，但由此引发的风言风语让埃夫伦非常痛苦。显然希图逃避的想法也是促使他决意参战的部分因素。而玛琳娜虽然卷入了新情缘，但她认为自己在某种更长久的意义上仍属于埃夫伦，并发誓要“爱谢尔盖一生”。
玛琳娜从1915年到俄国大革命之间所写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北方报》上。1916年她得到了一个在圣彼得堡朗诵作品的机会。这次朗诵会虽然没有让她见到仰慕已久的安娜·阿赫玛托娃，却让她遇到了曼德尔施塔姆。朗诵会后不久，后者便开始到莫斯科拜访她。这是玛琳娜罕有的几次与和她层次相当，又不主要通过信件交往的情感经历。与如此年轻又才华出众的人在一起，于玛琳娜而言，多少有些自恋成分，不过也很好理解，因为两个人都清晰地感受到了在一起时那种超越凡俗的感觉。1916年两位诗人在各自的诗中都写到了二人在莫斯科的漫步，一边抽烟一边交谈，忘情至无眠，甚至无性。不用说，玛琳娜的不忠再次深深伤害了埃夫伦。不过埃夫伦天生性格懦弱，对自己缺乏肯定，对他而言，不论是玛琳娜的热情还是玛琳娜的问题，都同样痛苦难忍。
玛琳娜绝不是惟一不受二月革命影响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当时也是如此。二月革命爆发时，她正在莫斯科待产。沙俄帝国突然的彻底崩溃，让她倍感时局动荡，但对未来她很茫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的狂热支持，对她毫无触动，在她看来反叛者们只是一群暴徒，是“灰烬与沙的颜色”。1917年4月，她的第二个女儿伊莉娜降生，所以她很自然地期望国内局势平稳。但到1918年时，曼德尔施塔姆已经开始接受这场政治变革，玛琳娜却始终没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在其他方面她的观点可能很激进，但她始终认为沙皇是上帝和国家统一的化身。她憎恶一切有组织的暴力，这种观念在《天鹅营》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1917年10月十月革命宣布胜利。11月2日，玛琳娜回到莫斯科。城内一片狼藉。她不知道自己的房子还在不在，丈夫是否活着。在日记里，她这样记录那三天回家路上的心情：“现在我根本考虑不了孩子们了。如果谢尔盖不在了，那我也不活了，她们也就活不了了。阿利娅没有了我不能活，她不想活，她也活不下去。就像我没有了谢尔盖一样。”让她喜出望外的是，丈夫和女儿都安然无恙。在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她和谢尔盖就先行踏上了去克里米亚的行程，准备随后再接孩子。但局势的急剧变化迫使玛琳娜改变计划，返回莫斯科接孩子，并被困城内。从此开始了他们五年的分居生活。
谢尔盖始终是玛琳娜最关心的人。这段时间里玛琳娜和其他男性的亲密接触，只是为了支撑起她活下去的希望。她需要那种被爱的感觉来证明自己还活着。不过内战期间，玛琳娜最强烈的情感又与一个女人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女人名叫奥涅卡。虽然她的言谈有些孩子气，但就在她夸张的言语中仍有一种天真。而她给玛琳娜的爱，是玛琳娜在男性身上苦苦寻找多年而不得的。但就在两人相识的同年，奥涅卡不告而别。多年之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玛琳娜说：“她就是我的糖。我需要她就像需要糖一样。……没有糖不会死。但是也无法好好地活。”
1918年到1919年间，玛琳娜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生活日益艰难。为了生活，她曾去乡下和农民物物交换，后来又不得不出租家里的房间，最后才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情报整理的工作。玛琳娜痛恨这份整日剪贴报纸、制作资料卡片的沉闷工作，但她实在太需要钱了。但在干了五个半月之后，由于上司的一句讥讽之词，玛琳娜明知两个女儿要靠这份工作养活，却头也不回走出了那里。在这件事上玛琳娜表现得像个拒绝承担责任的被宠坏的孩子，并不像她在《我的工作》中讲的那么堂皇：“不知怎么回事我的脚就把我带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本能。”
1919年7月14日，她终于又得到一次朗诵作品的机会。作为报酬，她本可以拿到六卢布，但她拒绝了。虽然那点钱在当时仅够买一磅半面粉，但这种举动却反映出一种傲慢，透露出她对琐碎枯燥工作的不屑。要不是朋友们接济，她根本活不下去。在日记中，她写道：“我们没有面粉，没有面包。在我的书桌下面，大约还有十二磅土豆，邻居‘借’给我们的食物现在就剩这些了。这些土豆是我们仅有的食物。”这种简洁的笔调和她平时记录日常生活的笔调完全不同，绝望的情绪尽现笔端。某种程度上这一时期是阿利娅感觉和母亲最亲近的时期。恐惧和责任感加强了母女间的情感纽带。
人人都饿得发慌。两岁多的伊莉娜有次饿得差点把生卷心菜塞进嘴里。孩子看起来很孱弱。1919年7月伊莉娜从前的一个保姆把她接去乡下住了几周。阿利娅病了，而且病得很重，险点死掉。所以伊莉娜回来后，玛琳娜不得不把她送去孤儿院。这是个最大的错误。就在那年冬天，在玛琳娜本以为能救伊莉娜一命的孤儿院，两岁零十个月的伊莉娜死于饥饿。
到1920年的春天，最严重的饥荒已经过去，至少在莫斯科如此。玛琳娜领上了政府救济粮。在给妹妹安娜丝塔西亚的信中，她写道：“我恨莫斯科，但现在我哪儿也不能去，因为这儿是谢尔盖惟一能找到我的地方，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日日夜夜都在想念他。我只爱他和你。我感觉很孤独，尽管莫斯科到处都是我的熟人。……虽然这些年来我身边总有人陪伴，但是远远不能满足我对人的需要，我仍然觉得孤独极了。”她抱怨自己的作品几乎没有机会发表，因为诗人勃柳索夫控制了所有文学作品的出版。当年勃柳索夫是四位对《黄昏纪念册》发表评论的诗人之一，对诗集中表现出的一些东西提出了异议，结果当时十八岁的女诗人不仅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抨击他对埃德蒙·罗斯丹的看法，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他随波逐流，结果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
埃夫伦仍旧没有消息。伊里亚·爱伦堡在读了玛琳娜1920年的《天鹅营》后，曾试图让玛琳娜看清白卫军的真面目。但玛琳娜太固执了。虽然证据比比皆是，她还是拒绝承认自己挚爱的埃夫伦所在的军队会有掳掠杀害无辜平民的暴行。但有一点她不得不承认，内战的胜利必将是属于布尔什维克了。
也是从爱伦堡那里，她得知埃夫伦还活着。白苏军队溃败后，很多士兵逃到了布拉格。埃夫伦就在其中。1921年7月1日，玛琳娜收到了埃夫伦的第一封信。得知玛琳娜还活着，埃夫伦欣喜若狂。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是深刻而平等的。玛琳娜需要确知自己被需要着，是无可替代的，而对埃夫伦而言，玛琳娜代表着母亲死后他所知的惟一可靠、惟一能保护他的爱。
玛琳娜决定马上动身去布拉格。她的女儿在回忆往事时，说玛琳娜为了埃夫伦做了两个她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的决定：一是追随他流亡，一是在二战前跟随他返回苏联。
1922年5月，玛琳娜和女儿到达柏林，等着埃夫伦从布拉格来接她们。这一时期，俄国侨民文学界和苏联文学界的界限还没有那么明确，支持新政权的和不支持新政权的作家仍然可以随意交谈。最重要的是，柏林来的书还会在苏联出版，苏联媒体还会对之发表评论。
很多作家和出版商都靠救济过活，玛琳娜和女儿也是如此。在她们住处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玛琳娜遇到了安德烈·别雷。此前玛琳娜就知道别雷，但关系一般。别雷此时因为和阿西娅的离异已近疯狂。而玛琳娜的温和对待，给了他避难所的感觉。能在别雷陷于狂乱绝望之时伸出援手，足见玛琳娜精神之伟大。在柏林逗留的两个半月中，玛琳娜写了很多诗歌，并就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写了一篇散文。也许是命运的巧合，在莫斯科的帕斯捷尔纳克也是在此时第一次读到玛琳娜的诗集《里程标》。帕斯捷尔纳克给玛琳娜的第一封信于1922年6月27日到达柏林，此后二人的信件往来成为玛琳娜漫长流亡生活的一个主要精神支柱。在帕斯捷尔纳克终于来到柏林，并邀请玛琳娜去柏林会面时，玛琳娜已迁居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尽管她知道这也许是她能与帕斯捷尔纳克见面的惟一机会，但她出于经济考虑以及其他一些个人原因，最终还是婉拒了。帕斯捷尔纳克在柏林生活得很不愉快，毅然返回苏联。而流亡中的玛琳娜仍旧期望着能和他会面，全然不知那已是泡影。
玛琳娜感到自己的生命正慢慢被孱弱疲惫的丈夫和抚养女儿的负担所耗尽。她越来越意识到她与埃夫伦感情中的单向性。埃夫伦终于从布拉格赶来。迫于经济压力，他们决定离开柏林，住到了布拉格附近的一个小村庄，没多久又搬到了一个更偏远的地方。尽管家务劳动繁重，玛琳娜仍旧狂热地进行着创作，并与帕斯捷尔纳克保持着信件往来。在1922年11月19日的信中，她提到她已与爱伦堡断了往来。部分原因是两人政见不合，玛琳娜仍旧坚决反对苏维埃政权，而爱伦堡的态度已发生了转变，主要原因是因为爱伦堡对玛琳娜的看法让她很生气，而爱伦堡实在有点受不了玛琳娜的傲慢和脱离实际。多年之后，他还回忆起她家满屋的尘土、烟灰让他心生嫌恶的感觉。
玛琳娜虽然被视为流亡诗人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但她与其他俄国流亡文学家相处得并不愉快。在妮娜·贝蓓洛娃的印象中，玛琳娜总是把自己弄得不合群，又不承认这是种能力缺陷。她把玛琳娜那种带着自豪感的勇气误认为傲慢。她忽视了玛琳娜对像她这样美貌的女性发自心底的羡慕。玛琳娜批判时尚并不是矫情。她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对衣着的态度就颇具清教主义倾向。她对“好房子”发自本心的厌恶源于她的童年经历。就像她自己在诗中承认的那样，她从小生活在富裕家庭。在她对周围富人的抵触中掺杂着苦涩的心情，因为她的自尊心让她无法接受他们那种恩赐俯就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她1922年完成的《富人赞》言语显得有些自相矛盾。
玛琳娜仍庇护着埃夫伦。但到1923年初，两人之间已出现矛盾。在分别的几年里，埃夫伦已经变了。他不再能给予她所需要的“巨大的信任和理解”，而她也感觉到他对自己“活的灵魂”的排斥。正是由于这种矛盾，使玛琳娜开始转向别处去寻找埃夫伦不再能给她的那种注意。在阅读了巴赫拉赫对她的诗作一篇欣赏有加的评论后，她开始和巴赫拉赫通信。对巴赫拉赫的示爱，她最初是拒绝的，因为她觉得自己太老了，已经过了谈恋爱的年龄。但后来显然她有所动摇，并希望他们的关系能进一步深化：“我害怕白天发生的一切，不害怕晚上发生的一切。”尽管巴赫拉赫曾邀请她去柏林一聚，她也曾有此想法，但她最终还是没去。当时的政局不稳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无疑她想一直保留巴赫拉赫完美而遥远的形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8月，柏林和布拉格两地之间通信中断。玛琳娜以为是巴赫拉赫决定结束他们之间的信件往来，还在日记中流露中对此事的焦虑。
然而最终结束两人信件情事的不是巴赫拉赫，而是玛琳娜。原因不是巴赫拉赫冷淡了玛琳娜，也不是两人刻意要让这段感情只存在于想象中，而是玛琳娜又有了新情人。罗泽维奇风度翩翩，谈吐风趣，衣着得体，对女人温柔细心，让玛琳娜觉得难以抗拒。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视她为一个有性需要的女人，而不是什么著名的女诗人。从前她总是充当母亲一样的保护者角色，这一次于她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玛琳娜不仅爱罗泽维奇的英俊潇洒，而且在她眼里，罗泽维奇还思想深邃，尽管除了她没人这样认为。埃夫伦对这个在布拉格时的旧同窗与自己妻子的情事毫不知情。而罗泽维奇居然也没有因为情人的丈夫与自己是朋友而内疚。但在他意识到玛琳娜对自己实在是崇拜过度时，他退却了。他曾写到“我受不了这种压力了。我根本没有她心目中所想的那么伟大。我不能活得像个神话。”这段情事只延续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以罗泽维奇与一个著名神学家的女儿结婚而告终。
玛琳娜的这一次背叛对埃夫伦造成了沉重打击。他精神上变得更忧郁，身体也更虚弱。他第一次开始考虑离开玛琳娜。妻子在他生命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他也认为自己对妻子非常重要。但这次他却再也无法说服自己继续这样想了。他觉得自己已经被推到了玛琳娜生活的边缘。相比之下，玛琳娜从伤痛中恢复的速度要快些。她又开始继续创作，把自己的痛苦编织进她最伟大的两部叙事诗《山之歌》和《终结之歌》。
1924年6月玛琳娜欣喜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坚信这次怀的是她盼望已久的儿子。这个胎儿成了她的关注焦点。阿利娅暑假回家时出现了肺结核征兆，玛琳娜的第一反应是害怕腹中的胎儿会被感染。这种反应让阿利娅非常伤心。她和母亲曾一起面对生命中的艰难时刻，给予彼此爱与勇气，亲密得像两姊妹。但现在她意识到自己不是被解放了，而是被放弃了。儿子的出生让玛琳娜倍感骄傲，但并没有减轻埃夫伦的痛苦，他对孩子几乎漠不关心。而玛琳娜则整个心都扑在儿子身上。这种忽略让埃夫伦愈发忧郁，导致肺结核复发，最后不得不住进疗养院。
玛琳娜准备离开捷克前往巴黎，这是她三年中第三次搬家。虽然车票钱都是四处举债凑的，但她离开得毅然决然，因为过去的一年半对她而言是极度孤独的一年半。在1925年7月19日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她就已经提到了这种孤独和精神上的匮乏感。10月玛琳娜带着一双儿女来到巴黎，和儿子穆尔的教母谢尔诺娃一家住在一起。虽然谢尔诺娃一家的生活同样非常贫困，但对玛琳娜母子很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玛琳娜完成了她的《捕鼠者》。等埃夫伦12月末到达巴黎时，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成了名人。1926年2月举办的一次诗歌朗诵会更是空前成功，并就此确立了玛琳娜作为巴黎俄国侨民文学界中最重要诗人的地位。
但此时的埃夫伦一家更需要的显然是钱。1927年4月一家人搬到了郊区。在那里聚集着很多俄国流亡家庭。邻居中有很多后来一直支持着玛琳娜，尤其是伊莉娜·伊佐夫斯卡亚。帕斯捷尔纳克对玛琳娜仍不改痴心，他曾致信高尔基希望能援手让玛琳娜返回苏联，但遭到了后者拒绝。而此时玛琳娜因为对马雅可夫斯基毫不掩藏的崇拜和景慕，而越来越受到侨民文艺界的排斥，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接受苏联诗人。
玛琳娜曾公开表示，她只遇到过两位力量上能与她抗衡的人，那就是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她和里尔克六个月的交往，是纯粹的信件往来。在所有与玛琳娜通信的人中，是里尔克让她更坚信诗歌能让人永恒不是因为它能供后人膜拜，而是因为诗歌创作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神圣力量。但是连里尔克也让她有些失望。她觉得里尔克很冷漠。他不需要她的信。玛琳娜跟帕斯捷尔纳克坦承，说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没有认识到里尔克的性格就是不愿与人相处，只喜欢独处。能与他密切接触的兴奋，让她逾越了界限。在1926年8月2日的信中，她向他热烈地表白爱意，令后者颇为不快。就算当时他没病入膏肓，他也会被她的口吻吓到，因为她不仅提出了肉体上的过分要求，还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虽然在回信中，他没有责备的言词，但她仍然感觉到了他感情的变化，倍感伤心。
她越来越不喜欢巴黎，她想念布拉格。1928年马雅可夫斯基来到巴黎，并于11月在伏尔泰咖啡馆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朗诵会结束时，有人问玛琳娜：“听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你现在对俄罗斯怎么看？”玛琳娜答道：“那儿是力量所在。”她的本意是指诗歌的力量，和她发现身边侨民文化界所缺乏的精神的力量。但侨民文化界却从政治角度曲解了这句话。结果《最新消息》就此拒绝再发表她的作品，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被切断了。
极端拮据的经济状况，来自侨民文化界的排斥，让玛琳娜觉得自己在巴黎的存在毫无意义。由于营养不良，她的健康日渐恶化。一切似乎都在将她推回苏联。已卷入政治活动的埃夫伦和阿利娅都在为返回苏联做准备。但玛琳娜还在犹豫。爱伦堡曾数次到巴黎，但没有给她必要的提醒。虽然他知道这家人回去后可能面临的危险，但他可能发自真心地认为再糟也糟不过在巴黎的状况了。
不过对玛琳娜负疚最深的是帕斯捷尔纳克。不是他忘记了与她的友谊，也不是他不再仰慕她的诗歌，而是他被当时的政治形势吓怕了。他不敢告诉她国内的实际情况。他很清楚玛琳娜一家想回苏联，也清楚他们在巴黎的处境，种种原因造成在玛琳娜征求他意见时，他没有提出警告。
穆尔在母亲的娇宠下，性格变得粗暴任性，没有一点同情心。对每天把饭端到他面前的母亲，他的感谢就是咆哮。玛琳娜半开玩笑地叫他“野人”，但却根本笑不出来。她已经意识到穆尔对待她的粗暴态度，已在让别人同情她了。
埃夫伦温和瘦弱的外表，让人觉得他实在不像间谍，但他确实接受了苏联间谍机关的“特殊”基金。在巴黎的行动败露后，他马上逃回了苏联。阿利娅也回去了。虽然玛琳娜不相信丈夫有罪，但侨民社团却无论如何不肯再容纳她。玛琳娜知道自己现在已别无选择，只能返回苏联了。
1939年6月玛琳娜和儿子一起离开巴黎，返回苏联。但孤独感并没有放过她。妹妹已经被捕入狱，儿子对她毫不关心。8月女儿也因间谍嫌疑被捕。大约一个月后，丈夫也入狱了。丈夫入狱后，玛琳娜沦落得无处可住，便搬到了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村庄。如今她所有被需要的感觉只能指望穆尔给她了，但穆尔却对此置之不理。不停地搬家让玛琳娜始终处于一种恐慌之中。1941年德国的入侵，更让她的处境雪上加霜。像她这样独来独往、愁眉苦脸，又有可疑记录的人，立刻被视为有间谍嫌疑。她被迫带儿子出走鞑靼自治共和国。
1941年8月玛琳娜和儿子落脚在叶拉布加，两人挤住在一个房间里。房东们很少听到她的声音，只看到她深色的裙子，棕色的旧外套和脸上的菜色。她枯瘦微驼的身体让人不免想到巫婆。叶拉布加很小，没有什么有钱人。玛琳娜随身带的银器根本卖不出去。
为了生活，她曾给鞑靼作协主席写信，请求做笔译工作，但杳无回音。连在厨房工作的请求也被拒绝了。负责分配住房的人不但不给她住房，甚至拒绝借钱给她。8月30日，有人听见穆尔在房间里和母亲大吵。他责怪玛琳娜，说就是因为她从来都不负责任，才造成他父亲的入狱和姐姐的劳教。玛琳娜的声音也高了起来，但语调更像是请求，对儿子的话毫不反驳。她一直叫着儿子的乳名。
她再也不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挣扎了。她能一直挺过来，是因为她知道有人需要她。如今穆尔的责问彻底击碎了她对自己价值的信念。
其实当时她的经济情况并不是特别糟。她知道自己将会是那一世纪欧洲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但她内心的孤独终于到达了极限。没人知道是什么促成了她最后的放弃。也许她已经听到风声，说丈夫已被处决了。也许那一刻她想的是马上就可以追随埃夫伦而去。
伊莱恩·范思坦，英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传记作家、翻译家，1930年生于英国兰开夏郡，毕业于剑桥大学，并获得了莱斯特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作为翻译家，她是最早将现代俄国诗人的作品译成英文的先行者之一，对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尤为钟情。她翻译的茨维塔耶娃诗作最早出版于1970年，至今仍在刊印，并为她赢得了由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颁发的三项翻译奖。而她本人后期的诗歌作品，也深受茨维塔耶娃的影响。
在这本传记，范思坦为读者展示了茨维塔耶娃坎坷的一生，曲折的情感经历和傲人的成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俄罗斯白银时代杰出女诗人真实的生活。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是一个越来越向边缘地带移动的过程——从莫斯科到流放，从城市到远郊，而远离一切事物的中心，让日常生活的繁琐细碎变得愈发令人难以忍受。正是因为害怕这种感觉会让自己心理崩溃，茨维塔耶娃在返回苏联后才无论如何不愿被隔绝于莫斯科郊外的村庄。而在小镇叶拉布加的孤独更让她痛苦得无以复加，终于在1941年自缢身亡。
英国诗人中无人可与茨维塔耶娃相比。原因不仅仅在于她的情感之强烈，或者她的言语之激越，而在于她在满足了作为女性的种种要求的同时，还让自己“金子般的、无与伦比的”天才（如帕斯捷尔纳克所述）得以充分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