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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1月10日，福克纳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福克纳对获奖反应平静，也不想远涉重洋到斯德哥尔摩去领奖。他对聚集在他家院子外的记者们只说了一句话：“这是莫大的光荣，我很感激。不过，我宁可留在家里。”的确，福克纳一向不喜参加社交活动。肯尼迪总统曾邀他去白宫参加宴会，他也断然拒绝：“为了吃饭跑趟白宫实在不值得。”他说，我不愿长途跋涉去和陌生人一起吃饭。”大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潇洒。他连文学沙龙也不肯光顾。 “我不是文人，我是个乡下人。”他常说。福克纳总是故土难离，他始终离不开南方那片热土，离不开牛津小镇，更离不开惨淡经营了几十年的“终南别业”——山楸橡树别业。
       对威廉·福克纳来说，南方始终是他的牵挂，让他魂牵梦绕。随着1897年福克纳在密西西比洲新奥尔巴尼的出生，南方拉开了世纪之交的帷幕。这片“邮票般大小的故土”毗邻三角洲壮伟的河水，成了他文学灵感的不竭之源。南方，这片苍翠繁茂、美丽富饶的天地，始终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文人墨客。福克纳特别感激这片土地，他说，上帝对他的眷顾，远远多于人对他的照顾。福克纳和大多数作家一样都有着很强的故土情结。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潜心研究他家乡这片神奇的土地。从美国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帕克曼所写的十卷著作中，他读到了对整片大陆的征服。他的藏书中还包括许多探险和其他历史方面的书籍，也有不少关于印第安人开辟的美国最早的道路纳奇兹道所穿越的那片土地的地理和野生动植物的书籍。还在他距离弱冠之年尚远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熟稔深山老林生活的人和猎手。正因为他爱自己的家乡，他才在小说中把它写成那样的样子，才创造出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个小说王国。“这是我的祖国，我的故土，我爱她；虽然你不爱她，可尽管如此，还是因为你爱她；虽然她有缺点，可你爱的，本来就不是她的优点。”正是他对家乡无所不包的、绝对意义上的爱升华为他的小说艺术。
       在牛津，在拉法耶特郡，福克纳的生活和他狂热的写作欲望向人们展露无遗。牛津镇的南端有一条约克纳河，过去的地图上标的是“约克纳帕塔法河”。这条河及其周围的一切孕育了福克纳的想象力，后来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使这块“邮票般大小的土地”为世人所敬仰，为小说家们所朝拜。而他赖以生活、写作、思考甚至酗酒直到颐养天年的终南别业——山楸橡树别业——更成为人们朝圣的中心。
       对福克纳来说，牛津就是宇宙的中心，是一个方寸之地内有着白色屋子和一个两百年历史的法院的小城。我们现在看到的牛津基本上还是过去的样子。小城确实不大，中心广场最高的建筑，是二层楼的法院，门前立着两尊塑像。以广场为中心的十字街上，是一家连一家的店铺、书店、饭馆，这些欧式的乡村建筑都被涂成淡雅的米黄色和浅绿色，门前有木制的外廊和古老的立式街灯。整个城市没有一座高层建筑，广场和街道上停靠的许多小轿车，算是这座小城惟一的现代化标记。这里基本是个大学城，密西西比大学牛津分校的一万二千师生们，还有城里的九千八百多人是小城的全部居民，街道上经常静得看不到一个人。在牛津的日子里，在一个为昔日辉煌而自豪的家庭的怀抱中，福克纳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更重要的是，他是在这儿，远离大学中生硬、呆板的长凳，通过“随意阅读”，汲取了丰厚的知识。同样，也是在这儿，他发现他的事业是一名作家。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新奥尔良使人眼花缭乱又令人兴奋，有着文学气息的纽约生气勃勃，巴黎活跃着豪放不羁的艺术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为了这些，福克纳曾离开过牛津。但是，他发现外面的世界喧哗而又骚动，外面的世界更无奈。他总是归属于他的根。有了南方，写作成了他另一个牵挂。他引入了一个假想的县，就是人们在他的作品中常见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个充满残暴、仇恨和激情的世界，充斥着古老而穷困家庭的后裔，自大傲慢暴发户的后代，还有被肆意践踏的黑人的子孙。他的作品总是与众不同，充满生机和活力，强烈的描述欲在字里行间编织出一道浓密又饱含蕴意的网络。“我试着……把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我仍然在尝试，如果可能的话，就把所有的一切都压在一根针尖上。” 一年之内，即1929年，他于1月出版了《圣殿》，10月，出版了《喧哗与骚动》。
       1929年6月的一天，他与埃斯苔尔庄严地步入法院，宣誓结婚。他们从小青梅竹马，但起初她却根据父亲的意愿嫁给了另一男子，跟他去了夏威夷，然后又去中国，后来带着两个孩子，独自一人伤心而归。福克纳一直期待着她的回归，因为她也是组成他对土生土长南方眷恋情结的一部分。
       受到第一部小说发行的鼓舞，福克纳期待着一种全新的生活。他在一所大学的发电站里做临时锅炉工，工作间歇，他就趴在那个折叠的独轮手推车上写作。很快，《我弥留之际》问世，出版商称他的这部小说很畅销。这一年，《晚邮报》上发表了他的短篇《节俭》，福克纳为此得到了750元稿费，这使他大喜过望。英国也即将出版他的作品，再加上短篇小说零零星星的成功，福克纳大受鼓舞。这就使他有条件置办产业了——置办一个真正的“终南别业”。提起福克纳的故居，人们想到的不是他的出生之所，而会很自然地想到1930年他以分期付款方式购置的那幢房产，也就是现在人们还在瞻仰的那幢“山楸橡树别业”。这幢宅邸，还是十九世纪初一个叫舍高格的爱尔兰人来到新大陆闯荡天下的产物。1844年，他在拉法耶特郡买下了一块原属一个印第安人的土地，他雇了一个著名的英国建筑师一个风景园艺师，在这块地上建起了一座两层具有美国殖民地风格的宅邸。宅子坐北朝南，居高临下，周围有绝壁和峡谷，离镇中心还不到一英里。矗立的宅子很是气派，正门很宽，进门后两边都有客厅，楼下的餐厅厨房等一应俱全；楼上有三间卧室。正门前的廊厦有四根木柱支撑着希腊式的房顶，二楼的乔治时代特色的前门有个观景台。房子的四周由专业花匠布置了花木，门前的车道两旁栽上了杉树，宅子前面栽了一颗当地特有的木兰树，甬道上花草相陈，古趣盎然。这就是人们习称的舍高格居。后来，宅子几易其主，到1923年，宅子的继承人爱伦·贝蕾小姐去世，她的继承人莎丽·贝蕾成了这幢宅邸的新主人。莎丽·贝蕾和丈夫布赖恩特住在科菲维尔附近的一座精美的庄园里，而这座平素空关着的舍高格居眼看破败下去。这座房子的外观和线条的和谐深深地吸引着正要购置房产的福克纳。福克纳找到布赖恩特夫妇，要买下这座宅子，并答应会把房子修葺一番。布赖恩特夫妇当然不愿坐视古宅倾圮，又不愿卖给平庸之辈，福克纳自然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便连同四英亩土地一起以六千美元的价格买给了福克纳，而福克纳每月只需付七十五美元外加百分之六的利息即可。
       1930年6月，福克纳一家从舒适的公寓搬进了舍高格旧居。这幢旧居当时外表仍是一派富丽堂皇的气象，但几乎不能住人，地板塌陷，屋顶漏雨，没有电，没有水管装置。福克纳决定大家修缮，还要对之进行现代化装备。1930年整个夏天，他一门心思扑在房子上，其热情一点也不亚于创作。有些事情，如油漆、糊墙纸、装帘子、美化庭院等，就由老仆考利奶奶和内德大叔等家人和马尔科姆等朋友来干；重打地基、翻修房顶之类的活则雇人来干；装电线、铺管道等则请技工来干。但不少活都是福克纳亲自动手甚至完全由他一人完成。翻修工作进行了好几年。虽然债台高筑，但福克纳舍得花时间，舍得花钱，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幢宅邸特别是周围的土地，远不只是个栖身之地，它们象征着逝去的岁月的恢复。福克纳寻求的不光是自己的童年回忆，他还要找回自己家族的历史，找回正在逝去的南方的传统。福克纳要恢复一座古老的庄园，要建立一个令人一望而知其显赫历史的家族，也能使自己被公认为这个家族的核心。他觉得应该给这个宅子起个新的名字。在翻修这幢宅邸的前后日子里，福克纳一直在读弗雷泽的《金枝》，其中的诗文曾有“山楸树”(rowan)等字眼。山楸树有一说法即橡树(oak)，弗雷泽在书中称山楸树为平安的象征，是苏格兰的特产，而福克纳一向把苏格兰视为自己远祖的故乡，于是便把自己的新家园命名为Rowanoak，即“山楸橡树别业”，或音译为“卢旺欧克别业”。在福克纳使用的家用信纸上，我们都可见到这几个字样。后来，他还买了附近那片三百二十英亩的农田，起名“绿野”田庄。为了使他的农场能够维持下去，此后许多年里，他都常常不得不暂时放下手中的小说，到好莱坞去为电影公司老板写电影脚本，把相对高额的工资拿回来贴补田庄之用。福克纳到过很多地方，但不论是纽约还是欧洲的一些地方，都不能使他流连忘返。这里几乎始终是他的全部牵挂。他在这里吃饭，在这里喝酒，在这里聚会，在阳台上陷入爱情，在这里写信，在这里收集灵感，而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成为一个举世闻名的作家。
       现在的山楸橡树别业完全掩映在浓密的树林之中。“幽居四畔只空林，啼鸟落花春意深”。看来，福克纳是有意隐居在牛津这个小城，又躲进这片密林中的，他不想让纷纭的尘世打扰他平静的生活，他苦苦地思索着这个世界，编织着自己的故事。他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福克纳爱上了这所公寓，这幢公寓与他在《沙多里斯》中想象的屋子很相近：“简洁的白色幻想在阳光透射过的树群中得到永恒。”在最初的那些寒冷刺骨的冬天里，厨房成了别业的中心。一家人聚集在火炉旁，重复着古老南方的往事。“但愿我还在这屋子里，还是与我的家人围坐在一起，手里拿着老处女牌的扑克。”几年后，他在好莱坞赚钱时这样说道。每次外出，他总是怀念这里的一切，怀念早已习惯了的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
       他身边总是放着与他最亲近的东西：烟斗，盾黑尔牌烟丝，还有一瓶威士忌。他的视线会落在他母亲画的一些画上……包括他曾祖父的肖像，这个祖先曾是内战中的陆军上校，还是个作家，一直是福克纳引为自豪和努力的目标。壁炉前，摆放着一张长凳，那是大家在冬天的傍晚聚集在一起的地方，伴着幽默和酒精，一家人听着他那充满想象力的故事。他总是重复着相同的故事：一个内战期间年轻女孩为了得到一个美国囚犯的爱，纵身从高高的阳台跳下。她的灵魂必定游荡于古宅中。孩子们每听到这里都瑟缩得背脊发凉。
       九、十点左右，福克纳离开书斋，开始修葺屋子。他投入园子中，想让它恢复昔日的美景。紫藤交织的枝干周围，他种了些玫瑰灌木，这香味融入了《押沙龙，押沙龙！》暴戾的篇章中，“这是夏天的紫藤……”，然后又写到，“太阳沐浴下的紫藤……净化，穿透了整个房间……”
       在一天行将结束之时，福克纳总是骑着马穿过森林。他及时盖了马厩，并设置了障碍跑道练习骑马技术。他宁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绅士般的农民，身着斜纹软呢茄克，毛呢裤。他的侄子迪恩说，“他身上有马、皮革、西洋杉、阳光、烟斗、烟丝和威士忌的味道。”在热爱马类运动和拘谨幽雅的背后，他试图将他由于身材矮小而造成的自卑感隐藏起来。平庸的牛津镇上的人们一时间竟不认可他的文学天赋，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无用伯爵”！
       这是他富有灵感又多产的年月，小说一部接一部。1930年至1932年之间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我弥留之际》和《八月之光》相继问世，构成一幅南方的织锦画。再加上女儿吉尔的出生，福克纳的生活充满了无比的欢欣。他将所获图书版税用于公寓的后期修缮，使之日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所在。
       然而，这世外桃源有时也会乌云笼罩。福克纳的妻子埃斯苔尔崇尚奢华，把家里的财政情况弄得一团糟。为了摆脱负债的状况，福克纳不得不再到好莱坞当电影编剧。戴维·明特在《福克纳传》中，写到福克纳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时，用了“三进巴比伦”的说法，认为福克纳不得已而去好莱坞当电影编剧，犹如古犹太人被掳往巴比伦。埃斯苔尔欲融入社会，而福克纳却只想避开尘世的喧嚣。她本可以享受更有生趣的社会生活，而他只为写作而生存。最终，她投入到绘画，钢琴和时尚中。大家互相陷入了忧郁的隔离之中，仅有喝酒是彼此的共同点。福克纳只好一次次离开心爱的别业，前往纽约的好莱坞……那些“盐矿”，那个“充斥着虚假和造作的雪花石膏城……”以增加收入。在那儿，福克纳很不情愿地编写着电影剧本，同时在诱人的女性艳事中，寻找着与埃斯苔尔婚姻失败的慰藉。然而，南方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他的召唤，“我急不可待地要回家。”他写信给他的妻子。
       五十三岁那年，福克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使他的荣耀得到了极大的肯定。那以后，他就遭受着那些不受欢迎的好奇的人们的注目。夏日的一天，酷热难耐，为了躲避追踪者，他甚至翻墙爬树。为保护他的私人生活，这位大文豪不得不围着家园立起一堵墙，一如既往地住在别业里。1950年左右，他又扩大了一间房，那儿，他放了桌子和床，当酒精占上风的时候，他会从床上摔下去。这儿，他集中了许多珍爱的东西，有的东西从桌上滚下去摔得粉碎，也没人敢去收拾。他不停地写，戏剧《修女安魂曲》在世界各地巡演。他在书房的墙上贴了《寓言》的概要。 “现在我知道……这也许是最后一个重要的、有抱负的作品；当然，这不足挂齿。我现在知道我到了终点，枪筒的末端……并且，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所拥有的令人惊奇的才能……我不知道它从哪儿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或上帝们或无论何人选择我作这个容器。”
       三十年代的中国，一个作家拒绝对诺贝尔奖的谋求，认为还是“穷着的好”，五十年代的福克纳从斯德哥尔摩领回三万零一百七十一美元奖金，除了五千美元留作自用，其余主要用来设立一项奖金，奖励后进作家了。叫我们感到震撼的是，福克纳的文学业绩在得到全世界公认以后，犹能守住自己的本色，没有一丝文学大师的狂态。可能是因为住在这样远离凡尘的别业里，他才能有这样的定力。
       “人是不朽的，并非因为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因为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们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这是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仪式上讲的。他要为自己深不可测的心灵而写作，而不愿为那些坐在电影院里边吃爆米花边看电影的观众而写作。活在世上，只有写作，写虚构小说，写到人们的灵魂深处，才能超脱困惑，跨出死胡同，最后走向静谧的天地，这可能是福克纳至今还不朽、甚至名气还飙升的原因所在。
       现在福克纳的追随者们看到的福克纳故居还是当时的老样子。楼下有三间房子，一个图书室，一个写作间，还有一个客厅。图书室并不很大，靠墙一排书柜，旁边是一个装资料的小柜，抽屉拉开着，摆放整齐的卡片让人看得很清楚，好像他的主人刚刚查找过。墙上的装饰画还是他母亲的作品。在这间房子里，福克纳度过了他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好像还在回答着人们经常重复的问题：“写作的最佳训练是什么?”他说：“阅读，阅读，再阅读。什么作品都读--没有价值的、古典的、好的坏的都读，看他们是怎么写的。就好像木匠，学徒向师傅学。读书!你会汲取到东西的。”图书室里，入口处左边，在一张他母亲给他的小桌旁，福克纳集中精力，在那些有创作灵感的时刻里笔耕不辍。有时候，早晨四点光景他就起来了，从卧室下楼，来到窗边的工作桌旁。黎明破晓，光线斜照在纸张上，由左及右。那儿，他会一坐数小时，在边缘空白宽大的纸上，书写充满激情的故事。他最后的脱稿也是成型于他那双小巧又利落的手。福克纳直到1940年才开始使用打字机。这台老式打字机至今好放在福克纳的写作间的屋角里，旁边是木制的圈椅。这是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墙上贴着一部书的写作提纲。就在这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开创了美国小说的先河，其地方感和乡土感独具特色。他笔下的白人、黑人、印地安人的生活，不仅是美国南方的，而且是反映整个人类命运的寓言故事。可以说，福克纳的永恒，大概还在于他不跟潮流跑，慎重地对待新生事物，而又着力创造着自己。他娴熟地运用“意识流”、“时序颠倒”、“对位式结构”、“象征隐喻”等手法，至今还被西方文坛视为“现代经典”，并极大地影响东方文坛，连中国作家莫言、赵玫等都尊其为老师，并发出了“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的感慨。福克纳的孤独寂寞，在于无人理睬的冥思苦想。现在世界上再没有出现福克纳，大概是因为现在的作家太爱热闹、太爱虚荣的缘故。
       客厅依旧孤零零地呆在那里。简朴得没有任何装饰的长条桌上，摆着两支红蜡烛和一个插满鲜花的玻璃花瓶，桌子旁边摆着六把硬木椅子。福克纳在这里几乎没有接待过什么贵客。只有两次，这个屋里站满了人。一次是他母亲的葬礼。 另一次，就是他自己的葬礼。那是1962年的一天，福克纳骑着马在林子中散步，也许他过于集中精力思考，也许他真的写累了，也许是酒力发作，他从马上摔了下来，心脏病发作，便溘然长逝。那一年，他六十六岁。他就是躺在这客厅的长条桌上和他的亲友告别的，他的身旁摆着从柏树林中采来的鲜花。要是福克纳还活着，他大概还在“花间一壶酒”吧，也许是在“采菊东篱下”或是在“晨兴理荒秽”吧，但不论干什么，只要一出手，他总是能“语不惊人死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