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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黄昱宁
       文：[英]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
       本文辑录了一组阿兰·德波顿近年来为英报刊杂志写的专栏，未收录于他的任何一部著作，标题为译者所加。通过这些文字，我们既能捕捉到引发德波顿撰写某些作品（如《旅行的艺术》）的原始动机，也可以领会这位“英伦才子”对于日常生活纤毫入微的观察力和感受力。
       （一）
        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像不去度假的决定那样，如此迅速地招来他人的猜疑。“你真的哪儿都不去吗？”人们问的时候疑惑不解，甚至在某些场合还会怒气冲冲——就好像我这非同寻常的消夏计划对他们众所周知的将在托斯卡纳度假两周的安排构成了某种公然的威胁。不过，今年我已经作出决定，要对下文中的那个反问句详尽探讨一番——每当我们许多人在结束了一段饱受折磨的异国旅行之后（脚趾间还夹着巴巴多斯或布列塔尼半岛的砂子）钻进自家舒适宜人的围栏床，便会这样问：待在家里不是更好吗？此话说来容易，但现在我要追根寻源。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探求，乃是受到了法国文学中比较讨人喜欢的作家之一——塞维尔·德·梅伊斯特的启发，他写了一本古怪的小书，名叫《我的卧室之旅》，全书内容不外是叙述一个人游遍卧室的旅程（此书于1970年在法国初版时大获成功，以至于德·梅伊斯特不久就乘势跟进，推出《窗台之旅》）。这本书讲了一个冗长而粗糙的故事，巨细靡遗地描述了你可能在一间平常卧室中看到的——只要你做好准备，以足够细致的态度去观察——所有古怪而奇妙的东西。故事中所蕴涵的哲理是：如果你睁大眼睛，那么你自己的卧室，当然还有你本人在伦敦生活的区域，都可能像所有那些我们在书本上读到的遥远的地方一样有趣，这种念头足以让可怜的英国航空公司脊梁骨上直冒凉气。你只须把大多数旅客游览伦敦时的兴奋劲与大多数本地居民对此处的厌倦情绪拿来对比一下，就能发现德·梅伊斯特无疑对某些问题洞察秋毫。地方始终是同一个。那么旅客与居民的心态有何不同？旅客是作好了准备要对凡事感兴趣的。他们什么都会注意。他们给了伦敦一个机会。而我们对于本地的期望却较为拘泥。我们之所以确信自己对周遭所有的趣物逸事已了然于胸，主要是因为在该地区居住甚久。似乎当我们在某地居住十年甚或更长时间，就不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玩意了。我们渐渐熟视，终致无睹。所以，今年我将这样度假：在我自己呆的城市里转一转，就好像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来到这里一样。
       （二）
        说到我的住所，如何描述其具体方位，着实是一个社交雷区。严格地说，我住在“哈默史密斯区”和“谢泼兹布什区”之间，“布鲁克格林区”的正北。可是，不管怎么去描述它，人们总是动不动就把你当成一个骗子。日前某一天，我告诉某人我住在“谢泼兹布什区”。“废话，别故意装出一副无产阶级的样子，你明明是在势利的‘布鲁克格林区’嘛，”他答道。可是几天之后，当我按照这种说法给别人留地址时，对方当即打断，“你这个净想攀高枝的家伙，你就直说了吧，你住在‘哈默史密斯区’。”以后再描述地址我可能得求助全球定位系统了。
       （三）
        旅行中颇具喜剧色彩的特征之一也许可以称之为“假日火气”。它通常都是由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挑起的：谁忘了带房间钥匙？防晒霜的盖子跑哪儿去了？转瞬之间，又是甩门，又是落泪，又是“我他妈的回家了”（抑或你们家要冷静一些？）。通常怒气都是在诗情画意的地方——在帕台农神庙（苏格拉底就是在这里宣讲哲学的）前，或者在蔚蓝的海边一座豪华旅馆里——发作的，两者形成强烈反差，使得这一切宛如一场喜剧。“假日火气”是一种令人羞辱的暗示，说明要寻求快乐是一项多么棘手的任务。如果我们在家里郁郁寡欢，可以抱怨天气糟糕，可以怪罪建筑难看；然而，当我们置身于热带岛屿，我们终于省悟（在湛蓝天穹下一座椰树屋里大吵一场之后）：天空的形态也好，住宅的样貌也好，就其本身而言，都是既无法保证带给我们快乐，也不能诅咒我们陷入悲苦的。仅仅靠阳光明媚的天空和舒适宜人的饭店是不足以得到快乐的——“假日火气”使这一点凸现无遗。我们是否能通过商品的外观审美或内在实体汲取快乐，似乎关键要取决于：在此之前，一系列更为重要的情感或心理需求（其中包括对理解、爱、表达和尊重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当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倾心相许的情感里充塞着无法沟通和互相憎厌，那么，旖旎的热带花园和迷人的海边木屋将不会——将无法——令我们开怀。
        我们在度假时做的另一桩荒唐事就是照片拍得太多。我们一旦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处风光优美的所在，就想让这份体验凝固下来，于是掏出照相机（或者，更糟糕，买一只木刻骆驼或一条绣花茶巾）。可是，在此之后，理所当然地，我们就不会真真切切地观察身处的环境，照片印出来以后也很少会好好看一眼。如果想从这种困境中挣脱出来，不妨从十九世纪英国评论家约翰·拉什金那里寻求一些启示。他致力于写作的年代，恰逢摄影术兴起，对于这种新潮流，他激烈反对。他辩称，我们都应该学习绘画来取代摄影。他的观点是：如果你试着去画一点什么，无论画得多么潦草，你都会立即被迫仔细观察，而这样的观察方式，要不是为了画画，你是永远都不会采用的。通过一丝不苟的观察，你渐渐学会欣赏事物实实在在的形态。他告诉我们，比方说，其实大多数人连一棵树都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子，可我们却会说，“我想到印度去看泰姬陵。”一派胡言，拉什金说，应该先学会如何恰当地看一棵树，然后，也许可以进一步观察你自己的房子，如是，年届九十之际，也许你可以准备好国会大厦之旅了。在我们这个旅行过度而观察不足的年代，我们真该听听这句醒世箴言。
       （四）
        鉴于作家们只有坐在书桌前工作才会真正感到快乐，所以他们在出门替一本书作巡回宣传的时候得到的补偿之一便是这样一个念头：至少可以有时间看一大堆书了。毕竟，那些花在长途飞行和火车上的时光，以及孤零零地呆在旅馆房间里的夜晚，都是需要打发的。无怪乎大多数作家，包括我在内，离开家的时候都被随身带的书压弯了腰。
       不幸的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借助奥尔多斯·赫胥黎最精妙的阐释来说明——与上文中所提及的在巡回宣传中阅读有所不同，赫胥黎谈论的是纯粹的旅游途中的阅读。“所有的旅客都怀有一种幻想，”赫胥黎在1925年发表的题为“适合旅途的书籍”一文中写道，“他们以为自己能匀出时间，在旅途中大量阅读。他们设想自己会在一天的观光游览或舟车劳顿之后，孜孜不倦地翻阅那些高深的大部头著作，而这些书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是没时间啃的。他们开始为期两周的法兰西之旅时，随身带上《纯理性批判》（康德哲学著作——译者注）、《现象与实在》（注：布拉德雷哲学著作——译者注。）、《但丁全集》和《金枝》（注：英人类学家弗雷泽经典著作——译者注。）。临了回到家，他们赫然发现，自己只看了不足半章的《金枝》和《地狱篇》的头五十二行。”
       自印刷机发明以来，那些最热爱书籍的人总是被一个尴尬而荒谬的念头折磨着：这世上的书实在是太多了。私下里，这些书虫甚至不无怀恋地回首昔日手抄笔录的时代。彼时，只须到中年以后，教养良好、藏书丰厚且没有太多紧迫事务缠身的人都能令人信服地达到这样一个目标：他们什么书都读过了。如果我们为自己曾经淹没在书本中的岁月扼腕悲叹，也许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智慧和感性的提升，并不是靠读书多多益善，而是凭借阅读几本精心选择的书籍并逐步加深理解来实现的。然而，如今随着新书层出不穷，随着出版商故意让我们觉得自己阅读量不足、让我们对几本著作日益忠诚的愿望受挫，这种耐心地将精力集中在几本书上的企图变得愈发艰难。现代书虫总是会被一种讨厌的阅读量不足的感觉所困扰，到一家图书馆或者大书店里转上一圈，由此而生的的沮丧一点都不比兴奋少。
       也许，想要在巡回宣传中卓有成效地阅读，其关键就是欣然接受事实：既然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读完所有的书，那么，当我们定下在中西部旅游一周的计划时，就不要把整套整套的托尔斯泰和乔伊斯塞进行李箱了吧。赫胥黎提出一条相当聪明的建议，用来抵消企图将书读遍所带来的压力：在旅途中我们只要读格言就够了。按照赫胥黎的说法：“每条格言只要花一分钟就能读完，却能供你的思绪反刍好几个小时。”赫胥黎提议，马塞尔·普鲁斯特有一条妙语也许可以帮你打发从伦敦到巴黎的时间：“毫无疑问，就滋生爱意的理由而言，一个人的魅力通常还抵不上一句类似于‘不行，今晚我没空’这样的话更能奏效。”我这里还有一句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话：“很少有人在缺少谈资时会不把朋友的私事多抖搂出一点的。”沿着东海岸转悠的时候，这句话够你消受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