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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年前，乔治·桑诞生；五十年前，柯莱特过世。两位作家，两名女性，深刻地标志了她们的时代，长久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今日的女性受益于她们的地方很多。
       今日，乔治·桑与柯莱特还留下些什么？可惜只是一些不真实的形象！“诺昂的好夫人”乔治·桑尽管生平著作丰富，常读的只剩下三部田园小说：《弃儿弗朗索瓦》、《小法岱特》和《魔沼》。柯莱特是个迷失巴黎的外省人，被贬为乡村抒情小说家(《克洛迪娜的家》、《野兽的对话》......)。做出这样定论的理由何在？她们放浪形骸的生活经常被漫画化，连带她们的作品也遭到损害。此外，她们的著作被日益曲解，人们把她们当成乡土小说家，读者逐年减少，仅在她们家乡的几座中学里还拿她们作为研究教材。
       她们的著作在大学里出现同样的失宠现象。著名社会学家、家庭计划创始人埃芙琳·絮勒洛，毫不犹豫地宣称自己讨厌阅读她们的作品，她认为：“时代局限性太明显，很快就过时了”。她还说她可怜“那些人为了乔治·桑二百周年诞辰不得不‘硬着头皮’啃《印第安娜》和《莱丽亚》，多辛苦啊!”前文化部长让-雅克·阿依亚贡，徒然说乔治·桑是“杰出的自由人物”，他愿意恢复她“民族作家”的地位。
       实际上，我们没有足够认识到这位女小说家怀着多大的勇气去打破她那个时代的禁忌。柯莱特同样如此，跟我们这个时代完全合拍：自我欣赏，对公众事物缺乏兴趣，在提倡性感与情感的社会里寻求绝对幸福……她逝世才过了半个世纪，我们难道已经忘了柯莱特肯定是二十世纪最具现代意识、最有创新精神的一位作家吗？
       在今日妇女需要继续捍卫的成果中，有很大一部分受惠于乔治·桑和柯莱特，这两位不同凡响、不同时代的女小说家，知道如何去冲破时代的樊篱，获得自由。
       一、写作自由与经济独立
       乔治·桑与柯莱特首先是两位大小说家。我们不必羞于说是她们奠定了“女作家”的地位。她们热爱自由，渴望独立，为获得自立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她们搞写作不是为了履行天职，而是为了谋生；那时写作是不具备技能和社会地位的妇女才去做的工作。乔治·桑在她的自传《我的生活故事》中写道：“我会干各种各样的活，其中写作无疑是让我最有成功机会的行当，说白了，就是挣口饭吃。”
       她那时还叫奥罗尔·杜平，杜德旺男爵夫人，遇人不淑，没有其他选择，1831年只好奋不顾身投入写作，目的是为了摆脱一个毫无情趣的丈夫(加齐米尔·杜德旺)以及诺昂死气沉沉的生活。
       柯莱特二十二岁时被第一任丈夫维利逼着从事写作。他由于利欲熏心，1895年逼她把童年回忆写在纸上，修饰改动一番后，到出版商那里兜售。他还把创作权据为己有，《克洛娜》系列作品长期署了维利的名字。柯莱特自己也帮着蒙骗，这事全巴黎都知道，她就是闭口不谈。
       后来两个人离婚，她的一切著作权都被前夫侵吞。柯莱特依然照维利写作车间的魔鬼节奏写作，每年发表一部小说，惟一的目的是要活下去。1921年，她给弗朗西斯·卡尔科的信中说：“我从记忆和想象中挖出一册短篇小说，就像土方工人那样辛苦，这项工作真恶心!”她极端厌恶，以致一生都劝女儿选择一个“真正的职业”。
       经济独立，是乔治·桑和柯莱特靠着一枝笔，做出许多牺牲才换来的。这两个人要是可能，都爱过另一种生活。柯莱特对朋友玛格丽特·莫勒诺说：“我讨厌写作。我情愿过我在这里过的这种疯狂奢侈的生活，赤着脚，穿着褪色羊毛内衣和一件旧上衣，吃许多大蒜，随时可以洗澡。”至于乔治·桑，她无疑更喜欢旅行，参观画展，看木偶戏，听音乐，要不就是......“自制果酱”。她在《我的生活故事》中说：“我的职业令我厌烦，一天不下十次听人提起我乐意阅读的严肃作品，或者，我乐意亲眼看到的什么东西。然后，我的朋友来了，我怪自己没有好好招待他们，在他们当中有时会心事重重。”
       随着时间推移，这两位女小说家才对自己的工作开始感兴趣，把它当作一项“真正的职业”，才把各种想做的事安排妥当。显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法兰西学院常任秘书海莱娜·卡莱尔·唐可斯认为乔治·桑是一位现代女性，“是不拘俗礼的人，既是个持家的淑女，又是个开放的女子”。
       二、精明的女商人
       她们有获得经济独立的意志，还有全面了解出版企业运作的知识。在这个以男性为主的出版界，她们知道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是一场激烈的斗争，后来为乔治·桑与出版商斡旋的文学代理人尚达尔·波米埃说：“乔治·桑毕生要在出版商面前保护自己的权益。她为自己的作品订出巨额总价，甚至要求生病期间也得有报酬。”
       柯莱持也是强硬的谈判高手。她迅速成为根据销售量抽取最高版税率的作家。当法亚尔对她说安德烈·纪德要求的稿费只及她的四分之一，她针锋相对地反驳：“这是安德烈·纪德不对。名作家这样做，别的人还能得到什么，不是要挨饿了吗？”那个时代的文学界女人没有地位，只有乔治·桑和柯莱特最终被大家接受。乔治·桑在圣伯甫创立的玛尼聚餐会上讨论哲学与宗教，而柯莱特是龚古尔文学奖吸收入评委中的第一位女性评委。
       三、兼顾工作和妇女生活
       做到工作与家庭生活两不误，这在那个时代是无法想象的。这两位女作家拒绝放弃任何一项。她们要过多重生活，在一个敌视女性自由的社会里当妻子、情人、母亲。此外，也因为她们有家庭责任感，才为此而奋斗。她们不停写作，是为了支付女儿的养育费，保证她们受教育，今后可以自由生活。
       1927年7月，柯莱特在给女儿的一封信里表示如下的担忧：“你将来会当什么呢？你将来会做什么呢？你不久就要找工作了，前途却很不明朗。”失败的话，女孩最后被人供养，当别人的金钱奴隶。这是有损颜面的事，乔治·桑把这比做卖身。当女儿依靠丈夫过日子时，乔治·桑就是这么训斥她的。
       糟糕的是，她们可以容忍相反的情况！这两个女性一辈子养着她们的丈夫、情人、生平知己，那些男人经常由于无能(或缺乏毅力)，也由着让她们负责日常开支。这两位女性为了自己的自由，也为了她们亲友的自由，任劳任怨地工作。乔治·桑向她的朋友福楼拜说过知心话：“我那时写作，是为了弥补我认识的笨蛋的愚蠢，或减轻他们的贫困。”
       四、性自由
       有无拘无束、毫无禁忌的创作自由，也有随意的生活自由，乔治·桑和柯莱特是这方面的开拓者。柯莱特在《葡萄卷须》中写道：“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要演哑剧，甚至喜剧。要是内衣妨碍我的动作，显不出我的身段，我可以光着身子跳舞......我要钟爱哪个爱我的人，把我在世上拥有的一切都给他：我不容分享的身体，我温柔的心，我的自由！我要......我要！......”柯莱特一切都要：性享受、自由、幸福。高兴时可以俯首帖耳，但选择则由她来做。所以她有过三个丈夫(那个时代，连离婚也不被接受，还要受到强烈谴责！)，一大串男女情人。
       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巴黎进入了疯狂的年代，女性闹同性恋成为时尚，肉欲横行，男女变性引起丑闻，红磨坊舞台上肆无忌惮地出现热情表演。柯莱特在管风琴尖锐的伴奏声中，在台上跟德·莫尔尼公爵夫人情意缠绵地亲嘴，小报如获至宝，惊动了警察前来封门禁演……柯莱特什么都敢做！台上如此，生活中也如此。她爱和比她年轻的男人上床。有时候，年龄差距达三十岁。前夫的儿子贝特朗·德·若弗纳尔年龄才十六岁，她亲自对他进行情感教育和性教育。有人为此而谴责她，这位女小说家带着难得失去的从容镇定回答：“年龄的差别我不在乎，蠢人的意见我也不在乎。”
       乔治·桑只结过一次婚，却私情不断，经常跟名人交往，在报纸上闹得沸沸扬扬。诗人阿尔弗雷德·缪塞，“我的孩子阿尔弗雷德”；钢琴家肖邦，“我可怜的宝贝儿子”；或许还有《卡门》的作者梅里美，“这个爱情魔鬼”。当她激情告白或约会情人时，言语相当直白。她与缪塞经常交换带暗语的书信，这是人所共知的。在一封信中乔治·桑对缪塞说：“我很动情地对您说我始终有种要让人干的强烈欲望，我多么愿意这是为您而有的。我准备向您献出我的下身，您若愿意看到我一丝不挂，就上我家来吧。”
       乔治·桑和柯莱特还经常三人欢聚，如果不是由她们规定游戏规则、选择伴侣，那事情还不算做得太出格。她们在各自的时代，还具备史无前例的要求女性性趣的勇气，还把它作为小说主题。本来属于隐私的事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公共领域。乔治·桑在《莱丽亚》里提到女主角的性冷淡、失意和不满足，最终提到了女性快感，这招致强烈的非议。
       当时要抵御四周的敌视，这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批评家杀手的攻击，仇视女性的詈骂......她们对此习以为常。朱尔·巴贝·多勒维利亚在《宪法》中写道：“乔治·桑为了更好地做男人，扑灭自己心中的基督教信仰，推翻婚礼和死亡的祭台，让这种可怕畸形的哲学思想糟塌自己的天才，最终也使它变得愈加丑陋不堪。”柯莱特以后也没逃过这类严厉的谴责。1920年《宝贝》出版时，评论家让·德·皮埃尔弗认为：“柯莱特是凭本能写作的小说家，走入了智慧的黑夜，一切文化的末路，最终沦为如同野兽的绝对贫困。”她们俩的著作，都饱经检查机关大刀阔斧的删减。她们的作品引起争论，被一般人认为是不道德的。乔治·桑的作品还在1863年还被教会列为禁书，停止在报刊上发表。1860年，一名少女被判杀害儿童罪，检察官毫不犹豫把责任推到乔治·桑的小说上。在当时，小说艺术仅被看作危险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文艺。当《克洛迪娜当家》出版时，反对妇女解放的参议员贝朗杰有意起诉柯莱特。按照克洛德·弗朗西斯和费南特·贡蒂埃的说法：“克洛迪娜比英国妇女参政运动分子还要危险，因为，她们要求的是选举权，而她要求的是欢乐权。”
       在柯莱特的作品中，《克洛迪娜》系列作品不是那些正人君子攻击的惟一靶子。玛丽娜·朗巴赫说：“有人决不原谅柯莱特发表《这些——纯洁与不纯洁的——快活事》。女小说家1954年逝世时，雅克·洛朗在《巴黎妇女报》揭露她是那个在‘茜多妮花园的大黄叶里放了炸药’的女人。”
       五、政治自由与男女共享权利
       乔治·桑与柯莱特不断要求摆脱她们的性别束缚，这是为了要拥有和男人一样的平等地位。乔治·桑穿着男式套装，戴了呢帽，叼雪茄，这个形象谁都不会忘记。可是，她不是要模仿男人，主要因为这身勇敢的男扮女装可以让她混入人群，避人耳目，坐到禁止女性占用的剧院正厅座位上。我们不妨想一想，当时她穿长裤还需要一份批准书呢。这两位女作家还很自觉地、很乐意地说自己是“两性人”，柯莱特对圣-约翰·佩尔斯说：“我很幸运是半个女人。”一旦注意到她们的男性气概称她们是男性化的女人时，她们又不愿意承认。
       她们追求的只是男女共享的权利，拒绝被当作工具使用；她们要做艺术家，却不要故意提及她们的性别问题。乔治·桑的《我的生活故事》是第一部女性的自传，令人看到她用艺术家的目光，而不是用女人的目光，来看待她的人生、她的世纪，如此以来，对她自己的精神生活也提供一份独到的见解。
       乔治·桑还踏入了当时专门由男人操纵的领域：政治。女性史学家米歇尔·贝洛说：“在十九世纪，女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乔治·桑紧叮这个问题不放。她的做法可以是个范例，一条道路。但她的个性自相矛盾。乔治·桑认为女人在有政治权以前必须有公民权。她们应该是自主的个人，然后再变成公民。”
       实际上，她保卫民法，却又攻击公民权。她是坚定不移的共和派，却又不鼓励女人进入议会——这给她引来不少非议。由欧叶妮·尼博叶创办的《妇女之声》报，1848年曾建议乔治·桑作为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这对霸占选举权的男人无疑是一个挑战，乔治·桑却拒绝了。她认为这个提名“很荒唐”：“那些说什么她们有时间既当议员又抚育孩子的人，自己都没有抚育过孩子，否则，她们会知道这是行不通的。”
       然而，她还积极争取婚姻中的女子平等权利，向少女提出忠告。马蒂纳·莱德说：“她每部小说描述的女主角，个个都是和同她们平等的男人结婚的。女人和男人是平等的，条件也是相同的。这是乔治·桑的主导思想，她的理想社会主义。她的理想主义来自她提出了一个问题，同时又提出一个解决办法，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柯莱特的见解比较简单，她的女主角朱丽·德·卡内安如是说：“我不对战争说三道四。对战争说三道四，这不是女人的事。”柯莱特在介入问题或政治见解方面从来不算出色，她承认“什么都不懂”，一方面，嫁了个犹太人莫里斯·古德盖；一方面，在一份亲德的报刊上写文章。柯莱特这上面做的荒唐事何止一桩。
       
       六、女权主义先驱
       美国评论界提到柯莱特时，推举她为女权运动的先驱。然而，她在1901年曾大肆谴责：“英国妇女参政运动分子令我厌恶。如果法国也有女人想模仿她们，我希望有人让她们明白这在法国行不通。你知道这些争取女子投票权的人要的是什么吗？鞭子和后宫。”大家一致同意，这位女小说家憎恨一切结党营私的事，即使是为了一桩高尚事业也不干。弗洛朗斯·蒙特莱诺感叹她“对她的同时代人缺乏团结意识”。
       乔治·桑也是如此，她不参与妇女运动，却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在大西洋彼岸，有人积极肯定乔治·桑作品中的颠覆性；活跃的“乔治·桑联合会”女主席安娜蓓拉·里亚说得很明白，要用时代眼光去阅读她的作品，不要从中去寻找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
       那么为什么要把她们的名字往妇女运动上去靠呢？那是因为，她们是妇女长期寻找自由与解放的榜样。有多少女性曾成功地摧毁那么多堡垒？今天有人问女权主义者都跑哪儿去了，妇女权益依然极受漠视的时候，阅读乔治·桑与柯莱特的著作仍旧很必要。这两位女小说家知道去通过生活小事打破桎梏，去解放女性，从而，获得生活的自由。
       小事情可以写成大作品。
       专家评论
       乔治·桑要求男女平等权利
       从她的要求(女性自由，行动自由；她的愿望持久的爱情婚姻，物质与精神独立)来说，乔治·桑是我们的同时代人。她穿长裤，因为它们实用......也有象征意义：她拒绝被束缚在一个性别内！
       为女人争取与男人平等的权利，这是她一生中头等重要的斗争。乔治·桑在她的书信和小说中，不停攻击《拿破仑法典》，由于法典确立父亲对家庭、妻子和孩子的绝对统治。性别是平等的，她要求两性的权利也平等。她反对确定荒谬的两性差别，她宣扬两性一致!
       她的作品看不到了，因为它是极端反女权主义者的靶子。左派分子责备她诋毁巴黎公社，也把她作为靶子，其实他们应该支持她。然而大家没有意识到她的作品主要是文学作品，她要创造人物，让人物去体现一个新身份。
       ——巴黎第三大学历史学教授米歇尔·贝洛
       乔治·桑既自由又团结
       在自由与团结两者的特殊组合上，乔治·桑比古今任何一位女性都做得好。既要当作家，又要当情人，当母亲，当热切关心时代问题的女公民，即使在我们今天要做到这些也不容易。她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但是她也是在为别人做；首先从物质上来说，写作可以让她抚养孩子，雇佣人，供应情人和朋友；然后从哲学意义来说，她把构思文学作品，当作灵魂教育的一个高尚形式。
       她拒绝一切的篡改删节。对她来说，“把孩子跟洗澡水一起倒掉”，提都不用提。她看重肉体的欲望，也看重精神的欲望，不需要像后来的波伏瓦那样贬低物质生活。乔治·桑的书让我一读再读的是她与福楼拜的通信集，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表现出了人文和政治的智慧，还有不凡的享受幸福的能力！在女权运动斗争方面，除了谴责她那个时代的婚姻法，坚持对少女的教育，我还要说的是乔治·桑本人就是妇女力量的光辉明证，仅以她的存在即可推动她们的斗争前进。
       ——小说家、散文家南茜·休斯顿
       自从我读上了柯莱特，我就放不下了。不久前我为“法国文化”电视栏目改编了《流浪女》。她的文笔无比奇妙，几近阿辛博尔(意大利画家，1527-1593)的风格主义!我欣赏柯莱特对大自然的那种异教徒式的、明确、陶醉的目光。她使我想起了那些要把看到的东西转移到画布上的风景画家。
       “柯莱特的生活？我才不管呢!艺术家的私生活引不起我的兴趣，除非其中有什么在她的作品中冒了出来。据说柯莱特自私自利，是个坏母亲，这不是问题，我寻求的是在艺术生活中指导我的人，不是良心导师。我追慕她的艺术风格，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柯莱特有种儿女般的亲情。”
       对我来说，柯莱特代表创作自由，多于妇女自由，虽然她选择了一种允许她艺术自由的生活。她身上最重要的这种奋发力量，这个“什么东西”给你推动，给你写作的欲望。我发表了评论文章(《柯莱特，像植物园，像动物园》)，又写了一则短篇《她使大山摇晃》，一个发型奇特的少女的故事。
       ——小说家、诗人雷吉娜·德当贝尔
       乔治·桑年表
       1804年7月1日，生于巴黎，本名奥罗尔·杜平。父亲死于1808年，她被送往诺昂，由祖母抚养。
       1822年，奥罗尔·杜平与加齐米尔·杜德旺结婚。生有两个孩子，莫里斯(1823)和索朗杰(1828)。
       1831-1834年，奥罗尔爱上作家朱尔·桑杜，离开诺昂和丈夫，迁居到巴黎。她与桑杜合写《粉色与白色》，后来以乔治·桑笔名发表《印第安娜》和《莱丽亚》。这个时期直至1839年，常与作家巴尔扎克、画家夏庞蒂埃、音乐家李斯特和他的情人玛丽·达古来往。
       1833-1835年，与阿尔弗雷德·缪塞过从甚密。
       1836年，与桑杜在法律上分居。
       1838-1847年，与肖邦过从甚密。发表《康素爱罗》、《波丽娜》和《魔沼》。
       1843年，参加政治活动，拥护第二共和。六月暴动的镇压使她震惊，逃到诺昂避难，在那里写政治小册子，也写田园小说，如《弃儿弗朗索瓦》和《小法岱特》。
       1850年，雕刻家芒索当上乔治·桑的秘书，又做了她的情人。开始写自传《我的生活故事》。
       1854年，开始发表回忆录。
       1863年，发表《拉坎蒂娜小姐》引发丑闻。她的作品被教会列为禁书。
       1876年6月8日，死于诺昂。
       柯莱特年表
       1873年1月23日，加布里埃尔·茜多妮·柯莱特出生在勃艮第地区的一个小山村。
       1893年，嫁给亨利·戈蒂埃·维拉尔(笔名维利)。
       1900年，发表《克洛迪娜》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克洛迪娜在学校》，署名为维利。
       1904年，发表《野兽的对话》，署名为柯莱特·维利，这个笔名一直沿用到1923年。
       1907年，与维利正式分居，维利把《克洛迪娜》系列的全部版权卖掉。柯莱特在红磨坊舞台上演出，引发丑闻。
       1910年，与维利离婚。在《晨报》馆遇见亨利·德·若弗纳尔。
       1912年，跟亨利·德·若弗纳尔结婚。
       1913年，生下女儿柯莱特·德·若弗纳尔。《束缚》出版。
       1922年，在《晨报》长篇连载《尚未长穗的麦子》。在愤怒的读者的压力下，在第15章时停止发表。
       1923年，《尚未长穗的麦子》出单行本，首次用柯莱特署名，后一直沿用。亨利·德·若弗纳尔离开柯莱特。亨利的儿子贝特朗成为柯莱特的情人，住到她家。
       1925年，第二次离婚。
       1931年，在极右报刊《格林瓜尔》发表连载小说《这些——纯洁与不纯洁的——快活事》。
       1935年，嫁给莫里斯·古德盖；发表《柯莱特文集》前三册。
       1945年，《美丽的季节》出版。当选进入龚古尔学院，当龚古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评委。
       1949年，患关节炎不能行动，从此不出房间。出版《其他的野兽》、《蓝色信号灯》、《在熟悉的地方》。
       1954年8月3日，柯莱特逝世，享年八十一岁。法国政府为她举行国葬，埋在拉雪兹神父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