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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巴塔耶与他有关色情的理论
作者:谈瀛洲

《译文》 2005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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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法国评论家、思想家、小说家和编辑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生于1897年,卒于1962年。他在一生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图书馆员是他终身的职业,但他的作品却不像他的职业所提示的那样冷静、刻板,处处流露出身经两次大战的欧洲人所感受到的动荡、暴力和痛苦。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理论著作《内在体验》(L"expérience intérieure,1943)、《冥想的方法》(Méthode de méditation,1947)、《受诅咒的部分》(La part maudite,1949)、《文学和邪恶》(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1957)和《色情》(L"érotisme,1957)。还有小说《眼睛的故事》(L"Histoire de l"oeil,1928)、《蓝天》(Le bleu du ciel)和《艾德沃妲夫人》(Madame Edwarda,1937)等。
       巴塔耶在法国中部城市里姆斯(Reims)长大。他的父亲因患梅毒,在他出生时即已双目失明,在他三岁时便已全身麻痹。在他十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因梅毒侵蚀到脊髓的极度疼痛,而无休止地发出痛苦的尖叫声,最后精神失常。他的母亲在这种折磨下,曾两次企图上吊与投河自杀。这些可怕的、悲剧性的事件,肯定在他年轻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1915年11月,因德军已迫近里姆斯,巴塔耶和他的母亲被疏散。他们被迫抛弃了他的父亲,后者最后死于1916年。
       巴塔耶的父亲不信教,死前拒绝让神父给他做最后的告解仪式。在家国的巨变中,为了替自己创伤的心灵寻求安慰,巴塔耶暂时成了天主教的信徒。1917年他加入了圣心神学院,打算成为一名神父或修士。但三年之后,他又失去了对天主教的信仰。在巴塔耶身上,一直有深刻的宗教感。尽管他最后不能信仰任何现成的宗教体系,但对宗教安慰、神圣体验的追求,一直贯穿于他的理论和虚构作品中。
       巴塔耶在1913年高中未毕业,就中途辍学。童年和少年时他都是个懒散的学生,后来突然勤奋了起来,考入了著名的巴黎文献学院,在那里他被训练成为一名专门管理中世纪文献的图书管理员。
       1922年,他周游了西班牙南部。他第一次看到了充满暴力和血腥场面的斗牛,并可能目睹了一场可怕的事故,在这场事故中,一头公牛的角撞碎了斗牛士的脑壳,挑出了他的眼睛。这一事件,有可能是他写作《眼睛的故事》的部分灵感来源。也是在西班牙,他开始憧憬去远方旅行,比如俄国和西藏。他开始热心地学习俄语和藏语,不久就放弃,但他终身保持着对西藏文化等不同于欧洲文化的遥远文明的兴趣。他后来的著作,比如《受诅咒的部分》,就体现了他的这种兴趣,因为对他来说,每种文化都代表着对人生问题的不同解答。
       1922年末,巴塔耶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谋得一席职位,同时开始研究哲学,尤其是尼采的作品。在自修哲学的同时,他常常光顾巴黎的妓院,以了解巴黎堕落的夜生活。色情一直是他的主要学术兴趣之一,在他身上色情的感受和宗教的感受联系了起来。在他研究色情的著作中,对性禁忌的越界,成了获得宗教的、神圣的、超越的感受的一种途径。
       这时,巴塔耶开始了与巴黎超现实主义者的来往。但他和当时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布勒东(André Breton)互相反感。1929年,超现实主义运动分裂,巴塔耶把与布勒东意见不合的人都团结在自己周围,并创办了《纪实》(Document)杂志,在上面发表和实践自己的艺术主张。布勒东认为巴塔耶有意跟他唱对台戏,在《超现实主义的第二篇宣言》中称巴塔耶为“庸俗的唯物主义者”和“排泄哲学家”,巴塔耶则反唇相讥,称之为“阉割了的雄狮”和“满口空话的宗教信徒”。
       1928年,他用假名“奥奇爵士”(Lord Auch)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色情小说《眼睛的故事》。这时他常常去听人类学家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的讲座。这些讲座开阔了他的视野。在他的著作中,尤其是《受诅咒的部分》,他常常会引用人类学的材料,来证明他的观点。
       战争爆发后,巴塔耶转而研究宗教内省,写出了关于神秘主义体验的著作《内在体验》和《罪人》,还有色情小说《艾德沃妲夫人》。1942年,因肺结核复发,他离开了国家图书馆,去法国乡下疗养,同时继续他的《受诅咒的部分》等著作的写作。在《受诅咒的部分》里,他提出了一种“一般的经济学”,打通了经济学和社会学、心理学乃至神学的界限。
       1957年他出版了《文学与邪恶》和《色情》这两部书,后者也许是他最精彩的理论著作。
       他在1962年7月8日去世。
       二、
       巴塔耶认为,色情是人类性活动和动物性活动之间的根本区别。人类性活动并不总是色情的,却经常是色情的。也就是说,人类的性活动常常和人类所特有的大脑皮层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其存在、对象、地点、时间等常受到各种本身与性无关的联想或判断的影响。使人产生性兴奋的东西是捉摸不定的。它常常产生于大脑一时的幻想。巴塔耶则试图在许多似乎是随意的东西背后找到普遍的规律。他把对乱伦禁忌的研究,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
       在解释关于乱伦的禁忌的起源时,有人提出最早的人类禁止乱伦,是出于优生学的原因,即他们认识到近亲通婚生出的孩子容易患遗传性疾病。但列维-斯特劳斯驳斥了这一说法。他指出,这种优生学的解释在西方到了十六世纪才出现,而最早的人类就有了关于乱伦的禁忌。
       其次,在研究原始部落关于乱伦的禁忌时,列维-斯特劳斯发现,这种禁忌的存在很普遍,但具体的禁止对象却似乎有很大的随意性。比如有的部族禁止堂兄妹之间的通婚,却鼓励姑表兄妹、姨表兄妹之间的婚姻;而有的部落的做法则与之完全相反。还有的部落鼓励姑表兄妹之间的通婚,却禁止姨表兄妹之间的婚姻;而有的部落的做法又正好与之相反。这些亲属关系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其亲近程度是完全一样的,却受到鼓励通婚和禁止通婚这样截然不同的对待。这就证明,最早的人类对乱伦的禁止,并非出于优生学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会有关于乱伦的禁忌呢?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这是因为原始的人类有建立起一种相互交换的网络的强烈欲望。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孤立的个人无法抵抗外敌和应付自然的威胁,而这种网络使不同的人群处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把他们团结了起来。关于乱伦的禁忌,也有建立起这种相互依存的网络的意义。这里存在着一种社会的契约,即男人把自己的女儿或姐妹嫁给别人,而别人也会把自己的女儿或姐妹嫁给他,这样就建立起一个交换的网络。但如果男人娶自己的女儿或姐妹为妻,那么也就没有了这种家庭之间的交流,也就建立不起交换的网络。
       但巴塔耶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他指出,人是一种否定自然、否定自身的动物。首先,他不是简单地接受天赐的自然(the given world),而是试图改变它。他制造出工具,生产出产品,创造了一个人类的世界。其次他否定来源于动物界的自身,不让自身的动物需求得到自由的满足。同时他还训练自身,让自己学会各种不是与生俱来的技能。因此,可以说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劳动和人对自身动物性的否定。
       巴塔耶认为,人类最基本的禁忌,都与否定他的动物性有关。在《圣经》里面,亚当与夏娃在吃了智慧之果后马上就对自己的裸体感到羞耻:这个神话故事说明,人一旦脱离了动物界,就开始了对他的动物性的肉体的否定。这种关于肉体的禁忌,同时也是一种关于性的禁忌。
       人们对许多禁忌的存在是那么地司空见惯,以致都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巴塔耶把人的禁忌分为三大类,即关于性、死亡和排泄物的禁忌。如前所述,在最早的人类中就普遍存在着关于乱伦的禁忌。这一事实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证明了人类在最初就对性有一种强烈的厌恶,而这种厌恶是动物所没有的。人类的生殖活动,提醒了他自己起源于动物,正是人对这一点的厌恶,造成了关于性的种种禁忌,乱伦的禁忌不过是其中之一。原始人类早期对生殖活动的厌恶、反感,使他们把性排除在集体活动之外,只能在私下和暗处进行。
       但人类又不可能全然否定性欲,不然他的种族就无法延续。所以,他只能定出一些禁忌,划定一些性禁止进入的特定领域。于是就有了种种关于所谓下流行为的禁忌。这种禁忌和关于乱伦的禁忌一样普遍存在,但这两种禁忌的对象同样也是多变的、不稳定的。
       巴塔耶指出,所谓下流(obscenity)是一种关系,是一个对象和人的头脑之间的关系,它并没有客观的存在。只有当一个人看见一种情形并认为它是下流的,下流才存在。但这类情形常常是可变的。比如裸体本身并不下流,它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下流。当时在法国,女人在海滩上穿游泳衣被认为是正常的,但在西班牙却被看作是下流的。但即使在法国,女人在城市里穿游泳衣也被认作是下流的。
       三、
       在《色情》一书里面,巴塔耶系统地提出了他关于色情的理论。他指出,色情是人类内心生活的一个方面。但我们并不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总在追求一样外部的客体,但这一客体是和我们内部的欲望相对应的。对这一客体的选择,总是取决于主体的品味。起决定作用的经常是女人的无法把握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一种客观的品质;只有她在打动了我们的内心的情况下,我们才会选择她。即便一个人的选择在实际上会和大多数人的选择相同,但实际上人类选择还是跟动物不同,它取决于极为复杂的内心活动。人类色情和动物的性的区别就在于它和内心生活有关,而动物却并没有内心生活。
       人类的性活动并不总是色情的。人类的性活动和动物的性活动不同的方面,才是人类的色情。
       早期的人类为了生存制造并使用了工具,也就是说,通过劳动,他们把自己和动物区分了开来。与此同时,他们发明了对自己的行为的各种各样的限制,也即禁忌。这些禁忌可能主要是关于死亡的,但也可能是有关于性的。从早期人类的墓葬,我们可以得知他们对待死亡的态度,但他们关于性的禁忌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从他们留下的工具,我们可以判断他们确实开始了劳动。劳动顺理成章地会引起人类对死亡的特殊反应,因此我们也可以假设人类关于性活动的禁忌也是起源于劳动。人类通过劳动,通过对他自己的有限寿命的理解,通过从无羞耻的性到有羞耻的性的过渡,脱离了动物界。
       但巴塔耶说,他并不想把色情称为人类的一种特殊活动,这样的话他就是在对色情进行客观的定义。他的目的是把色情看作人类内心生活,甚至人类宗教生活的一个方面。科学家从人的外部来研究人,比如一个解剖学家的解剖大脑。但巴塔耶要研究的是人对色情的主观体验。
       西方神学家在谈到宗教的时候一般指的是基督教,但巴塔耶所说的宗教并非某一种宗教,而是总体意义上的宗教。他所关心的并非是某种特殊的仪式、教义或信教的人群,而是所有宗教都想解答的问题。他认为,色情和宗教的领域并非毫不相干。而基督教通过反对色情,事实上谴责了多数的宗教。在某种意义上,基督教可能是最没有宗教味的宗教。
       巴塔耶指出,劳动与理性的世界是人类生活的基础,但劳动并不能吸引我们的全部注意,我们也并不是所有时候都服从于理性。人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建立起了一个理性的世界,但在他身上还是涌动着一条暴力的暗流。自然本身就是暴力的,不管我们变得如何理性,我们都可能重新为一种暴力所掌握,这种暴力不再属于自然,而是属于一个理性的生物,尽管他想服从理性,但还是屈服于内心的无法抑制的冲动。
       在自然和人心之中存在着一种骚动,它总是要超越限制,永远只能部分地服从于秩序。我们一般无法理解它,但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处于它的掌握之中。覆载我们的宇宙,并不服从任何理性的目的。
       在我们的生活领域之中,放纵的表现在于暴力战胜了理性。劳动要求我们有理性的行为,要求我们的努力和生产的效率成正比。我们在节日和游戏之中发泄我们的冲动,但这些冲动的行为不能发生在工作时间,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劳动了。所以,正是劳动导致了对人类冲动的压抑。
       在多数时候,劳动是集体的人关心的事情。因此,在劳动时间之内,这一集体必须反对那些有感染性的冲动,因为如不加限制,并将发展为不可收拾的集体放纵也即暴力。因此,部分地致力于劳动的人类集体必须拥有禁忌,不然的话它就无法成为劳动的集体。
       巴塔耶指出,人类的禁忌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关于死亡的禁忌,一类是关于性的禁忌。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开始,人就开始有埋葬死者的风俗了。即便在今天,埋葬死者对人类来说仍是一种宗教性的行为。
       埋葬死者的风俗即是关于死和死者的禁忌的一种表现。这种禁忌很可能即起源于这种风俗。它的产生和劳动的开始是重合的。它表明,人对人的尸体和其他物体,比如说石块,做出了一种根本的区分。在今天,做出这种区分的能力,仍是人和动物相区别的基本特点之一。人类注意到了从活体向死尸的过渡。从一具尸体上面他看到了自己的最终结局。它证明了存在着这样一种暴力,它不仅毁灭了一个人,而且最终将毁灭所有人。关于死亡的禁忌使人与暴力之间保持了一段距离。
       在原始人的想象中,劳动和理性的世界与暴力的世界是相对立的。死亡就像一种无秩序的状态,它和有条不紊的劳动是不同的。原始人可能认为,劳动的秩序是属于他的,而死亡的无秩序是超越了他的,它使他的努力付诸东流。劳动的运动、理性的操作对他来说是有用的,而无秩序或暴力的运动却毁灭了有用的劳动为之服务的那个人。劳动使一切服从秩序,而人通过与劳动的认同,脱离了暴力。
       但暴力和意味着死亡的暴力拥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死亡的恐怖驱使我们远离它,因为我们向往生命;另一方面死亡中隆重而又可怕的因素又使我们感到着迷,让我们感到深深的不安。巴塔耶感兴趣的正是死亡的这种双重性。
       四、
       巴塔耶认为,相对于劳动而言,性活动是一种形式的暴力,作为一种自发的冲动它可以干扰劳动。换句话说,致力于劳动的人群,不能在工作时间为性冲动所左右。因此,有理由认为,从有劳动开始,就对性自由有了某些限制。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在死亡和性交面前感到局促和羞愧。这种局促和羞愧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程度不同,但无论如何人的反应总是和动物不同。
       关于性的限制,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有很大的变化。裸体曾在西方受到相当严格的普遍禁止,但在现代这种禁忌又有所松动。关于性的禁忌有可能发生变化这一点并不说明禁忌是随意的,它反而证明了这些禁忌尽管可能转移重点或发生一些浅表的变化,但其深层的意义是不变的。我们内心之中限制性自由的禁忌是普遍与总体的;具体的禁忌则是它可变的各个方面。巴塔耶认为,把一个具体的禁忌,比如关于乱伦的禁忌孤立起来,在它的总的基础之外去寻找它的意义是荒诞的,应该把它看作是关于性的总体的禁忌的一个方面。
       巴塔耶认为,关于乱伦的禁忌满足了这样一种需求,即用规矩来限制这样一种暴力,对它如果放任自流,就会扰乱人类社群必须服从的秩序。
       但巴塔耶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指出禁忌的存在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他所更关心的,是超越禁忌的越界(transgression)。他指出,没有一条禁令是不可以被违反的。越界经常是得到允许的,甚至是规定的。比如尽管人类社会有关于杀人的禁忌,却并没有禁止战争。他说,如果我们要理解禁忌对逻辑的无动于衷,我们就必须考虑到禁忌的非理性性质。我们甚至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听上去有点荒唐的论点:“禁忌的存在就是为了被违反。”
       巴塔耶认为,关于禁忌存在着这样一条基本的真理,即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得到遵守。打破限制的诱惑总是存在。被禁止的行为带上了一种在它被禁止之前所没有的特殊意义;恐惧扩大了它和我们之间的裂隙,给它戴上了一圈兴奋的光环。
       “禁忌的存在就是为了被违反,”说明了为什么普遍存在着的关于杀人的禁忌,却并不反对战争。巴塔耶甚至认为,如果没有关于杀人的禁令,战争就会成为不可能与不可想象的。没有禁忌的动物,就从未把相互之间的争斗,发展为有组织的战争。归根结底,战争是攻击冲动的集体组织。和劳动一样,它是由社群组织的;和劳动一样,它也有一定的目的。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说战争和暴力是相互冲突的。战争是有组织的暴力,但它还是暴力,是一种有理性的生物所使用的暴力。
       如果越界没有这种有限的性质,那我们就会回到动物的暴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组织的暴力和禁忌一起塑造了人类的社会生活。经常地、有规律地发生的越界并不影响到禁忌的无形的稳定性,因为越界本来就是禁忌的预料之中的补充,正如爆炸之于压缩一样。
       越界是对世俗世界的补充。它超越了后者的局限,但并没有毁灭后者。人类社会并不仅仅是一个劳动的世界。它是同时由互为补充的世俗与神圣的世界组成的。世俗的世界是禁忌的世界。神圣的世界依赖于有限的越界行为。它是神、狂欢与至尊统治者的世界。
       巴塔耶不仅是一位理论家,他还是一位色情文学的创作者。在他的作品中,他实践了他的这一思想,即色情并不或并不仅仅在于动作,而在于人的内心,在于对“越界”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