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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黄福海
       文：[英] 克里斯托弗·希金斯（Christorpher Hitchens）
       当一个同性恋者必须与一个异性恋者结婚时，所造成的不幸是巨大的。如过果浏览一下毛姆的小说中那为数不多、躲躲闪闪的男女性爱的场面描写，或者想从他的婚姻关系中演绎出什么东西，你就会发现，他这么写，原来已经鼓足勇气，到了无法再写，或者无法不这么写的地步了。
       这是安东尼·伯吉斯(注：伯吉斯，(1917-1993)，英国小说家，作有《发条橙》等。)在上个世纪最被人们低估的一部英语小说《尘世的力量》（1980）中所写的第一句话：“那是我八十一岁生日那天的下午，我的娈童正陪着我躺在床上，阿利进来通报说，大主教来看过我。”
       读者一眼就能看出这部内容庞杂的作品的主角是谁。这个被直截称作“我的伽倪墨得斯（注：伽倪墨得斯，希腊神话中神的侍酒俊童。），或者男友兼秘书”的“杰弗里”，对于阿利贸然闯进房间的反应是“把他那件过于紧身的夏季长裤提了起来”，而在读到这句话之前，读者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读者还是乐意继续阅读有关那座地中海别墅以及发生在那儿的故事（“我躺了一会儿，全裸着，瘦瘠的身体上有各色斑点，呈灰黄色，抽着一支原本只在性交之后才会抽的烟”）。原因很简单，这部模拟威廉·萨姆塞特·毛姆的作品，甚至比毛姆本人写的任何东西都要好得多。可怜的老“威利”开头会这么写：“我以前写小说从没有像写这一本更感到惶惑过。我叫它做小说，只是因为除了小说以外，想不出能叫它做什么。”（注：译文摘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刀锋》周熙良译本。下同。）
       这就是《刀锋》那段死气沉沉的开头，这部书读到最后，会让人觉得更像一个名叫“毛姆”的人写的自述。过去有不少读者觉得这种东西很深沉，而且到了人类情感接近枯竭的时候，也还算得上是一声猫叫。但是即使在当时，一个有点脑子的作家或许只要是一个差强人意的模仿作家，也能不费力地把这种技巧摸得很透。“你觉得毛姆那个老家伙怎么样？”佩·格·沃德豪斯（注：沃德豪斯（1881-1975），英国小说家。）曾经写信给伊夫林·沃，这样问道：
       “近来，我把他写的许多东西又读了一遍，我对这个人有点困惑不解。确切地说，他不应该那样写一个小区官员。他听说有个白人在一个中国贫民窟里快要死了。原来那个人是性格开朗的杰克·阿尔蒙德。他曾经销声匿迹，没人知道他怎么样了，很颓废，这个可怜的家伙，其原因是一个英国女人把他甩了。”
       其实，有人确实会那么做，而且将来还会有人那么做。有时候为了变变花样，女人也会颓废，或者以别的方法躲避到热带的原始森林里去。“舞会之后”、“半岛和东方轮船公司”以及“环境的力量”这几个短篇就是这样，不过对于女性，通常会用蒸汽船把她们送回可爱的英格兰，给她们以赎罪的机会。在那些令人窒息的殖民地小说中，最好的一篇叫做“边防哨”。我记得是在一家马来亚的旅馆里，就是毛姆曾经常光顾的那个旅馆。为了营造一种气氛，我把他的那篇小说重读了一遍。我们在这里遇到了沃伯顿，一个中年的孤独的英国人，他是马来半岛中一处丛林地带的长驻行政长官。他的上嘴唇总是僵持着。他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而且参加宴会时总是穿得衣冠楚楚的。他的那份伦敦《时报》要过六个星期才能从海上邮过来，有时候一连几天的报纸在同一天寄到，他总是要求自己每天只看一份报纸，而且严格按照日期的顺序。对他那种惯例的最大一次考验是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索姆河之战期间，当时，如果他打开后几天的报纸，就很可能知晓战争的结局。于是，沃伯顿就强忍着好奇心，拆开纸包时，做到绝对井然有序。这种写法的效果就像康拉德穿上了花呢的衣裳。很明显，毛姆在总体风格上从康拉德那儿获得不少借鉴，通常人们会放下他的东西，捡起原汁原味的著作来读。
       毛姆把自己作为一个人物安排在他最有名的小说中，同样，他在生活中也努力给自己创造一个角色。而根据这本很不错的传记，他的生活比他的创作更独特、更富有戏剧性，也更具有悲剧意义。毛姆从小生长在法国，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母，从那时起就寄养在吝啬的亲戚家，后来又上了严酷而乏味的寄宿学校。那些殴打、鸡奸等传统的节目，对他非常有效，使他终生烙下了可怕的言语障碍和长年的同性恋习惯。准确地说，他有一个秘密伴侣，叫阿辛登，他也是毛姆曾经就学的坎特布雷的金氏学校一个同名的年轻学生。
       如果要想始终沉湎于同性恋的癖好中，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在伦敦的一个贫民区里当一个妇科专家，令人惊讶的是，毛姆年轻时就是这么做的。虽然他最终会放弃学医，但他还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泰晤士河南岸的一个叫兰贝丝的极其肮脏的地方当一名助产师。作为一名见习生，他在医院里亲眼目睹了剖腹产，这种生产方式在当时通常会导致死亡。这些经验为他提供了写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兰贝斯的丽萨》的原题材，也使他在极少表露的政治观点中显得异常极端，对工党的社会福利提案表现出强烈的同情。而且死亡和痛苦的无常，使他相信宗教信仰纯粹是虚伪的。
       在杰弗里·梅耶斯的整本书中，读者始终会想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法律针对同性恋行为的禁止令给英国文学带来的明显烙印。在奥斯卡·王尔德发生丑闻时，毛姆还年轻，但他已经养成了规避世俗的习惯，由此逃过了一劫。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他与西莉·威尔康的结婚，部分地是作为一种“幌子”，他也因此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受尽折磨，官司连连。但梅耶斯让我们目睹了他的一举一动。为了满足他作为一个作家必须什么都至少经历一次的愿望，他进行了一段学为人父的令人沮丧的练习。（对于同性恋结婚的争论，我还想补充一点：请记住，当一个同性恋者必须与一个异性恋者结婚时，所造成的不幸是巨大的。）西莉原本就是一个贪婪而令人讨厌的坏女人，她并不与他建立那种亲密关系，也没有那种愿望。如果你浏览一下毛姆的小说中那为数不多、躲躲闪闪的男女性爱的场面描写，或者想从他的婚姻关系中演绎出什么东西，你就会发现，他这么写，原来已经鼓足勇气，到了无法再写（或者无法不这么写）的地步了。
       战争对男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其原因之一就是男人能够合法地逃避家庭束缚。从1914年到毛姆四十岁那年，老天赐予了他一次极佳的机会。他法语说得很溜，又有从医的资质，在他的独生女伊丽莎白（在她一生中人们都很自然地叫她“丽莎”）出生之前，他就自愿开往西部前线。在战时做一名救护人员，与妇科医生正好形成一个对照，而且与同性恋的意象密切相关，正如我们从瓦尔特·惠特曼的诗中，以及威尔弗雷德·欧文（注：威尔弗雷德·欧文（1893-1918）英国诗人，战死于一战。）和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中所了解的那样。圣·塞巴斯蒂安的裸体被刺穿并且流着血（他与伊芙林·沃的《旧地重游》中的兼有两性特征的主人公同名，只是多了一个字“弗赖特”，意思是箭），这个景象成为最高级的象征，并不是偶然的。毛姆上战场之后不久，就遇上一个名叫杰拉尔德·赫克斯顿的英俊潇洒的美国男人，从此，他就再也没和女人睡过觉。他察觉到了自己生活中的巨大困扰，虽然赫克斯顿无论哪方面也不比西莉少一点无耻和贪婪，甚至还表现出更多的罪恶，但他从不（或者说很少）显得无聊。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毛姆一直像对待一份工作一样地照顾他，使他免于锒铛入狱，而表面上却是毛姆雇他来照顾自己。
       此后的一段插曲，在毛姆的一生中，也可说是为他作为一名畅销小说家预先做好了铺垫。他被英国情报局招募了。他们要派他到西萨摩亚去完成某项任务，那地方1914年之前一直被德国占领着。那是他第一次来到太平洋。在梅耶斯发现的一封日期稍晚的信中，毛姆表露了他和这个地区的长期关联：
       “我的作品中带有那种异国风情完全是迫不得已，因为恰巧我在战争期间为情报局工作，到过世界上不少地方，要不是工作原因，我大概不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涉足那些地方。”
       请注意他的语气略显笨拙，似乎正是这种东西使毛姆写的所有作品都变了味。从这件事以后，他写出了一部很不错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它把另一个逃避家庭束缚的伟人保罗·高更编到了故事中。
       俄国十月革命时期，英美的情报机构犯下的荒唐错误，在布鲁斯·洛克哈特（注：洛克哈特（1887-1970）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西德尼·赖利（注：西德尼·赖利（1874?-1925）英国间谍。）的传记中屡有述及，而那种错误的原因可以用一个简单事例来说明，即他们在1917年委派萨姆塞特·毛姆为间谍头目，从太平洋启程去彼得堡。他从未到过那个国家，对俄语他也只是略知一二。那次旅行中，他坐火车穿越了西伯利亚，在《间谍阿辛登》的序言中他如此描述这段经历：
       “我能感受到那寂寞的草原和辽远的森林；俄罗斯宽阔的江河中的水流和乡间的一切劳作；锄地、割麦；风在白桦树之间叹息；漫长而阴暗的冬天；还有乡间的妇女在跳舞，而夏天的傍晚，年轻人在小溪里洗澡。”
       巴拉莱卡连绵不断的琴声、俄国式茶炊的阵阵暖香，以及不时印入眼帘的洋葱头般的穹顶，成了俄国那些旧时风景的绝佳缩影。不过，锄地、割麦什么的倒让人有隔了一层的感觉，那是因为当时的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即没有面包。况且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平、面包与土地”本身也足以说明英国一方面坚持让俄国参与战争，另一方面又想消灭革命势力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没过多久，毛姆就意识到他的那项任务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汇报了与克伦斯基（注：克伦斯基（1881-1970）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十月革命时策划反苏维埃活动，后逃亡国外。）的一次会面（他是英国比较得意的候选人），并确认了我在与以赛亚·伯林（注：以赛亚·伯林（1909-1997），英国史学家，著有《俄国思想家》和《反潮流》等。）的一次交谈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克伦斯基是“历史上的头号笨蛋之一。”
       经常有人认为，在同性恋和间谍之间存有一种暗示性关联。拿安东尼·布伦特和居·伯吉斯（注：安东尼·布伦特（1907-1983）和居·伯吉斯（1911-1963）均为苏联间谍，著名的“剑桥间谍圈”内人物。）作例子似乎很“灵验”，但这种说法无法为基姆·菲尔比（注：基姆·菲尔比（1912-1988）英国情报局高级官员，兼苏联克格勃成员，“剑桥圈”内人物。）和格雷厄姆·格林的出色表现做解释。私密和伪装以及“密码”等因素，可以是同性恋在自我装扮时所原本具有的，但在毛姆遭遇列宁和托洛茨基时，这些因素并没有给毛姆以任何好处。他只不过依据现实得出结论，就像他往常所作的一样。当时，无论从什么角度讲，他扮演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而且在那个时代，对于具有同性恋倾向的英国文学精英，他们的出路只有一个：出国。
       毛姆到尼斯和蒙特卡洛之间海岸上的莫雷斯克别墅的精彩放逐，既令他声名远播，又帮他去除了一块心病。他不必再惧怕杰拉尔德·赫克斯顿被驱逐，因为当毛姆在伦敦的酒吧里收集情报时，作为一名美国人，他却始终冒着被驱逐的风险。法国是毛姆的出生地，英国税务检查人员不可能跟踪而来。他可以隐蔽创作带来的不断增加的收入，同时也可以掩蔽自己的私人生活。那个别墅是由臭名昭著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1835-1909)建造的，专供听他忏悔的私人牧师居住。（这些不是安东尼·伯吉斯所能编造得出来的）。别墅有种沼泽般阴湿的色调，就像它的名称所暗示的，带有一些假冒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装饰物，但毛姆将那粗俗不堪的穹顶除掉，造了一个图书馆，并且开始收集东方艺术品和古典绘画。
       我觉得那个别墅可以和哈罗尔德·阿克顿（注：阿克顿（1904-1994）英国-意大利籍人，后因成为沃的小说人物而出名。）在佛罗伦萨著名的隐居场所媲美，甚至还有像肯尼斯·克拉克（注：肯尼斯·克拉克（1903-1983）英国艺术史家。）和雷蒙德·莫蒂默（注：雷蒙德·莫蒂默（1895-1980）英国文学艺术批评家。）等批评家经常造访，这就很快使它变成了一座博物馆和一个惬意的休憩之地，后来被称作“鹤鸣村”。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的每一个景点都似乎隐含着一个供你隐居的处所：譬如“贝利尼泉”、精心种植的鳄梨树，还有技术娴熟的居家厨师将可口的绿色水果，加工成一种浇有朗姆酒的冰淇淋。（这与《亨利·谢农爵士（注：谢农爵士（1897-1958）英国政治活动家。）日记：炸薯条》中所载的里宾特洛甫（注：里宾特洛甫（1893-1949）纳粹德国外交部长，战后被处死。）的晚宴上提供的令人作呕的大龙虾冰淇淋，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当昆廷脆薯片端上来时，毛姆俨然成了一个“英国最具水准的同性恋者”。当忙得不亦乐乎的招待员们打开他们的随身物品，包括装着润滑剂的瓶管以及防御阴虱用的扑粉，并展示在大家面前时，就连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和堂·巴查第也不禁目瞪口呆。在诺艾尔·科沃德（注：科沃德（1899-1973）英国剧作家、演员和作曲家，作有喜剧《漩涡》等。）和塞西尔·比顿（注：比顿（1904-1980）英国摄影师、服装设计师。）参加的一个聚会上，艾德娜·圣·文森特·米莱也曾路过别墅，她竟脱口叫道：“噢！毛姆先生，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世界！”弄得科沃德和比顿都有点不知所措。这些内容确实很有趣（当时毛姆对艾默拉尔德·丘那德请求提前离开，说道：“我得早点睡，保持年轻。”丘那德则对毛姆说：“那么你为啥不带他一起来？”）。但以后就变得乏味起来，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世上的事并不总是那么精巧而富于艺术品味的。莫雷斯克别墅对于各种寄生虫、马屁精和野心家，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可怜的毛姆发现他的书架、酒窖和古玩橱里的东西经常被无耻地偷盗。杰拉尔德·赫克斯顿在蒙特卡洛的赌场和海员瀑布这两个当地最吸引游人的风景地的某处被逮捕后，就发疯，脾气变得恶劣，而且和他接触也变得危险。在这整个期间，甚至在二战期间（期间他被法拉角(注：Cap Ferrat，地中海岸地名。)驱逐），以及在与他同时代的温斯顿·丘吉尔保持长期而更类似于尊敬长辈的友谊关系期间，毛姆每天坚持伏案工作，并没完没了或夜以继日地撰写着差强人意的散文作品。如果说他曾经把天才浪费在生活和财产上，没有专心于他的工作，那是因为获得他的那份生活和财产，比获得他所拥有的那种才智来说更容易些。
       主要的矛盾之处似乎在于：毛姆是个同性恋者，当然他说自己有四分之一是“正常的”也许有点夸张，但他对这个事实并不特别感到愉快。他追求他所独有的一种宠物艺术理论，即艾尔·格列柯（注：格列柯（1541-1614）西班牙画家，作品多为宗教画和肖像画。）的油画揭示了一个被压抑的同性恋者的美学思想，所以他会选择这样表述：
       “无可否认，同性恋者对世界的视野和正常人相比是狭窄的。在某些方面，人类的自然反应是否认同性恋者。至少有某些普通而典型的情感，他是无法体验的……同性恋者的区别性特征是，对某些事物，正常人都会严肃对待，但他却缺乏某种深刻的严肃精神。它的表现包括：无谓的轻率举动，甚至于尖刻的幽默。”
       所谓“同性恋者决不可能达到天才的最高水平”（就像毛姆一样）的断言，可能有点倾向于承认某些同性恋不懈坚持的观点，即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曾是这个族群中的一员。但是，如果有人在读上面这段文字时，想一想奥登的名字，就会发现毛姆的困境不仅是有点自我仇恨的色彩，而是在他遇到文学“天才”时确实没有能力发现它。（顺便说一句，虽然奥顿还挺喜欢他的作品。）而且这还不光是他有特别的压抑感或犯罪感的问题。他根本就是看错了。即使在潜意识中，人们也不太会把金斯利·艾米斯的《幸运的吉姆》归为同性恋小说，但当这部小说出版时，毛姆写了一篇书评，赞扬艾米斯对当时的年轻野蛮人进行的正当抨击（“他们都是人渣”），当时那些年轻人正以狂乱而庸俗的颠覆活动威胁着英国的校园。作为对“愤怒的青年”的一种讽刺，这种说法也许还算有趣（而且从长远看是有预见的），但毛姆却像一个老学究那样完全从字面解释它的意思，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读者可以自己看一下：从书架上取下《刀锋》一书。艾略特·谈波登（不是虚构的人物）被描写成一个“人缘好，人又神气，跳舞跳得不错，打枪不算坏，网球很好。”他花了较多的笔墨写他家的地毯和藏画。提到送花和送巧克力，似乎是一件绝密的社交事件，在开头几页中时有提到。“格雷戈里·布拉巴宗，空有一个好名姓，并不是个浪漫人物。”又来啦？席间，进来一个女孩子问道：
       “我们迟了没有？我把拉里带回来。可有他吃的吗？”
       “想来有吧，”布太太笑着说。“你按下铃，叫尤金添个位子。”
       “他才替我们开门的，我已经告诉他了。”
       这些对话何其罗嗦，不是吗？接下去不久，我们又认识了格雷·马图林，他“虽则个头高大，四肢五官倒也相称。假如脱掉衣服，一定是个很健美的男性胴体。”我们可以假想他脱光时，也许确实如此。
       在我重读《刀锋》之前，我特意没去查找爱德蒙·威尔逊针对《刀锋》那可怖的陈词滥调所作的一度非常出名的辩论文章，但我敢说没有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即使是戈尔·维达尔（注：维达尔（1925-）美国作家，作有《城市与支柱》，描写同性恋者与正常人的关系。）（他对地中海的别墅环境也很熟知）也不得不同意毛姆的成功原因，其实是他在为那些对英语作为悲剧或喜剧的载体一无所知的人们写作。我还想补充一点，群体需要不同的等级，而且一向如此，并且如果没有势利小人，没有出色的厨师、优雅的画廊和雅致的住房作为参照物，人们的期待就丧失了基础。但是那个老男孩确实表现出了宽容和耐性，并且设立了一项以他名字命名的奖励基金，鼓舞了不少年轻作家，其中就有金斯利·艾米斯。毛姆虽然自我放逐，他的社交生活和私生活也日益充满着烦恼，但他还是获得了皇家授予的荣誉勋章。但那是因为他“对文学的服务”而不是因为文学本身，而这两者是有天壤之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