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所包含的人生故事和头脑一样多。
——埃德纳·奥勃兰恩
我八年前就认识她了。她那会儿听我的课。我不再教全日制班了，准确地说是不再上文学课了——多年来就教这一个班，是个高年级的文学批评大型研讨班，名为“实用批评”。我吸引了不少女生。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这门课程很有诱惑力，学术魅力和新闻魅力兼备；二是因为她们听过我在国家公共广播节目中评论图书，看过我在电视台的十三频道里谈论文化。这十五年来，我在电视上做文化批评的节目，在当地有些名气，而他们就是因此被吸引到我班上来的。起初我并没有意识到，每周一次、每次十分钟的电视节目会给这些学生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但他们无奈为名声所牵引，尽管我的名声并不见得显赫。
现在，你也知道，我在女性美面前表现十分软弱。任何人都会对某些东西毫不设防，我对女性美就是如此。我一看到它，就会对其他一切视而不见。她们第一次来上我的课，而我几乎一眼就认出哪个女孩是属于我的。马克·吐温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他为躲一头公牛，逃到一棵树上；公牛抬头看看他，心里想：“你就是我嘴里的肉，先生。”对了，我在班上看到她们时，“先生”换成了“年轻的女士”。那是八年前了——我当时已经六十二岁，那个女孩，她叫康秀拉·卡斯底洛，二十四岁。她和班里的其他人很不一样。她不像学生，至少不像一个普通学生。她不是个半大不小的孩子，也不是个垂头丧气、邋里邋遢、满嘴“什么似的”女孩。她谈吐得体，举止稳重，仪态优雅——她好像对成人生活略知一二，也知道坐立行走的规矩。你一进这个班，就会看出这个女孩比其他人要么懂得更多些，要么求知欲更旺些。她的穿着打扮，不完全是所谓的高雅，但她绝不俗艳；首先，她从不穿牛仔裤，无论是否熨烫过。她的着装风格沉静低调，谨慎地选择短裙、套裙和长裤。这并非是为了降低自己的性感程度，而恐怕是为了使自己更职业化，她打扮得像著名法律公司里的漂亮秘书。像银行董事长的秘书。她穿一件米黄色丝质衬衣，外加一件剪裁讲究的蓝色休闲上装，饰有金色纽扣，棕色的手袋上泛着精致皮革的光泽，脚上的小短靴与之相配，一条稍具弹性的灰色针织裙，极尽微妙地显露她身体的曲线。发型自然却是经过精心打理的。她肤色白皙，嘴角微翘而嘴唇丰满；前额圆润，那是布朗库希（Brancusi）（注：1876—1957，罗马尼亚现代著名雕塑家。）式的优雅光洁的前额。她是古巴人，出生于伯根县河对岸的泽西市一户富裕的古巴家庭。她的头发浓黑，有光泽但略显粗糙。而且她体态丰满。她是个丰满的女人。丝质衬衣敞开到第三颗纽扣处，因此你看得出她有一对魅力十足的漂亮乳房。你一眼就能看到乳沟。而你也明白她对此心领神会。你明白，尽管她端庄谨慎、考究时尚——或者正因为如此——她对自身有所认识。她第一次来上课时，在衬衫外穿了件夹克，而讨论会开始约五分钟后，她脱掉了夹克。当我再往她那里看时，发现她又把夹克穿上了。所以你明白她认识到自己的魅力，不过她还不大明确应该如何运用它，如何对待它，自己又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它。那身体于她还是陌生的，她还在摸索它，琢磨它，有点像一个荷枪实弹走在大街上的小孩，拿不定主意是该用枪自卫还是开始犯罪生涯。
而且她还认识到其他一些事，对此我难以从一堂讨论课上得知：她以一种虔诚古老的方式发现文化的重要性。这不是说，那就是她希望赖以生存的某种东西。她不是也不能靠它生存——她所受的教养太传统了——但它比她所知道的一切都更重要更了不起。她是那种觉得印象派画家引人入胜的人，但又必须久久地使劲盯住——而且常常带有一种气恼的狼狈感——一幅立体派毕加索的绘画，竭尽全力地去弄明白。她站在那儿等待着令人惊讶的新感觉、新思想、新激情，假如这一切从不光顾，她会责备自己的不足和缺乏……什么？她责备自己竟然不知道她缺乏什么。略具现代风味的艺术不仅令她困惑，更使她对自己失望。她希望毕加索对她来说更重要些，也许可以改变她，但是天才的前台上挂了一块纱幕，模糊了她的视线，把她的崇拜隔开了一小段距离。她给予艺术，给予所有的艺术，一种对我不失强烈吸引力的热诚，而且给予远胜于索取。善良的心，可爱的脸，硕大的乳房和使人感到既亲切又疏远的眼波凝处，她就像新孵出的雏鸟，圆圆的前额上还粘着蛋壳碎片也毫不奇怪。我一眼就看出她就会是我的女孩。
噢，对了，我有一条定规十五年不曾违反。在他们完成期末考试拿到成绩之前，我不和他们有任何私人接触，而且我也不再是什么正式的监管人。就算有诱惑——甚至有开始调情和亲热的明确信号——我也不曾违反，自八十年代中期性骚扰热线电话号码第一次贴在我办公室门外以来，即是如此。我并不过早地和她们接触，免得给学校里的人落下口舌，他们一有可能，就会严重妨碍我的生活乐趣。
我每年上十四周的课，期间我不和她们发生暧昧关系。相反，我玩了个花招。这是一个诚实的花招，是一个光明正大的花招，但无论如何是个花招。期末考试结束成绩批好后，我就在寓所为学生举行了个聚会。这样的聚会总是很尽兴也总是没什么不同。六点钟左右我邀请他们喝点东西。我说从六点到八点我们可以喝点什么，而他们总是要待到凌晨两点钟。最大胆的那几个十点钟后就活跃起来了，让我知道什么才是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实用批评”研讨班上，大约有二十个学生，有时候多达二十五个，所以总会有十五六个女孩和五六名男孩，其中两三个不是同性恋。他们中有一半人十点钟前就离开了。通常是个异性恋的男孩，也说不定是个同性恋，和大约九个女孩会留下来。他们一般都是这群人中最有修养、最聪明、最富生气的。他们谈论正读哪些书，听哪些音乐，看哪些艺术展——这些热门话题他们一般不会和年长者讨论，也不必和朋友们讨论。他们在我的班上找到了对方。他们也找到了我。聚会时，他们突然发现我原来也是个人。我不是他们的老师，我不是什么名人，我不是他们的监管人。我有一套舒适齐整的二层楼公寓，他们看到了我藏书丰富的图书室，一个个双面书架排满了走廊，藏着可供终生阅读的书籍，几乎占满了整个底层；他们看到了我的钢琴；他们看到了我对自己所从事的一切的挚爱，他们留下来了。
有一年，一个最滑稽的学生就像童话里躲进时钟的山羊。我在凌晨两点将他们中最后一批人撵走，在道“晚安”时，发现少了一个女孩。我问：“班里的开心果，普洛斯彼罗（Prospero）（注：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角色。他的女儿亦名米兰达。）的女儿，上哪儿去了？”“噢，我想米兰达已经走了，”有人回答。我回到公寓开始打扫房间，听到楼上关门的声音。是浴室的门。米兰达走下楼梯，大声笑着，透出一种傻乎乎的任性——直到那一刻，我才注意到她原是如此的美——她说道：“我很聪明吧？我一直藏在你楼上的浴室里，现在我想和你睡觉。”
这个小东西，大约五英尺高，她在我面前脱掉毛衣，露出丰满的胸部，展现了青春的胴体，仿佛巴尔特斯（Balthus）（注：法国画家）。画作中那个初次逾矩的处女，我们自然就睡在了一起。整个晚上，就像一个年轻女孩逃离巴尔特斯画作中充满危险的闹剧而闯入班级聚会的乐趣中，米兰达翘起臀部匍匐在地板上或无力地俯伏在我的沙发上或欢快地倚靠在安乐椅的扶手上，似乎忘却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她的裙子滑到了大腿之上而且她的双腿很不得体地叉开着，她就像巴尔特斯的画中人，衣着齐整却又半裸着。什么都藏着但什么都没藏住。这些女孩中很多人自十四岁起就一直有性生活，到二十岁时她们中有一两个人出于好奇会跟我这种年龄的人干那事，就像这一次，第二天她们就会急切地告诉所有的朋友，朋友则皱着鼻子问道：“可他的皮肤是什么样的？他臭不臭？长头发都白了？还有垂肉？小肚子鼓鼓的？你难道不恶心？”
米兰达事后告诉我：“你肯定和几百个女人睡过觉。我想看看那会是怎么样的。”“然后呢？”然后她说的一些事情我不完全相信，不过这不要紧。她本来就很大胆——她自以为能应付裕如的，尽管躲在浴室里时可能既无所畏惧又心惊胆战。她发现自己面对这一陌生的并列时表现得那么勇敢——她可以战胜最初的恐惧和任何最初的反感，而我——关于并列——也乐此不疲。匍匐着、胡闹着，米兰达放荡地调笑，她把内裤褪到脚下摆出姿势。单是观看就已经很有趣了。虽然那不只是惟一的报酬。六十年代以来的数十年间，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就是性革命的胜利。这是令人吃惊的吸茎口交的一代。在此之前属于她们这个阶层的年轻女人绝对不像她们。
康秀拉·卡斯底洛。一见面，她的举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知道自己身体的价值。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她也知道自己绝不适合我所生活的文化圈——文化可以令她着迷但她不能靠它生活。她也来参加聚会了——事先我还担心她可能不会来——而且第一次和我毫无拘束地相处。不能肯定她有多稳重和谨慎，所以在上课时以及两次在我办公室讨论她论文时，我都非常小心，没有表露出对她的特别兴趣。她也如此，我们单独见面时，她只表现出顺从和尊敬，记下我说的每个字，不管多么无关紧要。她进出我的办公室，总是在衬衣外面穿一件合身的夹克衫。她第一次来看我——我们并排坐在桌子前，按照规定，门对着公共走廊敞开，两人的四肢，对比鲜明的两个躯体必须让路过的每个“老大哥”看得到（窗户也敞开着，是我打开的，猛地打开，因为怕闻她身上的香水味）——她第一次穿的是裤脚反折的灰色法兰绒长裤，做工考究，第二次穿的是黑色毛织裙子和黑色紧身衣，但是就像上课时那样，她总是身着衬衣，深浅不同的米黄色丝质衬衣，敞开到第三颗纽扣，衬着她雪白的皮肤。然而，在聚会上，她刚喝了一杯酒就脱掉了夹克衫，大胆地不穿夹克衫冲我一笑，展露出一个挑逗的粲然微笑。我们站在我的书房里，相距数英寸，我在给她看我保存的卡夫卡手稿——卡夫卡的三页手迹，是他在为自己供职的保险公司上司的退休晚会上所作的一篇演讲。这份1910年的手稿，是一位有钱的三十岁有夫之妇，我多年前的学生情人，送给我的礼物。
康秀拉兴奋地谈着各种话题。可以手握卡夫卡的手稿，令她分外激动，于是一切都立刻浮现了，那些在她脑海里孕育了整整一个学期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也偷偷孕育着自己的渴望。“你听什么音乐？你真的弹钢琴吗？你整天读书吗？你能熟记书架上所有的诗吗？”很显然，每个问题都表明她对我的生活状况、我的井然而平静的文化生活有多么惊异——用她的话来说。我问她正在干些什么，她的生活是怎样的，她就告诉我说，中学毕业后她没有马上进大学——她原来想做一名私人秘书。这正与我猜想的吻合：彬彬有礼、忠于职守的私人秘书，某位要人、银行或法律公司总裁的得力助手。她实际上属于已逝去的时代，属于过去那个讲求礼节的时代，她的父母是富裕的古巴流亡者，逃离了革命。我猜想她的自我认识，和她的言行举止一样，跟这一点有很大关系。
她告诉我：“我不喜欢做秘书。我试着干过几年，但那种日子无聊乏味，而且我父母总是希望我去上大学。最后我决定上学去了。我想我当时是要做个叛逆，可那实在很幼稚，于是我就来这儿注册上学了。我对文艺感到惊异。”又是“惊异”，说得干脆而真诚。“原来如此，你喜欢什么？”我问她。“戏剧。各种戏剧。我常去看歌剧。我爸爸很喜欢歌剧，我们一起去大都会歌剧院。他最爱听普契尼。我总是喜欢和他一起上剧院。”“你很爱父母。”“我非常爱他们，”她说。“跟我说说他们吧。”“行啊，他们是古巴人。骄傲的古巴人。他们在这里干得相当不错。因为革命而逃来这儿的古巴人都有独特的世界观，他们一般都干得非常出色。第一批流亡者，像我们一家人，工作很努力，只要是必须做的就都做，而且做得很好。我爷爷常跟我们说，他们中有些人刚来这里时需要政府补助，因为他们身无分文——几年后，美国政府就开始收到他们的偿还款了。政府不知道该拿这笔钱怎么办，我爷爷说。美国财政部有史以来第一次收到偿款。”“你也很爱你的爷爷吧。他是怎样一个人呢？”我问道。“和我爸爸一样——意志坚定，特别传统，抱着古老欧洲的观念。拼命工作和教育第一，这比什么都要紧。和我爸爸一样，非常顾家。笃信宗教，虽然不怎么去教堂。我爸爸也不怎么去，但我母亲经常去，我外婆也是的。我外婆每天晚上都要数念珠做祈祷。大家都拿念珠作礼物送她。她有自己的喜好。她喜欢念珠。”“你去教堂吗？”“小时候去过，现在不去了。我们一家人适应能力强，那一代古巴人得有一定程度的适应能力。我们家里人希望我们去教堂，我哥哥和我，但是我不愿去。”“在美国长大的古巴女孩要受到什么美国女孩没有的约束吗？”“噢，我小时候回家得比别人早得多。夏天晚上，我所有的朋友们刚刚开始聚会，我就得回家了。我十四、五岁时夏天晚上八点钟就得到家。不过我爸爸倒不是个凶巴巴的家伙，他只是一个你们所谓的普通好爸爸而已。不过男孩子一律不准进我房间，一律不准。不过除此之外，我到了十六岁就和我的朋友们的待遇一样了，宵禁之类的废话。”“你的父母，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1960年来的。那会儿菲德尔（Fidel Castro）（注：卡斯特罗，现古巴领导人。）还在放人出来。他们在古巴结的婚。他们先到墨西哥，然后来这里。当然喽，我是在这里出生的。”“你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吗？”“我出生在这里，但我不是美国人，我是古巴人。的确如此。”“我很奇怪，康秀拉。你的声音，你的举止，你说‘家伙’、‘废话’什么的，我认为你完全是个美国人，你为什么认为自己是古巴人呢？”“我出生在一个古巴人的家庭，就因为这个，这就是一切的原因。我家里人都极其骄傲。他们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这爱是发自内心的，这爱就在他们的血液里，就跟在古巴的古巴人一样。”“他们爱古巴什么呢？”“噢，古巴太有意思了。这个社会集中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物。完全的国际化，尤其是如果你住在哈瓦那的话。而且它很漂亮。他们举办了许多很棒的聚会。那真是一段好时光。”“聚会？跟我说说聚会吧。”“我留着妈妈参加这些化装舞会的照片。从她初入社交界开始，有些是她在初入社交界的那次聚会上拍的。”“她娘家是干什么的?”“嘿，这可说来话长了。”“说说吧。”“哦，我外婆这一系中的第一个西班牙人是派往古巴做将军的。总有那么多西班牙富豪。我外婆有些家庭教师，她十八岁时就去巴黎买时装了。在我家，父母两方的祖上都有西班牙贵族。有些头衔是非常、非常古老的。比如我外婆就是位女公爵——在西班牙。”“你也是女公爵吗，康秀拉?”“不是的，”她说道，微笑着，“我只是一个幸运的古巴女孩。”“可是，你完全可以冒称女公爵。普拉多（Prado）（注：普拉多博物馆，位于马德里，是收藏西班牙绘画作品的最全面、最权威的美术馆。）的墙上肯定有某幅女公爵的肖像看上去像你。你知道贝拉斯克斯（Veláquez）（注：1599—1660，西班牙画家，宫廷画师。）的名画《宫女》吗？不过画上的小公主是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我可觉得自己不像她。”“那幅画在马德里。在普拉多。我找给你看。”
我们走下螺旋式钢制扶梯，走进我的图书室，我在书堆里找到了一大册贝拉斯克斯的复制品，我们并肩坐着一起翻看了十五分钟；在这令人怦然心动的一刻钟里，我们俩都学到了一些东西——在她，是第一次知道了贝拉斯克斯；在我，则是又一次知道了色欲的愚蠢令人欢愉。都是因为这次谈话！我给她看卡夫卡、贝拉斯克斯……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啊，你必须得做点什么。这些都是舞者的面纱。别把它混同于引诱。这不是引诱。你正在伪装的恰恰就是你要达到的目标，纯粹的色欲。面纱遮掩了盲目的冲动。这么谈着话，你就有了一种错觉，她也一样，以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这和你采访一位律师或雇用一名医生不同，那种情形下你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将改变你的行动进程。你知道你要它，也知道你就要这么做，什么也挡不住你。此刻是不会说任何将会改变什么的话的。
有一个关于人的生物学上的大笑话：在相互了解之前你们是亲密无间的。初遇时你们心心相印。最初的吸引流于表面，但是直觉令你们触及彼此最完整的层面。这种吸引不一定对等：她为一样东西所吸引，你为另一样东西所吸引。可以是表面现象，可以是好奇心，但然后，是升华，是深层次。她是古巴人，这很好，她外婆如此这般，她爷爷如此那般，这很好，我会弹钢琴还藏有卡夫卡的手稿，这也很好，但是这一切仅仅是我们到达所往之处的路上的一段迂回。我想，这是魅惑力的一部分，而假如我没有这部分魅惑力，我会感觉好得多。性才是这魅惑力所要求的一切。一旦把性抽走，男人还会发现女人富有魅力吗？在男女之间发生性行为之前，谁又能发现对方是如何富有魅力呢？除了她，还有谁能把你迷住呢？别无他人。
她想，我在告诉他我是谁。他感兴趣的是我是谁。的确如此，但是我之所以对她是谁感到好奇，是因为我想和她上床。我不需要她对卡夫卡和贝拉斯克斯有多大的兴趣。与她交谈时，我在想，我还得再忍受多久呢？三小时？四小时？难道我还得忍受八个小时吗？假装正经才二十分钟，我就想知道，这一切和她的乳房、她的皮肤及她的举止到底有什么相干呢？我感兴趣的绝不是法国式的调情艺术。而是野性的冲动。不，这不是引诱。这是一出喜剧。这出喜剧建立了一种关系——但不是通过色欲自然建立的那种——无法和那种关系相提并论。这使我们立即习惯对方，当场获得某些共同的东西，试图把色欲转变成某种合适的社交方式。然而使色欲成其为色欲的正是这种彻底的不合适。不，这只是拟定路线，不是向前而是退回到原始冲动。不要把假装谈话和手头这件事混为一谈。的确，还可能发展出其他事，但手头这事与买窗帘和鸭绒垫子以及签字成为进化队伍中的一员毫无关系。没有我，进化照样进行。我只想和这个女孩上床，不错，我将不得不忍受蒙着某种面纱，但这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这其中有多少狡猾的成分呢？我愿意认为这完完全全都是狡猾。
“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剧院好吗？”我问她。“噢，我很乐意去的，”她答道，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单身呢还是有男友的，不过我不在乎，两三天后——这一切已是八年前的事了，是1992年——她写了封短信给我：“很高兴能应邀出席晚会，看到您漂亮的公寓、令人惊叹的图书室，手握弗朗茨·卡夫卡的手迹，感觉真是太妙了。您还热情地向我介绍了迪亚哥·贝拉斯克斯……”她在信里附了她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于是有一天晚上我打电话约她出来。“你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剧院呢？你知道我的工作性质。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剧院的，我总有两张票，也许你愿意来。”
就这样，我们一起在市中心吃了晚饭，然后看演出，演出一点意思也没有，我坐在她旁边，一眼就能看见她那漂亮的乳沟和标致的身材。她用D号胸罩，这位女公爵，一对丰满漂亮的乳房，雪白的皮肤，你一看到就想舐一下。在剧院里，黑暗中，她保持着超乎寻常的安静。在那种情形下，还有什么比一个令人激动但又看似毫无意欲的女人，更能刺激性欲的呢？
看完演出后我建议一起去喝一杯，但有一个不便之处。“看电视的人都认识我，无论我们去哪儿，都会碰到阿尔公金族印第安人、卡莱尔族人，不管在哪里，他们都会干涉我们的隐私。”她说：“我已经注意到人们在注意我们了，在饭店如此，在剧院也一样。”“你介意吗?”我问她。“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介意。我只是注意到了。我不知道你是否介意。”“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这和工作有关系。”“我猜想，”她说，“他们以为我是个追星女郎。”“你肯定不是什么追星女郎，”我向她保证。“但我肯定他们是那么想的。‘大卫·凯普什和他的一位追星少女’。他们在想我是被迷得神魂颠倒的傻女孩。”“如果他们真的那么认为呢?”我问道。“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那样。我想在我父母在《邮报》第六版（注：指《纽约邮报》第六版上报道社会新闻、小道消息的《漫谈栏》。）上找到他们的女儿之前读完大学。”“我认为你不会出现在《邮报》第六版上。这事不会发生。”“我也希望不会发生，”她说。“嘿，如果这事使你感到麻烦，”我说，“我们可以去我那儿，这样就能避免这个问题了。我们可以去我的公寓。我们可以在那儿喝上一杯。”“好吧，”她说道，但严肃冷静地想了一会儿后，“也许这是个更好的主意吧。”不是个好主意，只是个更好的主意。
我们来到我的公寓，她要我放点音乐。我一般给她放点轻松的古典音乐。海顿（Haydn, Franz Joseph ）(注：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的三重奏，《音乐的奉献》，贝多芬交响乐中富有动感的乐章，勃拉姆斯的慢板乐章。她特别喜欢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她有时会抑制不住冲动地站立着，手臂在空中顽皮地挥动着，仿佛是她而不是伯恩斯坦（Bernstein, Leonard）(注：1918—1990，美国指挥家，作曲家，钢琴家。)在指挥乐队。她像一个在表演节目的孩子那样装模作样地挥动着她那根无形的指挥棒，这时我看到她的乳房在衬衣下晃动，极富挑逗性，这一举动也许一点孩子气也没有，而通过模拟指挥的方式激起我的欲望正是她那样做的原因，这也未可知。因为不用多久，她就渐渐明白：像一个年轻的学生那样继续去相信掌握主动权的是年长的老师可不符合事实。因为在性关系上没有绝对的静态平衡。不存在什么性平等也不可能有性平等，在性关系上，所谓男性份额和女性份额绝对平衡的平均分配是不存在的。对于这一完全自然的事情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不是像做交易那样五五分成的。我们在谈论的是性爱的混乱无序，是性兴奋彻底打破了性关系的平衡。你和性一道回到了森林里。你回到了沼泽地。性就是交易优势，永远的不平衡。你会不考虑优势吗?你会不考虑屈从吗?占优势的一方是燧石，它打出了火花，它使性关系跃动起来。然后是什么?听着。你会明白的。你会明白优势会导致什么。你会明白屈从又会导致什么。
如同那天晚上一样，我有时候会给她弹奏德沃夏克（Dvǒrák, Antonin）(注：1841—1904，捷克作曲家。)的弦乐五重奏——令人兴奋的音乐，极易辨认和掌握。她喜欢我弹钢琴，这能创造她所喜欢的浪漫的、充满诱惑的气氛，于是我就弹了。我弹奏较为简单些的肖邦的钢琴前奏曲。舒伯特的几首《音乐的瞬间》。奏鸣曲的一些乐章。不是什么太难弹奏的，都是我曾经认真学习过的曲目，而且弹奏得不算太差。我通常只为自己弹奏，即使现在我的水平已有长进也还是如此，但当时为她弹奏却是件很快意的事。这都是极为兴奋之事——对于我们俩都是的。演奏是很有趣的。有些曲目如今已得心应手，但大多数乐曲都有大跨度的节拍，这就难为我了。那些年里我没有请钢琴老师，我自娱自乐弹奏时有些乐节从没费力去处理好。那时每逢我遇到了问题，我总是用某种近乎疯狂的办法解决。或者解决不了——那些从一个键移向另一个键的复杂的跳指技巧，简直要把手指都弄折了。我认识康秀拉时还是没有请老师，所以我弹奏一些愚不可及的即兴曲目，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发明，用来解决弹奏时碰到的技术问题。我小时候只上过几次钢琴课，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自学的，直到五年前，我曾请过一位老师。很少经过正规的训练。假如我正儿八经地上过课，我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花那么多时间去练琴了。我每天黎明即起花两个小时，如果可能的话花两个半小时练琴，这几乎是尽人所能了。尽管有几天我会忙于其他事情，但我之后会补上的。我的身体不错，但练了一会儿就感到累。身心俱累。我读过大量的乐谱。这是一个技术术语——这不是指像你读一本书一样读乐谱，这是指在钢琴上弹奏乐曲。我买过很多乐谱，我什么都有，钢琴曲，我过去常阅读它，我过去常弹奏它，只是弹奏得不好。有些段落也许弹得不是那么糟糕。这要看进行得如何等等。就弹奏而言，确实不是很好，不过我从中获得了乐趣。而乐趣是我们的主题。如何一辈子认真地对待自己小小的个人乐趣。
我所上的这些音乐课是给我自己六十五岁生日的礼物，因为我最终与康秀拉发生了性关系。我已经取得了不少进步。我弹奏一些相当难的乐曲。勃拉姆斯的间奏曲。舒曼。一首很难的肖邦的前奏曲。我迎难而上，敢于碰硬；可我还是弹奏得不好，但是我继续努力。我绝望地对我的老师说：“我怎么也弹奏不好。你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她答道：“弹奏一千遍。”看来，像所有快乐有趣的事一样，弹钢琴也有其不那么快乐有趣的成分。但是我和音乐之间的关系加深了，而这对于我现在的生活来说至关重要。现在弹钢琴就是明智之举。还要过多久才可能有女孩子出现呢?
我不能说康秀拉开玩笑地指挥贝多芬乐曲而令我对她兴奋起来，我弹奏曲子就能使她对我也兴奋不已。我还不能说由于我干了什么而使得康秀拉对我产生性兴奋。这就是从八年前我们第一次上床以来我从没有一刻宁静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不管她是否意识到，总是那么脆弱并且自那次之后一直心怀忧怨的原因；还是我从来没能找到是否要经常看到她或是少看到她或是根本不见她放弃她的答案的原因——放弃她等于干一件不可想象的事，六十二岁时，自愿放弃一个极出色的二十四岁女孩，她几百次地跟我说，“我崇拜你”，但是她从没有，即便不那么真诚吧，能低声说出：“我需要你，我要你这样——没有你的那个玩艺儿我没法活。”
康秀拉不是这样的。但这真是我害怕失去她而且这种担心从未远离我的原因，是她始终在我心中占据位置的原因，是无论她在不在身边我都从未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她的存在的原因。对性的着迷是令人可怕的一面。当你被欺骗的时候，性能帮助你不去想太多而且只会让你喜欢这种欺骗。但是我一点也没有这样的乐趣：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多想——多想，担忧，还有，对了，受苦。多想想你的乐趣，我告诉自己。若非为了乐趣，我为什么要选择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尽可能少地给自己的自在施加束缚呢?我有过一次婚姻，在我二十多岁时，很多人有过的糟糕的第一次婚姻，糟糕的第一次婚姻如新兵营一样糟，但自那次婚姻后我决心不再有糟糕的第二次婚姻或第三次和第四次。自那以后，我下定决心不再生活在牢笼里了。
那第一个晚上我们坐在沙发上听德沃夏克。过了一会，康秀拉找到了一本她感兴趣的书——我忘了是哪一本，虽然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她转过身来——我坐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沙发的角落里，她也坐在沙发上——她将身体扭了一半过来，把书放在沙发扶手上，她开始看了起来，由于是斜靠着，整个身子往前倾，我在她的衣服下看到了她的屁股，清楚地看到了身姿，这是一种极大的诱惑。她是个身材高大的年轻女人，但身体略显单薄了点。这似乎使身体显得不是很匀称。不是因为她长得太胖了。但是绝不是患了厌食症。你可以看到她身上女性的肉体，而这是美好的肉体，丰满——这就是为什么你能看见肉体的原因。她就在那里，虽然身体不是暴露无遗地倚靠在沙发上，但还是将屁股半转向了我。像康秀拉这样对自己的身体十分敏感的女人竟然那样做了，我认为，这是在邀请我可以开始了。性本能还未经触动——古巴人端正的品行没有受到任何损害。看着那半转过来的臀部，我知道她仍然保持着贞洁。我们谈论过的一切，我听到的关于她家庭的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未加妨碍。不管这一切，她知道该怎样转过她的臀部来。以原始的方法转过来。展示。完美的展示。它告诉我，我不再需要压抑上前摸一把的渴望。
我开始抚摸她的屁股，她也喜欢我的抚摸。她说：“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形。我不可能成为你的女友。没有任何理由。你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截然不同?”我笑道：“怎么截然不同了?”而就在这时，你开始撒谎了，你说道，“噢，这不是个多么崇高的地方，假如这是你正在想象的地方。这不是个多么吸引人的世界。这甚至不是个世界。每周一次我出现在电视荧屏上。每周一次我出现在电台里。每隔数周我的文字出现在一本杂志的最后几页上，至多有二十人会阅读它们。我的节目?这是星期天早上的一档文化节目。没有人会看。这不是一个怎么令人担忧的世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带你进入这个世界。请你和我呆在一起吧。”
她好像在思考我所说的这一切，但这会是一种怎样的思考呢?“好吧，”她说道，“就现在。就今晚。不过我不会成为你的妻子的。”“行啊，”我说道，但我想，谁要你成为我的妻子了?是谁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我已六十二岁而她才二十四岁。我只是摸了摸她的臀部她就跟我说她不会成为我的妻子?我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女孩。她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传统。也许是比我想象的更古怪，更不同寻常吧。诚如我所发现的，康秀拉普通但难以预测。她的行为一点也不刻板。她既特别又神秘，而且奇怪地老是给人小小的意外。但是，尤其是在刚刚开始时，她对我来说是个难以破解的谜，而我，错误地——也许没错——把这归因于她是古巴人。“我喜欢我那温馨的古巴世界，”她告诉我。“我喜欢我家庭的温馨，而我已经知道这种温馨不是你所喜欢或需要的。所以我不可能真正属于你。”
这种天真无邪，加上她那奇妙无比的身体，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即便在当时，在那第一个晚上，我也不敢确信自己能否与她发生关系，仿佛她是另一个放荡的米兰达。不，康秀拉不是个淫荡的人。她正在说的这一切并不重要——她他妈的就是妩媚动人，不仅仅我难以抵挡她的魅惑而且我不知道其他男人是否也能抵挡得住；而就在那一刻，在我抚摸着她的臀部而她则跟我说她不可能成为我的妻子时，我那可怕的嫉妒产生了。
嫉妒。不确定。失去她的恐惧，即便趴在她身上那一刻。在我以前所有不同经历中从未有过的着魔迷恋。对康秀拉和对其他任何人不同，我的自信几乎在瞬间就被抽走了。
就这样我们上了床。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与其说是因为我的过于亢奋倒不如说是因为她的单纯。或者称之为纯洁。称之为新造的成熟，尽管我得说，是一种简单的成熟：她以自己所希望的方式与肉体沟通而没能与艺术沟通。她脱下衣服，不仅她的衬衣是丝绸的而且内衣也是丝绸做的。她穿了件几乎是性感的内衣。令人惊奇。她选择了这件内衣来取悦人。她以脑子里早已想好的男人的眼光选择了这件内衣，即便这个男人从来看不见它。你一点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人，她有多聪明或她有多愚蠢，她有多浅薄或她有多深刻，她有多天真或她有多狡猾，多阴险，多有智慧，甚至多邪恶。对待这样一位有性欲而能自制的女人，你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且你永远也不会有办法。诱陷是她的性格，而这一性格与她的美貌相比则黯然失色了。不管怎样，看到她的内衣，我深受鼓舞。看到她的身体，我也深受鼓舞。“看看你，”我说道。
康秀拉身体上有两样东西值得你注意。首先是乳房。 我所见过的最好看的乳房——我出生于，请记住，1930年：迄今为止，我已见过不少乳房。这对乳房浑圆、丰满、完美。是乳头像又圆又大的茶碟的那种。乳头不像牛、羊那种下垂的乳房而是淡棕红色的大乳头，这是十分撩人的。其次是她那光滑的阴毛。一般说阴毛是卷曲的。她的阴毛像亚洲人，光滑、平伏、稀疏。阴毛很重要因为它会回复原状。
是的，我拉回被子她则钻进了我的被窝，康秀拉·卡斯底洛，从生物的总纲上来说，她是我们哺乳类中有繁殖力的雌性。而且在那第一次，在仅仅二十四岁时，她已经心甘情愿地坐在我身上了。一旦到了我身上她就不那么自信了，她忘乎所以地紧闭双眼尽情挥洒，仿佛在玩她儿时的游戏。直到我拍拍她的手臂引起她的注意并让她放慢速度。这也有点像她学人家的指挥动作。我想她是在竭力放纵自己，但是她太年轻了做不到那样，尽管她竭尽了全力，但达不到预期效果。然而，由于她知道她那对乳房有多诱惑人而且她想让我能看到它们的最佳状态，所以我话刚说出口她就爬到了我的身上。而且就在这第一次，她就做得极为色情，又一次使我感到惊奇，她竟主动地——拿她的双乳玩弄我的阴茎。她身体前倾把我的阴茎放在双乳之间，让我看到它舒适地紧贴着它们，她则用双手把双乳挤压在一起。她知道我看到这一切会兴奋起来，一个人的肌肤接触到另一个人的肌肤。我记得我说过：“你知道吗?你拥有一对我从未见过的最美的乳房。”而她像一位办事效率高、一丝不苟的私人秘书写备忘录，或像一位有良好教养的古巴女儿，她答道：“是啊，我知道。我看到了你对我奶子作出的反应。”
但是，总的说来，做爱刚开始时都过于兴奋。她做得很卖力，但并没有给她老师留下好印象。慢一点，配合我，我说道。少费劲，多沟通。你用比这更巧妙的手段控制事情的整个过程。关于粗野的自然状态，要说的可多了，但绝不是像她做的那样。她开始吮吸我的阴茎时，她会迅速而冷酷地晃动她的脑袋——这使我不可能不更早地达到性高潮，但是，就在我刚开始达到高潮那一刻，她突然停了下来并把它当作露天的排水管。我本来可以把精液射到废纸篓里的。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那一刻不能停下来。她的五位前任男友没有一位敢告诉她那样做。他们太年轻了。他们和她年龄相仿。他们能得到她已经感到很高兴了。
随后发生了一件事。她咬我。我也咬她。我们的生活成了互咬对方。有一天夜里，康秀拉逾越了她平常体贴安慰和待人谦和的界限，也顾不上什么师生关系，毅然踏上未知的探险之路，对我来说，整个事态的混乱局面开始了。这就是刚刚发生的一切。有一天夜里，她四肢伸展着躺在我下面，默默地仰卧着，等着我去分开她的双腿滑进去；我则没有那样做，而是在她的头下塞进一对枕头，将她的头支撑起来，头靠着床头架形成一个角度；我的双膝放在她身体两侧，我的屁股位于她身体的正中；我倚靠着她的脸有节奏地，不停地将阴茎在她嘴里送进送出。你知道，我对机械的咬感到十分厌烦，为了吓唬她，我把她牢牢地摁在哪儿，抓住她的头发使她动弹不得，一只手攥住她的一把头发并且把头发缠绕在我的拳头上，像一根皮鞭，像一条带子，像紧系在马辔上的缰绳。
如今，没有一个女人真正喜欢有人拉住她的头发。那样做肯定能激发她们中很多人的性欲，但那并不意味着她们喜欢如此。而她们不喜欢如此是因为她们无法躲避那正在发生、必然发生、引发她们思考的支配行为。那就是我想象的性行为。这种行为是兽性的——这个家伙不是畜牲但他熟稔这种兽性行为。我达到性高潮后，抽出阴茎时，康秀拉看上去不仅仅使人害怕而且有些凶狠。是的，在她身上最终还是发生了事情。对她来说已不再是那种舒服了。她不再是控制平衡的人了。她难以控制地搅动着舌头。我还在她的身上——人跪在她身上、精液滴在她身上——我们冷眼注视着对方，在急吞了一阵之后，她猛地咬了咬牙。突然。残忍。咬了我。这不是一种举动。这是出于本能。这是用尽咀嚼肌之力来拼命抬高下颚而咬的牙。仿佛这是她在说话，那是我所能做的，那是我想做的，而那是我没有做的。
最后，那位从容不迫的古典美人作出了直率、尖锐、原始的反应。直到那时，整个过程都由自恋控制，由下体裸露癖控制，而且整个过程不可思议地迟钝而缺乏活力，虽然展示了强健的身体，虽然表现了大胆和勇敢。我不知道康秀拉现在是否还记得那一咬，那是具有激活作用的一咬，使她摆脱了自身的管制并且从此开始做起了不祥的梦，但是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咬的。全是色情的事实。这个本能的女孩冲破的不只是装满她虚荣的容器而且还有她那舒适的古巴家庭的樊篱。这是她成为主宰的真正开端——是受我的主宰启发的主宰。我是她主宰我的作者。
你知道，我认为康秀拉从我身上切实地感觉到了她家族里一脉相承的儒雅，以及那无法挽回的家族史上的贵族风范，而这种贵族习气于她多少是一种神话。一个饱经世事的男人。一个文化权威。她的老师。如今，大多数人为年龄上的巨大差距而感到害怕，但对于康秀拉来说，这恰恰是吸引她的东西。对性事，大多数人都会做出奇怪的表情，他们做出一副满是厌恶的表情，仿佛那是一出拙劣的滑稽戏。但是我的年龄对于康秀拉有特殊意义。这些跟老家伙在一起的女孩子不会因为年龄而不干这事的——她们为年龄所牵引，她们正是因为年龄而干这事的。为什么?对康秀拉来说，巨大的年龄差异允许她顺从，我认为。我的年龄和地位合情合理地赋予了她屈服的权利，而在床上的屈服绝不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但是将自己的身子如此直接地交给一位比自己老得多的男人同时也为这类年轻的女孩提供了一种权威，这种权威是她和年轻些的男人发生性关系时所得不到的。她既得到了顺从的愉悦又得到了主宰的愉悦。一个男孩屈从于她的威力，这对于那么显而易见地令人称心如意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使我这见过世面的大男人向她屈服的原因仅是因为她的年轻和美貌的力量吗?获取全部利益，成为在任何其他场合都难以接近的男人的至爱，闯入她所无限仰慕但同时会被拒之门外的生活——这就是威力，而这正是她所需要的威力。这不是那种性别优势最终被交换的威力；这是性别优势持续不断地被交换的威力。与其说是被交换，不如说是被羼和。其中，不仅包含着我对她着迷的原因也包含着她反过来对我着迷的原因。我当时约摸估计了一下这一威力的大小，在我试图弄清她到底想干什么以及我为什么会越陷越深时，它给我带来的所有好处。
无论你知道多少，无论你想了多少，无论你筹划、你密谋、你计划了多少，你在性关系上都没能占有优势。这是一次异常冒险的游戏。一个男人如果不曾冒险涉足性行为，那么他一生中就少掉了三分之二的问题。正是性弄乱了我们本来正常有序的生活。我和任何人一样明白这个道理。每一件无聊的事都会来嘲弄你。读一读拜伦的《唐璜》吧。然而，如果你六十二岁了而且认为你再也不会有得到如此完美的东西的资格了你会干什么?如果你六十二岁了而且想得到能够得到的一切的冲动不可能比这时更强烈了你会干什么?如果你六十二岁了而且你发觉至今还不显眼的所有那些人体器官(肾、肺、静脉、动脉、大脑、肠、前列腺、心脏)即将开始令人苦恼地变得显眼起来，而你一生中最惹人注目的器官则注定要变得毫无用处你会干什么?
别误解我。这并不是说通过一个康秀拉你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你还能再一次焕发青春。你从未感到自己与青春的差异。而她的精力，她的激情，她年轻的无知，她年轻的所知，每时每刻都戏剧性地表现出了这种差异。一切都准确无误地表明二十四岁的是她而不是你。假如你感觉自己又年轻了，那你肯定是个笨蛋。假如你要感觉年轻，这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你绝不是感觉到年轻，而是痛切地感觉到她的无限未来和你自己的有限未来，你甚至更为痛切地感觉到你的每一点体面都已丧失殆尽。这就像与一群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打捧球。并不是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打球，你就感觉自己只有二十来岁。比赛时的每一秒钟都令你注意到了年龄的差异。但是至少你不是坐在球场界外。
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你极为痛苦地感到了自己的年老，不过以一种新的方式。
你能想象年老吗?你当然不能。我那时没有。我那时也不能。我想也没想年老会是什么样子。甚至连假象也没有——没有任何形象。而且任何人都别无所求。在不得不面对年老之前谁也不想去面对它。年老的结果会是怎样呢?迟钝是必然的。
可以理解的是无论处于哪个阶段，在此之后的那个阶段总是难以想象的。有时候在你认识到自己进入一个阶段之前，你已处于这个阶段的中途。然后，更早的阶段会为现阶段提供补偿。而即便如此，中间这个阶段对很多人来说是可怕的。但是人生的终结呢?有趣的是，这是一生中的第一次你虽身处其中而能做一个彻底的旁观者。自始至终(假如你和我同样幸运的话)看着你衰老，凭你持久的活力，你和衰老有着相当远的距离——甚至非常得意地觉得自己与衰老无关。不可避免地，是的，有很多迹象会导致令人不快的结论，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超然的旁观者。客观现实的野蛮在于兽性。
在垂死和死亡之间得作一区分。这不一定是未受干扰的垂死。如果你很健康，那就是看不见的垂死。生命的终结是必然的，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宣告。不，你不可能明白的。关于老年人，在你没有年老的时候你惟一明白的是他们烙上了时间的印记。但是所知仅限于此，就等于将他们凝固在了他们的时间里，这样就等于什么也不明白。对于那些还没有年老的人，年老意味着你的过去时。但是年老还意味着尽管如此、除此之外，还有超越你的过去时、你的现在时。你的过去时十分鲜活。你仍然或人们总是为“现时”及其充实程度所困扰，如同为“过去时”、为过去所困扰一样。对老年作这样的思考：这只是一个日常事实，即人的生命处于生死攸关之中。人们不可能不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么。死寂将永远包围着人们。除此以外一切都没有什么区别。除此以外人只要活着就会永远不死。
就在没多少年前，出现过一种现成的如何变老的方法，正如有过一种现成的如何变年轻的方法一样。如今这两种方法都已行不通了。对于是否可行，这里发生了一场斗争——而且是一次彻底的颠覆。不管怎样，难道一个年近七旬的人还应该扮演人类喜剧中耽于肉欲者的角色吗?难道还要不知羞耻地成为一个易于产生性兴奋的纵情声色的老人吗?这不是那种曾经以烟斗和转椅为象征的情形了。也许没能遵循生活的老钟对于人们来说还有那么一点污辱。我认识到我不能依赖其他成年人的道德关怀。但是，就我所知，无论一个男人有多老，也不会有什么事会停下脚步的，对于这样的事实我能做什么?
自那一咬后，她开始很随便地来我这里了。一旦她知道自己能轻而易举地控制一切，事情就不再仅仅是晚上约会而后性交那么简单了。她会打来电话说：“我可以来几个小时吗?”她知道我绝不会说“不”的，知道每一次只要脱光衣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就能听见我说“看看你”，仿佛她自己就是毕加索画中的人物。我，她的“实用批评”课老师，主持公共广播台星期天早上节目的美学家，决定什么是眼下最值得看、听和读的纽约电视台权威评论员——我曾说过她是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具有一切神奇影响的了不起的艺术品。不是艺术家而是艺术本身。她没有不能理解的东西——她只要站在那儿，让人观看，我就会理解她的重要性。这不是要求她有什么自我概念，就像不能要求小提琴协奏曲或月亮有什么自我概念一样。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就是康秀拉的自我意识。我就是观看金鱼的猫。只不过那金鱼是长有牙齿的。
嫉妒。那是毒药。而且是毫无来由的。即使是在她告诉我她要和十八岁的弟弟一起去溜冰时我也嫉妒。会不会是他博得她的欢心将她夺走?置身于难以摆脱的恋爱之中，你已不是充满自信的你自己，尤其是在你身处恋爱的漩涡中，你碰到的女孩年龄差不多只有你的三分之一的时候。我感到焦躁不安，除非我每天都和她通电话，然而通完电话我又感到了焦躁不安。过去是女人们要求我定期通话，电话来回打，而我常常竭力摆脱——而现在则是我要求她：每天定时通话。我们通话时我为什么要吹捧她?我为什么喋喋不休地告诉她她有多么完美呢?我为什么总是觉得我在向这个女孩诉说一件错误的事情呢?我无法弄清楚她是怎么看待我的，她是怎么看待一切的，而我的这种困惑则使我说了些连我自己听来都觉得荒唐离奇的事情，所以我满怀恨意地挂了电话。但是有那么难得的一天，我能够强迫自己不和她说话，不给她打电话，不吹捧她，不说荒唐离奇的事，对她在不知情情况下所做的一切不表示憎恨，情况则变得更糟。我无法停止手头正在做的所有事情，而我在做的一切都令我沮丧不已。我没有感到自己对她的威信，这种威信对于巩固我的地位来说是必需的，而她就是因为我的威信才来我这里的。
她不在我身边的那些夜晚，我会想她可能在哪里以及她可能在干什么，我因此而变得丑态百出。接着，即使是她那个晚上先和我在一起然后回了家，我也难以入睡。和她在一起的体验实在太强烈了。我端坐在床上，半夜里我叫道：“康秀拉·卡斯底洛，别理我!”这就够了，我告诉自己。起床、换床单，再洗澡，去除她的味道，然后去除她。你必须去除她。这已经成了一场与她之间无休止的战斗。胜利在哪里?占有的感觉何在?如果你要占有她，你为什么不能占有她?即便在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其实并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一场战斗中没有和平也不可能有，因为我们的年龄差异和挥之不去的辛酸。因为我们的年龄差异，我尝到了快乐但我从未丧失渴望。难道这一切以前从未发生过?是的。我以前从未是六十二岁。我不再处于那个我自认为可以做一切事情的人生阶段了。不过我清楚地记得那个阶段。你见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你从一英里外见到她。你走向她，问道：“你是谁?”你们一起吃了饭。等等等等。那个阶段，什么都不必担心，无忧无虑。你们上了汽车。见到这个尤物，人人都不敢坐到她旁边。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旁边的座位——它是空着的。这样你就去坐了。但是现在不是当时，生活永远不会是平静的，生活永远不会是太平的。我担心她穿着那件衬衣走来走去。脱掉她的夹克，里面就是衬衣。脱掉那件衬衣，里面就是她的胴体。一个年轻人会发现她并带走她。从我这里带走她，而我是激起她所有感觉的人，是促使她心智得以发展的人，是她获得自由的催化剂并且为他准备好她的人。
我怎么知道一个年轻人会带走她呢?因为我自己曾经是那个会如此行事的年轻人。
在我年龄更小些的时候，我不是那么敏感的。其他人更早地拥有了嫉妒心，而我能保护自己不受嫉妒的伤害。我随便他们怎么做，我坚信自己能借助性优势取胜。但是嫉妒自然是一场婚约的通气天窗。男人们对嫉妒作出的反应是说：“没有其他人能占有她。我将占有她——我会娶了她。我用这种方式捕获她。按照传统习俗。”婚姻可以治愈嫉妒。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男人想结婚的原因。因为他们对那另一个人不放心，他们要她签订合同：我不会，等等等等。
我该如何捕获康秀拉呢?这种想法从道德上说是可耻的，然而确实有这种想法。我当然不会通过答应与她结婚来占有她，但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占有一个年轻女人呢?在这个性自由的富饶社会里我又能贡献什么呢?因此这是色情电影风行之时。关于嫉妒的色情电影。关于自身毁灭的色情电影。我发狂，我着迷，而且我被吸引到了镜头之外。是什么把我吸引到外面的呢?是年龄。年龄的伤痕。经典的色情电影中约有五到十分钟的欢娱，然后变成喜剧性色情电影。但是在这部色情电影里，人物都极为痛苦。一般的色情电影是对嫉妒的审美。它去掉了苦恼。什么——为什么是“审美”?为什么不是“麻醉”（注：“审美”（aestheticizing）和 “麻醉”（anesthetizing）二字在英文中拼写接近。）呢?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吧。普通的色情电影是一种再现。这是一种堕落的艺术形式。这不只是假装，这是明显的不真诚。你想要色情电影里的那个女孩，但是无论谁在干她你都不嫉妒，因为他成了你的代理人。非常令人惊讶，但那就是艺术的力量，哪怕是堕落的艺术。他成了一名替身，代替了你；去掉了令人苦恼的东西并把它变成了令人愉快的东西。因为在电影里你是一名隐形帮凶，一般的色情电影去掉了苦恼而我的色情电影里则保留了苦恼。在我的色情电影里，你仿效的不是那个得到满足的人，那个得到快感的人，而是那个没有得到满足的人，那个失去快感的人，那个已经失去快感的人。
一个年轻人会发现她并带走她。我看见了他。我认识他。我知道他能干什么因为他就是二十五岁时的我，当时还没有妻子和孩子；他就是未脱稚气的我，在我做其他人所做的事之前。我看见他在看她穿过宽敞的广场——大步流星地穿过广场——在林肯中心。他躲在柱子后面，别人看不见他，他打量着她，就像那天晚上我带她去听首场贝多芬音乐会时打量她一样。她穿着靴子，高筒皮靴以及合身的短裙子，暖和的秋夜里一位极为标致迷人的年轻女人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公然地行走在大街小巷，让所有的人都羡慕她、崇拜她——而且她还面带微笑。她很快乐。这个极为标致迷人的女人是来见我的。只不过在色情电影里的人不是我。是他。正是他曾经是我而现在不再是我。看着他在看她。我清楚地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而知道下一步将发生什么，想象一下，就不可能从个人利益出发来推断解释。不可能认为并非人人都这样对待这个女孩因为并非人人都对这个女孩着迷。相反，你难以想象她会到哪儿去。你难以想象当她出现在大街上、商店里、晚会、沙滩上时，那个家伙没有从暗地里出现。色情电影的苦恼：看着那个曾经是你的人出现在镜头里。
你最终失去了康秀拉这样的女孩，在任何地方这都会发生在你身上，在你曾和她一起呆过的所有地方。她消失的时候，场面有些异乎寻常，你明明记得她在那儿，你看到她和你在一起时那个地方没有你却有她，但那个二十五岁的男孩出现时你已不再和她在一起了。你想象她穿着好看的短裙子大踏步地走来。向你走过来。阿佛洛狄特（Aphrodite）（注： 希腊神话爱与美的女神，相当于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接着她走过你身边，她消失了，而色情电影自转着失去了控制。
我问她男朋友的事(我知道这一切有什么好处呢?)，要她告诉我在我之前跟多少人睡过觉、什么时候开始和人睡觉的、她是否曾和另一个女孩或同时和两个男孩一起睡过觉(或和马、鹦鹉、猴子睡过觉)，而她当时告诉我她只有过五个男友。她长得如此迷人，穿着又如此体面、漂亮，而这样的一个当代女性，竟只有过相对较少的五个朋友。这是富裕而规矩的古巴家庭(如果她讲的是真话)产生的约束作用。而最后那个男友是个愚蠢的同学，他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干她，他只顾自己达到性高潮。这是个愚蠢的老故事。不是个爱女人的男人。
顺便说一下，她在男女风化问题上言行不一，没有定见。我记得那时候诗人乔治·奥希恩，一个一辈子都和同一个女人保持婚姻关系的男人，有一个女朋友是康秀拉的邻居，他竟在闹市区的一家咖啡馆里和他的女友一起吃早饭，康秀拉看到了他，心里感到很沮丧。她从放在我床边桌子上他新出的一本书的封底照片上认出了他，她知道我认识他。那天晚上她来我这里。“我看到了你的朋友。他今天早上八点钟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在一家饭店里，他当时正和她接吻——而他是个已婚男人。”她在说这些事情时听上去是那么陈腐不堪，而她在和一个比她大三十八岁的男人发生关系这件事上却表现出不顾一切陈规陋习的勇气。从她内心的反复无常以及有时的茫然无知来看，她有上述表现是难免的；不管怎么说，她身上发生了某种特别的变化，一种暂时的难以预见的巨大变化满足了她的虚荣和自信，尽管很有趣，但似乎并没有（像我那样）使她彻底变了个样。
在回答我的一次质问时，康秀拉告诉我，她中学时的一个男友很想观看她来月经的过程。每逢她开始来月经了，她就得叫他来，而他则一召即来，她站在那儿，他则看着血顺着她的大腿流下来滴在地板上。“你来月经给他看？”我问道。“是的。”“但是你的家人，你那传统的家庭怎么办?你那时十五岁，夏日晚上八点钟后你不能呆在外面，而你竟然做那事给他看?你外婆可是公爵夫人呢，”我说，“她喜欢她的念珠，而你竟然做那事给人看?”“我已不只十五岁。我那时已经十六岁了。”“十六岁。我明白了。那就可以理解了。你们多久干一回那事?”“每次我来月经时。每个月，”她告诉我。“那男孩是谁?我知道男孩子甚至是不能进入你的房间的。他那时是谁?他现在又是谁呢?”
一个交际场上可以被接受的小男孩。也是古巴人。卡洛斯·阿隆索。一个举止得体、品貌俱佳的小伙子，她告诉我，他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开车到门口接她，他从来不在车道的边栏按喇叭叫她，他会走进家里和她父母相见，坐在他们身边，他是个沉默拘谨的男孩，出身良好，十分清楚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就像她自己的家人一样，他的家人都很尊敬父亲，人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人人都会两种语言，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乡村俱乐部，他们看《每日新闻报》和《卑尔根纪事》，他们喜欢里根，喜欢布什，憎恨肯尼迪，富裕的新泽西古巴移民，路易十四国王治下的右翼人士，卡洛斯打电话给她说：我不在时不要来月经。
想象一下吧!放学后，郊区的卑尔根县，浴室里，他们两个人被她的排泄之谜吓得呆若木鸡，仿佛他们是亚当和夏娃。因为卡洛斯也被迷住了。他也知道她是件艺术品，这个幸运珍贵的女人是一件艺术品。古典艺术，古典式的美人，但是活生生的，而对活生生的美人的审美反应是什么呢，同学们?欲望。是的，卡洛斯是她的镜子。男人向来就是她的镜子。他们甚至想观看她来月经。她是男人们无法避开的女魔。她身着端庄得体的古巴传统服装，显得很有文化，但是她允许他人看她来月经是因为她的虚荣。她的许可是因为她照着镜子说：“另一个人一定要看月经。”
“打电话给我，”我对她说，“你开始来月经时。我要你来这儿。我也要看。”
也要看。这是多么露骨的嫉妒心理啊，多么狂热的欲望啊——由此引发了近乎灾难般的事情。
因为那一年，我同时与一个十分迷人、十分强壮、十分可靠的女人有着暖昧关系，没有残疾的伤痕，没有恶习，也没有任性的想法，有洞察一切的领悟能力，各方面都很可靠，一点也不会讽刺人，因而连哪怕一点点的诙谐也没有，但却是一个性感、老练、体贴的情人。她叫卡罗琳·里昂斯。很多年前，早在六十年代中期，她也曾是我的学生。然而，在其间的几十年里，我们中谁也没有去找过对方，因此当卡罗琳有天早上走路去上班，我们在大街上邂逅时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在了一起，仿佛像世界大战般的巨大灾难(而不是她前往加利福尼亚去上法律学校)把我们分开了二十四年时间似的。我们俩都说对方看上去很不错，大笑着回忆起有一天晚上在我办公室里的疯狂，当时她十九岁，我们还说起以往各种令人感动的事情，当时就约定第二天晚上一起吃顿饭。
卡罗琳依然很漂亮，宽阔的面颊洋溢着喜悦，虽然浅灰色眼睛下大大的眼窝如今已轻薄如纸且憔悴不堪，之所以如此，我认为并不是因为她长期失眠而是因为那聚合在一起的诸多失意，这些失意对于四十多岁的职业妇女来说是相当普遍的，她们的晚餐多半是由一位外来移民装在塑料袋里送到她们在曼哈顿的公寓门口的。和以前相比，她发福了。两次离异，没有小孩，有一份要求很高薪水也高的工作，需要经常跑国外。这一切使她的体重增加了三十五磅，所以我们上床时，她低声说道：“我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回答道：“你觉得我还和以前一样吗?”关于那一点，我们不再说什么。
读大学本科时，卡罗琳和一个校园暴乱煽动者同住一室，一个极富个人魅力的六十年代的暴乱领袖，类似艾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注：反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时与警察冲突中被捕的七名学生领袖之一。）一样的人物，她的名字叫珍妮·怀亚特，来自曼哈塞特，她写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毕业论文交给我，题目是“在图书馆里堕落的一百种方法。”我引用文章开头的一句话：“在图书馆里口交正是其本质所在，神圣的越轨，校园里的安魂弥撒。”珍妮的体重大约有一百磅，身高最多不过五英尺，真那样的话，她看上去像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小个子，仿佛你可以把她举起来任意抛撒，而且她还是校园里头号下流女人。
那时的卡罗琳十分敬畏珍妮。卡罗琳经常跟我说：“她有很多绯闻。同时和人发生关系。你要去什么人的宿舍，或是研究生，或是青年教师，你就能看见珍妮的内衣裤挂在水龙头的柄上晾干。”卡罗琳还告诉我，大学生们谁想要干那事就会在校园里闲逛，逛着逛着突然要干那事了就叫她。而如果她也想干那事，他们就一起离开。他们正在校园里逛着，他们会当场停下来说：“我觉得就要叫珍妮了，”但他们在课堂上从不这样做。很多教职工对她开放的性行为皱眉表示不满并视之为愚蠢的行为。即便是一些男生——刚刚还说她是放荡的女人，过了一会儿就和她一起上床睡觉了。但是她既不蠢也不是个放荡的女人。珍妮是那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的人。她站在你面前，小小的个子，双腿略微叉开，一动不动，脸上长满雀斑，金黄色短发，除了涂红色口红外不施粉黛，张大着嘴巴，露出一副自我招认的笑脸：这就是我，这就是我所做的，如果你不喜欢，那太糟糕了。
珍妮最令我吃惊的是什么?有很多方面——在校园暴乱的早期，有许多事情表明她是值得注意的那类新人。假如妇女们自那时以来在举止大胆上不断取得进步，她们就不必和她那公然浮夸的放肆姿态一争高下，而她令我吃惊的所作所为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稀奇。她最令我吃惊的是她竟抢走了校园里最害羞的那个人，我们的诗人。师生间的越轨行为之所以令人谈兴颇浓，不仅因为新鲜而且因为众人皆知，而且说明了离婚者如此众多非独我一人的原因所在。在获取世俗利益上，诗人不具备其他人所掌握的技巧。他只能通过语言来分配自己的利益。最后他死于酗酒，当时还很年轻，不过，他独自一个人在这温暖舒适的美国，也只有酒才能使这个家伙失去自制。已婚，有两个孩子，除了上讲台作精彩纷呈的关于诗歌的演讲外，他总是一副很羞怯的样子。要使这样的人从阴影中走出来简直难以想象。但珍妮做到了。在一次晚会上。很多学生；既有男生也有女生，都想接近他。那些漂亮的女生都很迷恋他，这个浪漫的怪人，但他似乎对谁都不信任。直到一次晚会上珍妮走到他面前，拉着他的手说：“我们跳个舞吧，”而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是她身后紧跟着他。他似乎也头晕目眩地相信了她。小个子珍妮·怀亚特：我们是平等的，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
珍妮和卡罗琳，还有另外三四位来自社会中上层的，目中无人的女孩，组成了一个小集团，自称“流浪女孩”。对了，这些女孩和我所知道的没有一点相像，并不是因为她们穿着流浪儿似的破烂衣服、赤着脚。她们憎恶天真无知。她们难以忍受他人的监督。她们不怕惹人注目也不怕没人注意。她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反叛自己。从历史上来看，她们和她们的追随者正是完全被自身欲望所左右的美国女孩中的第一批弄潮儿。没有华丽浮夸的言辞，没有什么思想体系，只对大胆者开放的快乐的游乐场。当她们认识到有众多可能性时这种大胆也随之膨胀，她们认识到她们已不再被人监视，她们已不再屈从于陈旧的制度或受制于任何制度——她们认识到她们什么都能做到。
开始时这是一种即兴式的革命，六十年代的革命；校园先锋的数量是很少的，百分之零点五，也许是百分之一点五，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社会上的动摇分子会紧随其后的。文化运动总是由其最有限的几个尖兵所领导的，其中就有珍妮的“流浪女孩”这群校园年轻妇女，一场完全自发的性变革运动的女先锋们。二十年前，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校园被管理得井然有序。大学宿舍异性访问规则。不容置疑的监督管理。权威来自卡夫卡所谓的——“行政机构”——而行政机构的语言则可能来自圣奥古斯丁。你企图找到一条路，机敏地绕过这一切的控制，但一直要到1964年左右才行，总的说来处于监管下的每个人都是遵纪守法的；霍桑所谓的“热爱限制阶层”里地位极高的成员。接着发生的是一延再延的大爆发，对战后常态和文化一致的猛烈抨击。难以收拾的局面出现了，年轻人无法逆转的改变开始了。
卡罗琳从未博得过珍妮那样的恶名，她也不想。卡罗琳参与了抗议活动、煽动性的挑衅行为、粗野无礼的逗趣，但是由于她独特的自我约束力，从没使反叛行为或桀骜不驯达到毁了她前途的程度。如今人到中年的卡罗琳——地地道道的公司职员，任劳任怨，思路清晰——丝毫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意外。卡罗琳对于性开放从来不置一词。她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任性固执。但是珍妮就不同了——让我把话题岔开一会来谈谈珍妮，一个类似于康秀拉·卡斯底洛所谓的平庸的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注： 委内瑞拉政治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领袖。）。不错，像南美洲的玻利瓦尔那样的革命领袖，他的军队打败了西班牙殖民者的势力——一个敢于与优势力量作对的暴徒，反对大学里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的斗士，最终全面战胜了学校当局。
如今，我班级里那些行为端正的女孩们满不在乎的性行为，据她们所知，是得到《独立宣言》授权的，一种她们只需少许勇气即可使用的权力，而且是和1776年在费城获得的追求幸福的权力一致的。事实上，康秀拉们和米兰达们若无其事地认为做出些狂放不羁、无所拘束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想法源自不知羞耻、颇具煽动性的珍妮·怀亚特们的胆大妄为以及她们通过残暴行为在六十年代获得的令人吃惊的胜利。美国生活中粗野的方面最早是在警匪片电影中得以表现的，这正是珍妮在校园里所竭力鼓吹的，因为它可以强有力地对付那些常规陋习的捍卫者。它使你理直气壮地与你的保护人吵上一架——用你那极为难听的语言而不是用他们的语言吵上一架。
珍妮出生在城市里。然后在郊区长大，长大后到了长岛，后居住在曼哈塞特。她母亲是中学老师，每天都要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当时她一家人已经从昆士镇搬到曼哈塞特，而她妈妈仍在昆士镇教十年级学生。爸爸则从另一个方向往返于家和大耐克镇之间，他和卡罗琳的爸爸一起在大耐克镇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所以他们的女儿互相认识。郊区空旷的房子——刺激着珍妮身上的每一根性神经。当音乐发生变化时她在性方面已经成熟了，她开始尝试过性生活。她开始尝试做一切事情。珍妮的狡猾之处在于：她一搬到那儿就知道在郊区能干些什么。作为女孩子她在城里从来都不自由，从来不像男孩子那样可以纵情玩乐。然而在曼哈塞特的郊区她找到了属于她的疆域。那儿有隔壁邻居，但他们没有像城市里那样挨得紧。她从学校回到家，街道空空荡荡。仿佛古老西部的城镇。周围没有人。每个人都消失了。因此，在他们都乘火车回到家里之前，她做了点小动作，一个小小的余兴节目。三十年后，珍妮·怀亚特堕落成了艾米·费舍尔，完全靠自己一人之力费劲地检修自动机械，不过珍妮是个天生的组织者，聪明伶俐——毫不屈服、肆无忌惮，一个充满生气的冲浪者，站立在瞬息万变的潮流之上。在郊区，不像城里那样充满着危险，女孩子们不必对什么都严加防范，父母们也不用时刻为她们担扰，郊区成了她的进修学校（finishing school）（注：教导青年妇女如何进入社会的学校。）。郊区为这种未经认可的教育创造了繁荣的市场。监管力度的减轻，所有这些孩子们活动空间的逐渐增大，他们拥有斯波克博士（Dr. Spock）（注：美国儿科学家，所著《婴幼儿保健常识》为畅销书之一，对养育婴幼儿的一代父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赋予的不服从管教的工具——这一切使这种教育得以繁荣，正是如此。它变得难以控制。
这就是珍妮在她的毕业论文里写到的所谓变化。这就是她所讲的故事。郊区。口服避孕药。避孕药给了妇女平等的权利。音乐。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注：20世纪50年代美国摇滚乐巨星。）推动着一切。佩尔丰克的基调强节奏。汽车。这些孩子们出去都是一起开着 车子去的。社会繁荣。乘车往返于两地。父母离婚。众多的成人娱乐。大麻。毒品。斯波克博士。这一切导致“蝇王（注：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作品《蝇王》，以一群孩子为主人公。）大学”的产生，这是“流浪女孩”用来称呼我们学校的。珍妮的宿舍不是以鼓吹煽动为能事的革命基层组织。珍妮不是伯纳丁·多恩或凯茜·鲍丁，也不是贝蒂·弗里旦（注：三人均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领袖。）在向她宣讲什么。“流浪女孩”不反对社会或政治争辩，但那是六十年代的另外一面。关于动荡有两种思潮：一种是自由意志论，允许个人纵欲狂欢反对维护集体的传统利益，但是和这一思潮密切相关的另一种是要求公民权和反对战争、不服从的集体公正意识，其道德威望来自梭罗。两种思潮互为关联使得动荡很难受到质疑。
但是珍妮的基地是个快乐宫，不是政治基层组织。而且这种快乐宫不单单在我们的校园里存在，它们遍及全国，快乐宫里居住着数以千计、穿着打结染色服饰的男孩女孩，他们在一起从事不顾后果的草率行为，身上常常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扭动着身子，大声喊叫着，亮出各自的“家伙”——这就是他们的国歌，那可不是“国际歌”。适合与女生性交的黄色音乐。适合舔吸男生阴茎的音乐，人民的现代爵士乐。自然，在性生活上音乐总是很有用处的，在规定期限内。即便是格伦·米勒，你在唱歌的时候还是得通过“锡盘巷”的浪漫曲来获得性，使局面尽可能得以改善。接着是年轻的辛那屈。接着是柔和的萨克斯管。但是“流浪女孩”身上的限制呢?她们使用音乐的方式就像她们食用大麻，作为一种推动力，作为她们离经叛道的标志，对色情的野蛮行为的公然挑衅。在我的青春期，在强节奏爵士乐时代，只有烈酒才能使你来劲儿。他们有一个全面反对抑制者的武器库。
这些女孩子在我的班里，这就是我的教育：看着她们怎么打扮自己，观看她们摒弃文明礼貌暴露粗鲁野蛮，和她们一道听她们喜欢的音乐，和她们一道边吸大麻边听詹尼斯·乔普林，她们喜欢的丑角贝西·史密司，她们的支持者，她们的低级酒巴，烂醉如泥的朱迪·加兰，和她们一道听吉米·亨德里克斯，她们喜欢的吉他手查理·派克，和她们一道飘飘欲仙听亨德里克斯弹奏吉他，弹奏时把一切都颠倒了，延缓节奏，加快节奏，珍妮附和着唱起来，仿佛喝了麻醉药后口吐真言，“亨德里克斯和性交，亨德里克斯和性交，”而卡罗琳也像喝了麻醉药似地唱着：“一个嗓音优美的英俊男人”——珍妮们神气活现、性欲强烈以及兴奋刺激，她们对阴茎勃起毫无生理上的恐惧，对男人的生殖器变化也毫无惧色。
美国六十年代的珍妮·怀亚特们知道怎么操作那些狼吞虎咽的男人。她们自己就是狼吞虎咽的人，因此她们知道怎样和他们做交易。大胆的男性冲动，男性主动，不是需要告发并且作出裁决的违法行为，而是人们是否作出反应的性信号。控制男性冲动并且告发它?他们没有接受过那种思想观念的教育。他们太爱开玩笑了，谁也无法向他们灌输任何敌意、憎恨和怨气。他们接受的教育是本能意识。他们对以新的监管形式、新的控制制度和新的一套正统信仰取代旧的抑制、禁止和道德教诲不感兴趣。他们知道去什么地方能得到快乐，而且他们知道怎么无所畏惧地放纵情欲。不怕冒犯性的性冲动，沉缅于变化的喧闹中——这是美国土地上的第一次，自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清教徒妇女被教会政府禁闭以防止她们肉体上的堕落和受作恶多端的男人的陷害以来——整整一代女人通过她们的肉体明白了性体验的本质和性快乐之所在。
难道博利瓦（bolivar）（注： 根据委内瑞拉政治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领袖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的姓命名。）不是委内瑞拉的货币单位吗?好，假如美国出现了第一位女总统，我真希望美元的货币单位会变成怀亚特。珍妮完全配得上。她使获取快乐的权利大众化。
附带说明。英国人设在梅里蒙的贸易前哨大大激怒了普利茅斯的清教徒——知道这件事吗?皮革买卖居留地，面积比普利茅斯小些，距普利茅斯西北约三十英里。那儿就是今天马萨诸塞州的昆西市。男人们喜欢喝酒，出售武器给印第安人，成为印第安人的贴心朋友。欢快地和敌人一起游玩。和印第安妇女性交，她们的习惯是采用犬式性交姿势，从后面插入进行性交。以清教徒为主的马萨诸塞州里的异教徒策源地，这里圣经就是法律。戴着动物面具围绕五月柱跳舞，每个月都要在五月柱下做礼拜。霍桑就讲述过有关五月柱的一个故事：安第科特州长派一队由迈尔斯率领的清教徒民兵去砍五月柱，这是一棵松树，上面饰满了花彩，有五颜六色的旗帜、绶带、鹿角和玫瑰，柱高八十英尺。“欢乐和忧郁正在争夺一个帝国”——这是霍桑的理解。
梅里蒙有一段时间曾由一位名叫托马斯·莫顿的投机商、律师、极富领袖风采的特权人物掌管。他是《皆大欢喜》中的一种森林动物，《仲夏夜之梦》中残暴的魔鬼。莎士比亚是莫顿的同时代人。大约只比莫顿早出生十一年左右。莎士比亚是莫顿的摇滚乐。普利茅斯的清教徒痛击他，接着是萨勒姆的清教徒痛击他——给他戴上手枷和足镣，罚他款，将他监禁。他最终逃到了缅因州，将近七十岁时死于缅因州。但是他忍不住要去挑衅清教徒。他是清教徒成为好色之徒的罪魁祸首。因为如果一个人对宗教的虔诚不是绝对的，那么这种虔诚很自然地会导致莫顿之类的人物出现。清教徒们害怕自己的女儿被这个快乐的主张种族间通婚的人诱骗到梅里蒙，并把她们给奸污了。一个白人，一个白种印第安人，把处女给骗走?这比北美印第安人偷走她们显得更为凶恶可怕。莫顿是想把他们的女儿变成“流浪女孩”。除了和印第安人做生意以及出售火器给他们，这是他的主要目的。清教徒们对年轻的一代感到焦虑不安。因为一旦他们失去了年轻的一代，对宗教上独裁的不容异说的试验就会因无历史记载而彻底灭亡。古老的美国故事：拯救年轻一代，使他们不涉性事。但拯救是太迟了一点。太迟了因为他们已经出生。
曾经有两次，因为他的违抗行为，他们用船把莫顿送到英国审判。但是英国统治阶级和英国圣公会对于新英格兰独立主义者来说毫无用处。莫顿案每次都被法庭否决，于是莫顿又返回了新英格兰。英国人认为，他是对的，莫顿——我们也不想和他生活在一起，但他并没有压制任何人，而是这些该死的清教徒发疯了。
在威廉·布拉福德总督写的一本书《普利茅斯种植园史》里，总督详细描写了梅里蒙的诸多罪恶，“放荡不羁的肆意挥霍”，“大量的过剩”。“他们堕落成了淫荡之徒，过着荒淫放荡的生活，他们所倾诉的都是渎神之语。”他称莫顿的盟友为“疯狂的狂饮作乐者”。他称莫顿为“乱世之君”和“无神论派”大师。布拉福德总督是个了不起的理论家。十七世纪时虔诚的清教徒知道怎样写文章。不虔诚的清教徒也知道怎么写。莫顿也出版了一本书，《新英格兰迦南》，是在对印第安部落有趣的研究基础上写成的——但据布拉福德说这是一本粗俗滑稽的书，因为它也讲述了清教徒以及他们如何“极大地展示了宗教精神但没有人道精神。”莫顿是直言不讳的。莫顿没有对书作任何删节。你得等三百年才能在美国再次听到托马斯·莫顿的声音，没有经过删节，像亨利·米勒的作品。普利茅斯和梅里蒙之间、布拉福德和莫顿之间、有序和无序之间的冲突——这种殖民时代的无序是三百三十多年后莫顿的美国最终诞生时国内动乱的先兆，是种族间通婚现象及其他一切现象的先兆。
不，六十年代并非反常的年代。怀亚特们也没有越轨。她是天生的莫顿式人物，身处自始至终一直在进行的冲突中。秩序将主宰美国的野蛮。清教徒们是有序、美德和理性的代理人，而另一方则是无序。但为什么它是有序和无序呢?为什么不是莫顿，这位不守秩序的伟大神学家呢?为什么不能正视莫顿作为个人自由的奠基者的身份呢?在清教徒的神权统治中你可以自由地行善；在莫顿的梅里蒙你是自由的——事实就是如此。
有很多的莫顿。没有神圣观念的商业投机者，一点也不在乎他们是否是上帝的选民的人们。他们和布拉福德一道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后来又乘坐其他的船只移居国外，但你在感恩节时听不到关于他们的事情，因为他们难以忍受圣人们和信奉者的这些团体，不允许有任何越轨行为。我们最早的美国英雄人物是莫顿的压迫者：安第科特、布拉福德、迈尔斯·斯丹迪许。梅里蒙在正式的版本中已经被删除，因为它不是关于一个有德行的乌托邦而是一个率直的乌托邦的故事。但是应该被雕刻在罗斯摩尔山（Mount Rushmore）（注：罗斯摩尔山上雕刻有美国四位著名总统的雕像。）上的是莫顿的脸。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总有一天他们会把美元重新命名为怀亚特的。
我的梅里蒙?我和六十年代?是啊，我严肃地对待那几年的混乱无序，而且我也全面地理解“解放”这个字的意义。那是我离开妻子的时候。准确地说，她发现了我和“流浪女孩”在一起后就把我给甩了。如今，学校教职工中也有人蓄长发穿奇装异服，但他们是在休假期间。他们是窥淫癖者和朝三暮四的恋人的混合物。他们偶尔也会大胆行事，但那无非就是跨过战壕进入战场而已。然而我一发现混乱无序的局面即将出现，就决定从那一刻起我设法为自己找到全部理由，放弃我以前的和目前的忠贞行为并且不在私下从事不正当行为，也不像我的很多同龄人那样或低声下气或趾高气扬或干脆任其逗引，而是紧跟这场革命的逻辑一直到底，而且没有成为其受害者。
这需要付出努力。没有树立纪念碑记录下那些在外冲锋陷阵的人的名字以志哀悼，并不意味着没有伤亡。不一定是大屠杀，但有很多的破坏和毁损。这不是一次建立在庄严的理论基础上的规模宏大的革命。这只是一场幼稚的、荒谬的、失去控制的、激烈的闹剧，整个社会陷于一场巨大的喧闹之中。虽然也有一点点的喜剧色彩。这是一次革命，同时像是革命结束后的场面——一大片田园风光。人们脱下内衣，大笑着四处走动。通常这充其量不过是闹剧，充满孩子气的闹剧，但却是影响十分深远的充满孩子气的闹剧；通常这只不过是旺盛精力的汹涌高涨，是人数最多力量最大的美国青年一代突然倾泄的激素。但是其影响却是革命性的。从此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人们的怀疑精神，人们的愤世嫉俗，通常能使人们游离于群众运动之外的良好的政治文化意识，成了十分有用的屏障。我不像其他任何人那样高傲，我也不想。对于我来说，我所要做的是将革命与其直接的装备分离开来，与其病理学上的饰物、修辞学上的空洞及药理学上的毒品分离开来，这一切促使人们纵身跳出窗外，借以避开危险、领会并使用革命思想，而且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机会，多好的机遇去实践我自己的革命。为什么要束缚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出生在这一年而不是那一年这一碰巧的事实吗?
比我年轻十五岁、二十岁的人们，那些拥有特权的革命的受益者，可以不知不觉地经历这场革命。这样一群充满生气的人们，这样一处混乱无序的污秽乐园，不经思考也无需思考，他们就宣称自己拥有了它，而且通常是包括一切琐碎和毫无价值的东西。但是我得思考。那时的我，还正值壮年；国家刚刚进入这一非凡的时代。我是否属于这一野蛮、邋遢、喧闹的拒绝行为、这一全面破坏以往一切禁忌的举动的候选人?我能够控制与无所顾忌的自由相对的有所约束的自由吗?人们怎样将自由转变成制度呢?
要找到这些答案需要付出很多代价。我有一个四十二岁的憎恨我的儿子。我们不需要涉及这个问题。关键是暴民们没有冲进来打开我的牢门。行为乖戾的暴民们就在这里，可偏偏我得自己打开牢门。因为我也是个温和并且天生固执的人，即使在我刚刚结婚那会，我也偷偷溜出去与随便什么人发生性关系。那种六十年代的解脱一开始我就想到了，但是开始时，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像共同认可之类的东西，并没有将你卷起并带走的社会洪流存在。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障碍，其中之一是一个人的文明本质，其中之一是一个人的乡下出身，其中之一是一个人接受的严格的上流社会观念的教育：一个人不能胡来一气。我的成长和受教育轨迹骗我从事我难以忍受的家庭使命。有家室的人，尽责，已婚且有小孩——接着革命开始了。事情败露，这些女孩子都围着我转，我该怎么办呢?继续婚姻生活、与人通奸及思考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你人生的必由之路?
我没有找到我的人生之路，因为我出生在森林里由野兽抚养长大，因此自由是必然的。我并非天生聪明地知道这一切。我也缺乏公开地干我想干的事的权力。坐在你对面的这个男人不是在1956年结婚的那个。要获得一种有关一个人人生自主范围的自信想法，你所需要的建议无处可寻，至少在我的小世界里找不到，这就是为什么在1956年结婚生子即便对于我来说也是必须要做的自然之事。
在我长大成人的岁月里，人们在性王国里还不是自由人。人们是从二楼窗口进屋的窃贼。人们是性王国里的窃贼。你“逮住”了一种感觉。你偷走了性。你勾引、你乞求、你奉承、你坚决要求——一切性都必须得努力才能得到，要违背女孩子的价值观念，假如不是违背她的意志的话。这一系列的规则是你得把你的意志强加在她身上。这就是人们教育她该怎样保持她的贞操。认为一个普通女孩应该无需没完没了的强求就主动地打破常规并发生性行为的想法说不定会把我弄糊涂的。因为两性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认为自己与生俱来就有纵欲的权利。不得而知。如果她为你所倾倒，她或许会同意你对她实施手淫的——即用你的手作为插入之物——但是认为有人无需经过心理围攻，锲而不舍的、偏执狂般的韧劲和劝诫就会同意一切，那是绝不可能的。当然，除了凭借超人的毅力外，没有办法可以对她实施口交。我在大学四年里有过一次口交。那是你可以做的一切。在卡茨基尔山的小乡镇，我们家开了一家度假旅馆而四十年代我已经成人，要在这里发生两厢情愿的性关系，除了和妓女便是和生活中大部分时间与你在一起而且人人都认为你将和她结婚的女孩。而在那里你付出了代价因为你确实与她结了婚。
我的父母?他们是父母。说真的，我受到的教育是情绪化的。我父亲在我母亲的催促下最终不得不和我讨论性问题时，我已经十六岁，时在1946年，他那不知道该跟我说些什么的样子让我感到厌恶，这个彬彬有礼的人1898年出生在下东区的一套租用公房里。他主要想告诉我的是那个时代和蔼可亲的犹太父亲通常说的一番话：“你是一个桃子，你是一枚李子，你会毁了你的一生……”当然，他不知道我已经从镇上一个人人都可以干她的放荡女孩身上染上了花柳病。在那遥远的过去，父母们能做的也就如此而已。
瞧，异性恋的男人步入婚姻的殿堂就像牧师步入教堂一样：他们都是发誓要禁欲，只是似乎要过了三年、四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知道禁欲是什么。普通婚姻的本质对于一名男性异性恋者来说——考虑男性异性恋者的性优势——其令人窒息的程度不亚于男同性恋者或女同性恋者。尽管现在甚至连同性恋者也想结婚。教堂婚礼。二三百人到场见证。他们等着瞧那首先使他们成为同性恋者的性欲接着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希望从那些家伙身上知道更多的东西，但是最终表明他们也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尽管我怀疑这与艾滋病有关。“避孕套的兴衰”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性故事。避孕套重新出现。和避孕套一起回归的还有在六十年代被压制的一切。戴着套子做爱与不戴套子做爱，男人会更喜爱哪一种呢?这对他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消化器官要争取获得性器官那样的优势的原因了。迫切需要粘膜。为了避免使用避孕套，他们不得不找一个固定的伴侣，所以他们就结婚了。同性恋者是好战的：他们想结婚并且他们公开地想参军入伍。我所憎恨的两件事。因为同样的理由：他们想有组织编制。
认真对待这些事情的最后一个人是约翰·弥尔顿，三百五十年前的事。是否读过他关于离婚的小册子?当时，这些小册子使他树敌不少。这些小册子就在这里，放在我的书堆里，书页空白处写满了六十年代作的注释。“我们的救世主就这样为我们打开了这扇危险而意外的婚姻之门吗?它曾像一扇死亡之门把我们关在外面”。不，男人什么都不懂——或者愿意装作他们什么都不懂——对于他们不幸陷入的婚姻的残酷和悲怆。他们最多不过淡泊地认为：是的，我知道在这场婚姻中我迟早会放弃性要求的，但放弃是为了获取更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抛弃了什么吗?为了禁欲，为了过没有性的生活，那么你将怎样面对失败、挫折和妥协呢?通过挣更多的钱，挣到尽可能多的钱吗?通过生育尽可能多的孩子吗?也许可以，但这与另一件事全然不同。因为另一件事与你的身体状况有关，与生和死的肉体有关。因为只有在性交时，你才能彻底地、或许是暂时地向生活中你不喜欢的和击败你的一切报仇雪恨。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是十分纯洁地活着而且你自己也是纯洁的。堕落的不是性——而是其他。性不只是肉体的摩擦、浅薄的玩笑。性还是对死亡的报复。别忘了死亡。千万别忘了它。是的，性也受制于死亡的力量。我清楚地知道受制约的情形。不过请告诉我，什么力量更强大呢?
无论怎么说，卡罗琳·里昂斯，在将近二十五年后比以前重了三十五磅。我以前喜欢她原有的身材但不久我就喜欢上了她的新身材，那硕大的纪念碑式的臀部支撑着她那苗条的躯体。我让它来激发我的灵感仿佛我就是加斯东·拉歇兹（Gasron Lachaise）（注：法裔美国雕塑家，以制作巨型女裸体雕像闻名，代表作为《立着的女人》。）。她那肥硕的臀部和粗壮的大腿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她纯粹是个女人。而她在我身下的扭动，她兴奋时的敏锐，引发了另一个充满田园意味的比喻：耕种一块缓缓起伏的田地。读大学时的卡罗琳是你授以花粉的鲜花，四十五岁的卡罗琳则是你耕种的田地。柔软的老上半身和结实的新下半身之间的大小差异又激起了我对她整体感觉上动人心魄的紧张感。她对于我而言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混合体：在课堂上毫不犹豫地举手回答问题的聪明、易激动、大胆的先锋；身着吉普赛男装、外表漂亮的持不同政见者，珍妮·怀亚特最通情达理的好朋友，1965年时她就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到了中年她成了一名精明果断的经商者，充满了打败你的潜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师生间娇弱不堪的激情不再注入眼下许可的一时欢娱中，你也许会认为我们的频频相会将使怀旧的魅力丧失殆尽。但是一年已过，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由于轻松自在、心态平和仿佛两个老队友玩在一起的那种身体上的彼此信任；由于卡罗琳的现实态度——一个有较高学历的中上阶级女孩的浪漫想法被强加上了成年人受辱的分寸感——我获得了许多报酬，而这是不可能在康秀拉胸脯上做些狂热举动所能得到的。我们在床上度过的和谐相处、讲究实际的许多夜晚——通过手机匆匆安排好一切，因为每次卡罗琳因公出差飞机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总是很仓促——如今成了我和康秀拉交往之前所有自信中的惟一一点。既然已经证明卡罗琳是个女人而且性生活节制，她那么可靠地给了我直接的满足，我不再会要求更多的满足。我们俩都得到了我们想要得到的。是共同投资的行为，我们的性伙伴关系，使我们双方都获益，而且这一共同投资行为具有卡罗琳干脆利落的经营方式的强烈色彩。这里快乐和均衡得到了统一。
随之而来的那个夜晚，康秀拉拔出了月经棉塞站在我的浴室里，一个膝盖微屈着靠近另一个膝盖，仿佛曼特尼亚（Mantegna）（注：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马杜亚画派的画家。）的圣塞巴斯蒂安，我看见血从她的两腿间往下滴。这令人震颤吗?我感到快意吗?我被迷住了吗?是的，不过我又一次感觉自己像个男孩。我已经准备向她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而当她不知羞耻地同意时，我再次以吓唬自己而告终。似乎什么也没有干——假如我不想在她那异域情调的淡然置之态度面前感到无地自容的话——除了跪下来将她舔干净外。她对此不置一辞，任其发生。把我当成一个更小的男孩。一个人不可能有的个性。这样的人很傻。成为任何人都是不可避免的喜剧。每次新的过分行为都会使我更加虚弱——但是一个难以满足的男人能干些什么呢?
她脸上的表情?我在她脚下。我匍匐在地板上。我自己的脸紧紧贴在她的肉体里，像一个正在吮乳的婴儿的脸，所以我一点也看不到她的脸。但是我告诉你，我认为她并没有受到恫吓。康秀拉没有什么难以抑制的新情绪要克服。一旦我们经过了作为情人的初始阶段，她似乎能够轻而易举地接受我因她的赤身裸体对我的撩拨所做的一切。让她难以理解的是，像乔治·奥希恩那样的已婚男人竟然在早上八点钟在大庭广众中与一位穿着衣服的年轻女人接吻——那对于康秀拉来说是秩序混乱。但是像我们这样子呢?这不过是一种新奇的消遣娱乐。这对于她来说是她轻松展示的肉体之魅力。当然，受到跪着的这位文化名人的注目不能不说是件让她感到重要的事。康秀拉一生都对男孩有吸引力，她一生都蒙全家人钟爱，一生都受她父亲崇拜，所以冷静沉着、从容不迫、像雕塑般镇定自若是她本能地采用的表演方式。康秀拉不知怎么避免了这种几乎人皆有之的笨拙。
那是一个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晚上卡罗琳直接从机场到我这里，星期六早上我坐在餐桌边，正在吃早饭，这时她裹着我的浴衣从浴室冲进厨房，手里拿着一半包在卫生纸里沾满血渍的月经棉塞。她先是拿给我看然后朝我扔过来。“你在和其他女人发生性关系。给我说实话”，卡罗琳嚷嚷，“然后我就走。我不喜欢这样。我以前的两个丈夫和其他女人发生性关系。我那时就不喜欢这样现在也不喜欢这样。尤其和你在一起时。你和我有现在这种关系——而你又做出这种事来。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不用像夫妻那样和恋人那样地过性生活——而你又做出这种事来。像我这样的人不是很多的，大卫。我对你感兴趣的东西同样有兴趣。我明白你所明白的一切。和谐的享乐主义。我可是千里挑一、无与伦比的，傻瓜——你怎么就可能干出这种事来呢?”她说这番话时不像一个历史赋予其绝对权力的愤怒的妻子而像一个闻名遐迩的交际花，出于无可争辩的性爱优势。她有权这么做：大多数人都是和那些糟糕透顶的人上床睡觉的——卡罗琳只和最优秀的人。不，她不是愤怒；她觉得受辱和丢脸。她那充沛的性能力又一次受到一个卑鄙而难以满足的男人的轻视。她说，“我不想和你吵。我只想知道真相，之后你将再也见不到我。”
我竭力保持镇静，只露出了一丝惊讶，我问道：“你从哪儿发现的?”月经棉塞就放在厨房的餐桌上，和酱菜及茶壶放在一道。“在浴室里。在垃圾箱里。”“唔，我不知道这是谁的也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儿。”“你为什么不把它涂在硬面包圈上吃掉呢?”卡罗琳建议道。作为回答，我所说的是：“我会非常乐意的，假如那样做会让你高兴的话。不过我不知道这是谁的。我想我在吃之前应该弄清楚这是谁的东西。”“我不能忍受这，大卫。它令我恼怒不已。”“有了，我想起来了，”我说道，“我的朋友乔治有一把这套房子的钥匙。他得了普利策奖，他朗诵作品，他在新学校教课，他经常遇到女人、女孩，他和他遇到的任何人睡觉，很显然，由于他不能带她们回家，家里有妻子和四个孩子，由于要在纽约找一间旅馆房间是不可能的，由于他总是缺钱用，由于那些女人都是已婚的，很多是已婚的，他不能带她们去她们家里”——我所说的每句话，到目前为止都是事实——“他有时带她们来这里。”
刚才这句话就不是事实了。这是一个经久耐用的谎言，我曾经用同样的谎言挽救了自己，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某件女人用的私人物品——虽然明白地表明绝不是一件十分原始的物品——被发现或疏忽或有意地留在了我这里。平庸的好色之徒的经久耐用的谎言。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
“这么说，”卡罗琳说道，“乔治在你的床上和所有那些女人睡觉。”“不是所有的。但是有一些，是的。他睡客人房里的床。他是我的朋友。他的婚姻不太美满。他使我想起了没有离婚时的我自己。只有在越轨的时候乔治才让人觉得纯洁。他顺从的一面令人觉得恶心。我怎么能拒绝他呢?”“你说得未免太详细了点，大卫。你说得未免太有条理了。你刚才说的话我一句也不信。你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是如此，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一切都是蓄意——”“行了，光这一点就该使你相信了吧——”“有人来过这里，大卫。”“没有人，”我说，“不是和我。我真的不知道这是谁的月经棉塞。”这是令人难受的紧张局面，但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当着她的面撒谎，我终于得救。而且幸运的是，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没有离开我。她是后来才离开我的，应我的要求。
对不起，我得接个电话。我必须得接。对不……。
对不起离开了那么久。这甚至不是我要等的电话。对不起让你一个人等在这里，但是是我儿子的电话。他来电话告诉我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我所说的话还是让他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并确认一下我是否收到了他写来的充满火气的信。
嘿，我从来就没想过我们之间会相安无事，他甚至在没有任何人怂恿的情况下就已开始恨我也说不定哩。我知道这是一次艰难的脱身，而且我知道我只能自己一个人逃跑。假如我带着他一起逃离，即使可能脱身，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当时已经八岁了，而带着他我就不可能过上我想过的生活。我不得不出卖他，因此我不能得到他的宽恕而且永远不会得到宽恕的。
这过去的一年他四十二岁，他成了奸夫；自那以后他开始突然出现在我的住所。夜里十一二点钟，甚至早上一二点钟，他在楼下的对讲机里说：“是我。让我上来。揿铃让我进来!”他和妻子吵架，冲出房间，钻进小车，不顾一切地到了这里。自他长大成人后，我们一连好多年几乎没有见面；有好几个月我们都没有通电话了。他半夜里第一次来访时你可想象我有多么惊讶了!你来这里干什么，我问他。他遇到麻烦了。他处于危机之中。他在受罪。为什么?他结识了一个女朋友。一个刚来为他干活的二十六岁的年轻女人。他开了一家修复被毁艺术品的小公司。那是他母亲退休前从事的工作：艺术品管理员。他从纽约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后进入她的领域，协助她工作，如今生意十分成功，在索霍区（注：纽约市曼哈顿南部的一个区；该区的许多仓库与建筑物已改为艺术家的工作室、画廊、商店和餐厅。）的仓库二楼有十八个人在为他干活。这里有众多的画廊、私人收藏家、拍卖行、苏士比拍卖行的顾问等等。肯尼是个身材魁梧、外表潇洒的男人，衣着无可挑剔，说话声音威严，写得一手好文章，能熟练地使用法语和德语——很显然，在艺术世界中他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的缺陷造成了他的痛苦。把他安置在我附近的任何地方，他内心的伤口就开始流血。工作时他显得积极主动、健康壮实、丝毫不会表现出精力不济的样子，但一旦我开口说话我就会使他浑身乏力。他说话时我只要保持沉默就能破坏他话语的有效性。我是他无法战胜的父亲，是个只要在场他的威力就会被压服的父亲。为什么?也许恰恰因为我不在场。我的缺席令人可怕。我的缺席意味深长。我抛弃了他。那就是要建立心平气和的父子关系根本不可能的充足理由。在我们父子关系史上，从来也没有什么东西妨碍过儿子在其父亲脚下设置任何障碍的天赋。
我是肯尼的卡拉马佐夫父亲，是根本，是可怕的力量，面对父亲，他这个爱的圣徒、一个无时无刻都必须举止得体行为良好的人觉得自己受了冤枉并且想杀死父亲，仿佛他成了所有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合体。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父母扮演了传奇性人物的角色，而我从七十年代末以来就知道我的传奇性角色注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当时我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二年级的肯尼写的一篇论文，一篇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论文。不难确定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就是他自身状况夸大其词的幻想。肯尼属于那种情绪过于激动的人，他所读的东西都包含有个人意义在内，将其他一切与文学密切相关的统统抛在一边。
他当时全力关注的是我们之间关系的疏离，因此毫无疑问，论文的焦点就集中在了父亲身上。一个堕落的纵欲者。 一个孤独的老色鬼。一个与很多年轻女孩有染的老头。一个在家里供养了一群放荡女人的大丑角。你也许记得，一个抛弃了长子、对所有孩子都不闻不问的父亲，“因为孩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会成为他过放荡生活的障碍。”你没有读过《卡拉马佐夫兄弟》吗?但你必须得读一读，哪怕只为那可耻父亲的放荡和邪恶的有趣形象。
在肯尼青少年时期，每次他心神错乱地来到我面前，总是为了同一件事情。现在仍然如此：他认为自己是个凡事顶真的正直人的想法受到了威胁。我想方设法鼓励他改变那种想法，稍稍调节一下情绪，但是我的暗示使他狂怒不已而且转念投靠她母亲。我记得我问过他一次，当时他十三岁准备进中学读书并开始看上去不太像一个孩子了，我问他是否愿意留在我这儿一起度暑假，我在卡茨基尔山上租了一套房子，离我父母经营的旅馆不远。这是五月的一个下午，我们一起观看了纽约市梅茨队的棒球比赛。我们在一起度过的许多个痛苦的星期天中的又一个。他为我的邀请感到沮丧，他不得不冲进男厕所去呕吐。在古代，在欧洲，父亲常常带着儿子去妓院，以此传授性知识，而这仿佛也是我提倡的方法。他呕吐是因为如果他来我这里，家里总有一个女孩在，也许是两个，也许更多。因为在他看来我的家就是妓院。不过，他的呕吐表明他不只是对我反感，更是对他自己的反感反感。为什么?因为他所迫切需要的一切，因为即便和一个他感到气愤和失望的父亲在一起，和他在一起的时刻也是那么威力无穷、对他的渴望仍是那么强烈。他还是一个处于无助的困境中的男孩。这是在他为了把自己变成一个一本正经的人而烧灼伤口之前。
在他大学阶段的最后一年，他确切地认为自己可能已经使他的一个同学怀孕了。他刚开始时害怕极了，不敢告诉他母亲，所以他来我这里。我安慰他说假如那女孩真的怀孕了，他也不必非得娶她。这不是在1901年。如果她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就像她一直坚持的那样，那么那是她的选择，不是他的选择。我虽然支持合法堕胎，但那并不意味着支持她为他而去堕胎。我敦促他经常提醒她，他才二十一岁而且刚刚大学毕业，不想要孩子，无法养育孩子，无论如何不想为孩子负责。假如她二十一岁就想独力承担责任，那是她单独做出的决定。我给他钱去支付她的堕胎。我告诉他我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的。“但是要是她不愿改变主意该怎么办呢?要是，”他问我，“她断然拒绝呢?”我说要是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那么一切后果由她自负。我提醒他说没有人能强迫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我还说在我处于犯错误的边缘时我很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能给我点建议。我说：“生活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其主要文献都是关于人的解放的，旨在保证个人自由，我们生活在自由制度下，只要你的行为合法，制度根本不在乎你干些什么，发生在你身上的不幸通常都是自找的。如果你生活在纳粹占领的欧洲或共产主义统治的欧洲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那里，他们会给你制造不幸；为了第二天早上永远不起床你不需要走错哪怕一步路。但是在这里，没有极权主义，像你这样的人只会自己给自己带来不幸。更何况，你聪明、善于言辞、外表俊美、受过良好教育——你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兴旺发达。在这里，埋伏着趁你不备给你致命一击的惟一暴君将是传统习俗，而这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读一读托克维尔（Tocqueville）（注：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著有《美国的民主》等书。）吧，假如你还没有读过的话。他没有过时，讲的不是‘人被迫穿过同一筛孔’的话题。关键在于你不应该认为为了逃避传统习俗的束缚你非得令人不可思议地成为“跨掉派”成员或波西米亚人或嬉皮士。成功地逃避传统习俗的束缚不需要有与你的性情和教养格格不入的夸张的行为举止或古怪的穿着打扮。根本不需要。肯尼，你所要做的就是要找到你的力量。你具备这种力量，我知道你具备——你现在不能调动力量只是因为遇上了新的困境。假如你想活得潇洒些，明智地避开众多口号和例外的规则的敲诈勒索，你必须得找到你自己的……”等等，等等。《独立宣言》，《人权法案》，《葛底斯堡演说》，《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南北战争的全部三个修正案。我和他一起温习了一遍上述所有文献。我为他找到了托克维尔。我估计，他已二十一岁了，我们终于有了一次交谈。我比波洛涅斯（Polonius）（注：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饶舌自负的老廷臣，雷欧提斯和奥菲莉亚的父亲。）还要波洛涅斯。不过，我告诉他的一切至今还不算过时，1979年时肯定不过时了。当年我需要将上述那番话硬塞进我的脑子时，它也是不过时的。孕育于自由——那不过是良好的美国常识。但是我说完这一番话后，他做了什么呢?他开始向我细说她的所有优秀品质。我问道：“你的品质呢?”但他似乎没有听见，只是又开始告诉我她有多么聪明，多么漂亮，是个多么有趣的女孩，他还告诉我她极好的家境，几个月后他就娶了她。
我知道一个心地纯洁有道义感的年轻人对要求拥有个人主权提出的所有反对意见。我知道张贴在不要个人主权之人身上的所有令人饮佩的标签。对了，肯尼的难处在于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必须做到令人钦佩。他害怕一个女人说他不那么令人钦佩。“自私”这个词毁了他。你这个自私的混蛋。他非常害怕这种指责，因此是这种指责占据了上风。是的，令人钦佩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事，得指望肯尼，这就是为什么，他最大的孩子托德进中学了我那媳妇说他们得生育更多的孩子时，他在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又做了三回父亲的原因。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厌倦了她。因为他是那么地令人钦佩，所以他不可能抛弃他妻子去找女朋友，他也不可能离开女朋友去找妻子，当然他更不可能抛弃他年幼的孩子们。我发誓他不可能抛弃他的母亲。他可以抛弃的人就是我。但是由于他在一连串的委屈中长大成人，所以在我刚离婚的那些年里，我每次看到他都得辩解一番，在动物园、在电影院、在球场上，借此证明我不是他母亲所说的那种人。
我放弃这样做是因为我就是她所说的那种人。他是她的创造物，他去上大学的时候，我将不再争取做那个让他感到恶心的人。我放弃这样做因为我不愿意假装肯尼没有任何防备的女性需要。我儿子沉溺于对女性需要的怜悯与悲怆中难以自拔。在他单独与母亲在一起沉溺于培养这种过时的情愫的那些年里——顺便说一下，在妇女还不独立的那些日子里这种沉溺使所有最优秀的男人都成了奴隶——他和我还经常在我父母的小旅馆里一起度过暑假的两个星期。由于由我父母接管，我可以放松一下。他们什么家庭事务都没有，而由于我们之间过去的关系他和我不可能立即取得成功。但是一旦父母不在，一旦他进了研究院、结了婚、做了父亲……不过每次他的孩子出生，他总会打电话给我的。念及他对我的感情，他能这样已算不错了。我自然是很久以前就知道我已失去了父子亲情。但是肯尼也失去了。我之成为如今的我其影响是长期的。这些家庭灾难像一个王朝发生的灾难。
虽然每个月一次，每六个星期一次，他会突然到我这里来倾诉一通，这一肚子的苦水正在伤害着他的身体。他眼睛充满了恐惧，心里洋溢着怒火，声音里带着疲惫；甚至连原本体面优雅的服饰也不再合身。妻子对女友感到不快甚至愤怒，女友则对妻子怨恨和不满，孩子们因担惊受怕常从睡梦中哭醒过来。至于夫妻性生活，他一直坚持履行的可厌的职责，如今他甚至无法坚持下来。争吵不断、肠道综合症频发、时而安慰、时而威吓、时而反威吓。但当我问他：“为什么不离开呢?”他告诉我说离开会毁了他的家庭。没人能幸存，人人都会崩溃，其痛苦将是十分巨大的。不但不能离开，相反，每个人都得互相依靠。
没有讲明的意思是和他父亲相比，他的情操要高尚得多，他父亲在他八岁时就离开了他。他的生活有意义而我的没有。这是他的强项。这是他的优势所在，他比我强。
“肯尼”，我告诉他，“为什么不最终面对你父亲这一现实呢?最终面对你父亲的内疚之情。这就是父亲的现实。对这些事我们会向孩子撒谎。父亲对孩子的内疚之情是不能坦率相告的。这是很多父亲在婚姻中所难以自制的——这也仿佛是不能告诉孩子们的一个秘密。但是你是一个大男人。你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你认识所有这些艺术家。你认识所有这些商人。你肯定知道成年人是怎么生活的。这仍然是想象得到的最大的丑闻吗?”
他和我所能做的就是互相斥责，但不是按照既定的传统。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高明的地方在于，我们之间的故事恰好与传统相反：父亲是合乎习惯的有强制力的权威，儿子是桀赘不驯的偏执狂，而严厉的斥责是倒过来的：儿子斥责父亲。但是他继续来我这里，他每次摁门铃我都让他上来。“你的女友多大啦?”我问他，“和一个四十二岁的已婚男人、有四个孩子的父亲，她的上司，有不正当的关系?看来她也不是什么模范人物。只有你是模范。你和你的母亲。”你得听他说说这个女孩的情况。一位药剂师，也得过艺术史学位。而且能演奏双簧管。了不起，我跟他说。即便是通奸，你也比我强。他甚至不称它为通奸。他的通奸与其他人都不同。这是一种有承诺的约定，不能称为通奸。而这种承诺是我所缺少的。我的通奸行为不够严肃，不适合他。
是啊，那是千真万确的。我尽量不把它弄得那么严肃。但对于他来说通奸就是添加一位新妻子。他去见了她的家人。那是他刚刚告诉我的，他昨天和她一起乘飞机去见她的家人。“你飞往佛罗里达”，我问他，“一天内来回去见了她的父母?但这是通奸行为。和她父母有什么关系呢?”他告诉我说刚开始在机场上，她父母对他冷若冰霜并且对他非常不信任，但当他们一起都坐在公寓房里吃饭时，他们对她说他们喜欢他。喜欢他就像喜欢他们自己的儿子。谁都喜欢对方。这次行程很值得。“你见到你女朋友的姐姐和她可爱的孩子们了吗?”我问他。“你见到他哥哥和他的可爱的孩子们了吗?”啊，孩子!他目前的婚姻是一座小小的牢房，他准备拿它抵购戒备最森严的设施。再一次直接奔向监狱。我告诉他说：“肯尼，你既要许可又要赞成对吗?好吧，碰巧我愿意既给你许可又表示赞成。”但他还不肯就此罢休。在这个泱泱大国里他有这样一个父亲还觉得不够，这个父亲赞同他正在做的一切，也许还准备给他提供另一个性交对象并在佛罗里达建立一个愉快的家庭。我还是必须得向性优势屈服。“还有双簧管，”我说，“难道那就不了不起吗?我肯定她在业余时间写诗。我肯定她父母也写诗。”资格证书，资格证书，资格证书。如果他不能打一个响鞭驾驭自己，就不能与这个人性交。如果女孩子不是打扮得像女仆，这个人也不能性交。有些人只能与侏儒性交，有些人只能与罪犯性交，有些人只能与小妞性交。我的儿子只能与一个持有道德资格证书的女孩性交。听着，我告诉他，这是性变态，和其他性行为没有什么两样。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就行了，别认为它有什么特别。
回到这里。他担心那封信也许已经在邮寄过程中给弄丢了。写信的日期是上星期他来看我的那个晚上。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之间写信侮辱对方，但像这封信一样的我好像没有收到过十封。“你比我想象的要坏一百倍。”这是信的开头。这是陈词滥调。然后是这一封。让我读给你听。“你继续下去。我就是不信。你告诉我的一切事情。你得时时有自己的主张，证明你的人生选择是正确的而我的人生选择则是胆小的、可笑的、错误的。我到你那里简直苦恼极了，还有你对我精神上的伤害。六十年代——他把如今拥有的一切归功于他当时如何严肃认真地接受詹尼斯·乔普林。要没有詹尼斯·乔普林，他到七十岁时根本不可能以一个可怜兮兮的老傻瓜形象出现。又长又白的头发梳成齐肩内卷的发型，松弛下垂的颏下皮肉半埋在薄软绸制的花色围巾里——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在脸上搽胭脂呢，冯·阿申巴赫先生?你认为自己像什么?你怎么想的?对上流生活的全部挚爱。守住十三频道上的美学堡垒。为维护大众社会里的文化标准进行单枪匹马的战斗。但是该如何遵守正派的普通标准呢?当然你没有勇气留在学术界并且表现出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你在生活中从没有过过一天严肃认真的日子。珍妮·怀亚特，她现在在哪?经历了多少次失败的婚姻?多少次精神崩溃?这许多年她住在哪家精神病院里?这些女孩子上大学，她们不该防备你吗?为何要保护她们，你就是活生生的原因。我有两个女儿，你的孙女，而如果我认为我的女儿们该上大学了而她们的老师则是像我父亲这样的人……”
信继续写下去……直到……让我看……是的，写到这里他更自信了。“我的孩子们吓坏了并且大声尖叫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吵架而爸爸愤怒极了他准备离开这个家。你知道这会是什么样子，当我夜里回到家里面对孩子们时?你知道这会是什么样子，当听到你的孩子们在大哭大叫?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而我保护了你。我保护了你。我尽量不信母亲是对的。我总是站在你一边，为你辩护。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你是我父亲。在我心中，我试图原谅你，我试图理解你。但是六十年代呢?孩子气大爆发的年代，粗俗、愚钝、集体倒退的年代，说明一切同时原谅一切的年代?你为什么不提出更好的借口呢?引诱不加防范的女学生，不惜以其他人的性兴趣为代价追求自己的性兴趣——就那么有必要吗，性兴趣?不是的，必要性在于维持一场艰难的婚姻、养育一个小孩和承担成年人的责任。那些年里，我认为母亲是在夸大其词。但这不是夸大其词。直到今晚我知道她过的是什么日子。她的痛苦是你造成的，为了什么呢?你推卸给她的负担——你推卸给我的负担，给一个小孩的负担，对于母亲来说就是一切，这又是为了什么呢?这样你就可以‘自由’了吗?我不能容忍你。我绝不可能。”
到下个月他又会回来告诉我说他不能容忍我。再下个月。下下个月。我最终没有失去他。他的父亲最终成了他精神上的慰藉。“是我。让我上来。揿铃让我进来!”他的境况没有带给他任何自嘲，但我认为他听到的比他透露的要多得多。他没有听到什么吗?他肯定听到了。他绝不是傻瓜。他不可能永远被他童年所受的刺激所困扰。他现在被困扰了吗?也许是的。你也许是对的。他余生将对此耿耿于怀。无数笑话中的一个：一个四十二岁的大男人，难以摆脱十三岁男孩的生活经历并且仍然受它折磨。也许这就像在进行球类活动。他极想逃脱。他极想离开他母亲，他极想和他父亲一起逃走，而他所能做的是袒露他的心迹。
我和康秀拉的不正当关系持续了一年半多一点。我们只是偶尔出去吃顿饭或上次剧院去。她对爱刺探情报的新闻界深感害怕，同时也很怕卷入《邮报》第六版上的花边新闻。而这对我来说倒是件好事情，因为每次我见到她就想马上与她发生关系而不想先坐着看完一场粗俗低劣的演出。“你知道媒体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它们怎样对待老百姓，假如我和你一起出去……。”“好，不用担心，”我会投其所好地说，“我们就呆在家里。”最后她会呆上一整夜，我们会一起吃早餐。我们每星期见一次或两次面，而且，即使在发生月经棉塞事件之后，卡罗琳也没有发现康秀拉的存在。另外，我也始终没有能与康秀拉和睦相处；我始终难以忘记在我之前与她发生过性关系的五个男孩，其中的两位还是兄弟俩，一位是她十八岁时的情人，另一位是她二十岁时的情人——一对古巴兄弟，卑尔根县富裕的维拉瑞尔兄弟俩，并且是造成痛苦的又一个原因。假如没有卡罗琳的安慰作用和我们在一起度过的许多个愉快的夜晚，我真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拥有康秀拉时的兴奋之情——与不曾拥有康秀拉时的兴奋之情相对——就在她获得硕士学位并在新泽西她父母家里举办晚会后完结了。我们两个人的兴奋之情就此完结是在情理之中的，不过这不是我的计划，而且以后我就完全没有了这种兴奋之情。我感到抑郁时断时续差不多有三年时间。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感到一直受折磨，而失去她时所受的折磨之巨何止百倍!这真是极为糟糕的时候，而且没完没了。乔治·奥希恩是英明卓绝之士。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他陪着我说话度过了许多个夜晚。而我还有一架钢琴，正是它帮我度过了难关。
我跟你说过多年来我买了不少乐谱，钢琴曲，因此我可以不时地弹奏，每当我干完了其他工作就可以弹奏乐曲。在那些年里，我弹奏了贝多芬的所有三十二首奏鸣曲，每个音符都帮助我将康秀拉驱逐出我的脑海。这种演奏的录音带没有人会愿意听的，好在也没有这种带子。有些乐段是合拍的，但大部分不是，但我不管不顾继续演奏了下去。有些怪异，但这就是我的表现。演奏键盘乐时你会有重新创作作曲家作品的感觉，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你进入了他们的脑海。你没有沉浸在音乐起源的最神秘的部分，但你仍然不只是被动地获得一种美的经验。你用自己笨拙的方法在创作音乐，而这正是我试图逃避因失去康秀拉而带来的痛楚。我弹奏莫扎特的奏鸣曲。我弹奏巴赫的钢琴曲。我弹奏它，我对它很熟悉，这和弹奏得好是两码事。我弹奏伯德（William Byrd）(注：1543—1623，英国作曲家，管风琴师，长于宗教音乐创作，尤以所作古钢琴及管风琴曲著称。)等人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品。我弹奏普赛尔（Henry Purcell）(注：1659—1695，英国作曲家，作品有奏鸣曲、世俗歌曲及宗教作品。)的作品。我弹奏斯卡拉蒂（Domenico Scarlatti） (注：1685—1757，意大利作曲家、古钢琴家，作品主要有单乐章奏鸣曲550首，扩展了键盘音乐的形式。)的作品。我藏有斯卡拉蒂的全部奏鸣曲，全部五百五十首。我不是说我会弹奏所有的五百五十首奏鸣曲，但我会弹奏其中的不少。海顿的钢琴曲。我现在对它了如指掌。舒曼。舒伯特。诚如我已告诉你的，这一切都只是经过极有限的训练的。但这是可怕的时候、无望的时候，要么学习贝多芬并进入他的脑海要么留在我自己的脑海并重演我能记得的所有关于她的场景——重演，我所干的最鲁莽草率的事情：我没有去参加她的毕业晚会。
但是，你知道，我从未想过她有多平常。这个女孩为了我取出了她的月经棉塞，然后因为我没有出现在她的毕业晚会上，她就和我完了吗?如此重要的事情说结束就结束了，这种随便令我难以相信。而且结束得如此之快，我重演了这一幕，认为如此快速的秘密在于康秀拉不想让我们间的关系继续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她对我没有欲望，从未有过欲望，因为她拿我做试验，真的，试着看看她的乳房的诱惑力是多么的不可抗拒。但是她本人也没有得到她想要的。她从维拉瑞尔兄弟那儿得到了她想要的。肯定是的。他们俩都出席她的晚会，和她紧挤在一起，围着她，肤色黧黑、英俊潇洒、肌肉发达、彬彬有礼、年纪轻轻，她意识到：我和这个老家伙在一起干什么?所以我总是对的——因此结束我们的关系也是对的。她想走多远就走到了多远。我努力维持这种关系就是为自己安排更多的折磨。我的最明智之举便是不要在晚会上露面。因为我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各种连我自己也不懂的方式作了妥协。即便在我拥有她的时候渴望也从未消失过。我曾经说过，那时最原始的情感就是渴望。现在仍然是渴望。渴望没有给我任何慰藉，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恳求者。渴望之情无时不在：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想着她，你和她不在一起的时候你更是想着她。因此到底是谁终止了它呢?是我没去参加她的毕业晚会终止了它，还是她因为我没有去参加晚会而终止了它呢?这真是一场无休止的争论，也是我为了不让自己老是摆脱不了失去康秀拉的痛苦——不让自己错误地把没去参加晚会这件事作为我以前没能处理好任何事情的线索——我经常不得不半夜里起来弹钢琴直到天亮的原因。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邀请我去泽西城参加庆祝她获得学位的晚会，我答应了，但是当我开着车子过桥时，我忽然想到：她父母会出席晚会，她的祖父母、古巴亲戚、所有的儿时好友都会出席晚会，那对兄弟也会出席，而我将作为上过电视的老师被介绍给他们。而对我来说这未免也太傻了一点：经过一年半后我对于这个年轻女人而言还仅仅是个和蔼可亲的老师而已。特别是在那对可恶的维拉瑞尔兄弟面前则更是无地自容了。更有甚者，我的年纪已不适合去参加这类年轻人的胡闹。所以我的车就停在了桥的泽西城一边，打了个电话给她，告诉她我的车坏了不能前去赴约。明显的谎言——我的保时捷跑车买来还不到两年——这样就在当天夜里，她从新泽西发了封信给我，信是从家用传真机上发出的，这封信并非我收到的最易引发争论的信，但不管怎样，我怎么也想象不到康秀拉竟会如此失去控制。
但是我也完全想象不出康秀拉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由于自己沉迷于她而缺少了判断力，我到底是否了解她更多的方面呢?她在信中朝我吼道：“你总是扮演洞悉一切的智慧老人的角色。”继续吼道：“就在今天早上我在电视上看见你，装着一副总是比别人懂得更多的样子，知道什么是好的文化什么是坏的文化，知道人们应该读什么书不应该读什么书，对音乐和艺术也是完全内行，然而，为了庆祝我一生中这一重要的时刻，我举行了晚会，我想举办一个精彩的晚会，我要你来出席，你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你却不能去。”而我已经给她送了件礼物，送了鲜花，但她愤怒至极……“傲慢的文化批评家先生，伟大的权威，你教人思考什么、如何做人! Me da asco （注：西班牙语。）!”
这是信的结尾。康秀拉以前即使在激情澎湃之时也没有跟我讲过西班牙语。Me da asco.这句习语的意思就是“真令我恶心。”
这是六年半以前的事了。奇怪的是三个月后我收到了她寄来的明信片，从某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级旅游胜地寄出——伯利兹、洪都拉斯之类的地方——信写得十分友好。接着在六个月后，她打了个电话给我。她在申请一份从事广告的工作，她说找了这种工作我会恨她的，不过问我是否可以给她写封推荐信?作为以前教过她的教授。我写了推荐信。之后我收到了一张明信片(画面是莫迪里阿尼（Modigliani, Amedeo）(注：1884—1920， 意大利画家，以画肖像画和裸体像而著称。)的一幅现代派风格裸体画)，说是她找到了工作她感到很快乐。然后就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了。有一天晚上我在曼哈顿的一本新电话簿里发现了她的名字，她在纽约东边上城的这套房子肯定是她父亲为她买的。但是走回头路绝不是个好主意，我没有去找她。
乔治就是不让我去找她的人之一。乔治·奥希恩比我小十五岁，但他是我在俗世听我忏悔的牧师。在我和康秀拉相好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且就在我和康秀拉分手后他说他是多么地关注我，他一直仔细地留意我，因为我丧失了我的现实观点、我的实用态度、我的愤世嫉俗并且满脑子想的就是失去她的痛苦。他还不让我给她回明信片，而我却极想给她回，我认为我是受了明信片上裸女那圆柱形的腰、宽大的骨盆和稍稍有些弯曲的大腿的吸引而决定给她回信的，吸引我的还有那片灿烂的光芒，即她双腿交叉处的那片阴毛——莫迪里阿尼裸体画的标志，画家按他习惯画成的触手可及、身材瘦长的梦中女郎，康秀拉精心选中且毫无顾忌地通过美国邮局寄给了我。这个裸体女郎的乳房丰满且略微偏向一侧，仿佛就是以康秀拉自己为模特画成的。画中裸女的双眼紧闭着，像康秀拉一样，除了强烈的性欲外她无以自卫。同时她也像康秀拉一样单纯朴素、优雅得体。这个金黄色皮肤的裸女睡意朦胧地躺在天鹅绒般柔软的黑色深渊上，在我看来，这深渊容易使人联想到坟墓。一条长长的波浪线，她躺在那里等着你，平静得如死人一般。
乔治甚至不让我给她写找工作的推荐信。他说：“你在这个女孩面前总会显得无能无力。你总是驾驭不了她。有些东西，”乔治告诉我说，“会使你发疯而且会使你一辈子发疯。如果你不和她一刀两断、永不来往，有些东西最终会毁了你的。到时，你将不再只是满足她的自然需要。这就是纯粹的病理学。对了，”他跟我说，“要像一个批评家一样看待这件事，从专业的眼光看待它。你违反了审美距离的规则。你把和这个女孩之间的审美经验情感化——你个性化了这种经验，你情感化了这种经验，因而你失去了对于你的欣赏来说至关重要的距离感。你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这一切的?她取出月经棉塞的那个晚上。必要的审美距离不是在你看她月经流血——那是没问题的——而是在你难以自制地跪下身来时丧失殆尽。究竟是什么东西在驱使你呢?这个古巴女孩轻松愉快的人生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能够将像你这样的家伙，一个欲望教授，带上床去?喝她的血?我要说这造成了你对一种独立批判立场的放弃，戴夫。崇拜我，她说道，崇拜流血美女的神秘之处，而你真这样做了。你不顾一切地做了。你舔了血。你喝光了它。你消化了它。她看穿了你。接下来呢，大卫?她的一杯尿?还有多久你会要她的粪便呢?我并非因为这不卫生而反对。我并非因为这令人作呕而反对。我反对你那样做是因为你坠入了爱河。人类惟一迷恋的东西：‘爱情’。人们认为坠入爱河后才能使人成为完整的人?柏拉图式的灵魂统一?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你本来就是完整的。而爱情使你破裂。你本来是完整的，然后‘啪’的一声突然裂开了。她是闯入你这整体的外来物。而你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竭尽全力要和它融为一体。但是除非你把它驱逐出去，否则你再也不可能成为整体。你要么摆脱它要么自我变形融合了它。而那正是你所做的，也是逼得你发疯的原因所在。”
很难认同他说的这番话，不仅仅因为乔治那创作神话的思维方式；只是很难相信像康秀拉这样表面看起来毫无威胁性的人物存在着什么灾难性潜在力，她这样一个受家庭束缚、保护的乡下女孩。乔治继续说道：“情感招致毁灭，是你的敌人。约瑟夫·康拉德：结了婚的男人是失败者。坐而论道是荒唐的。你体验过了。这难道还不够吗?你得到过比这种体验还多的东西吗?那是生活赋予我们的一切，那是生命所能给予我们的一切。体验。没有其他更多的东西了。”
乔治当然是对的，他不过是向我重述了我所知道的。结了婚的男人是失败者，情感是我的敌人，所以我采用了卡萨诺瓦（Casanova）(注：1725—1798， 意大利冒险家和作家，浪荡公子。)所谓的“中小学男生的治疗法”——我用手淫代替之。我想象自己坐在钢琴前而她则赤身裸体地站在我旁边。我们曾经亲身上演过如此动人的一幕场面，所以我既是在想象也是在回忆。我曾经问她是否愿意脱掉衣服让我边弹奏莫扎特的C小调奏鸣曲边欣赏她的胴体，她欣然同意。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比平时弹奏得更好一些，不过这无关宏旨。在另一处反复浮现的幻想中，我正对她说：“这是节拍器。小灯闪烁并发出间隙性噪音。那就是它的功能。你可以按你的需要调节节拍。不仅像我这样的业余弹奏者而且那些专业人士，甚至连那些伟大的钢琴家，也会碰到诸如越弹越快这样的问题。”我又一次看到她站在钢琴旁边，衣服褪到脚踝上，就像那天晚上，我穿着衣服，弹奏起C小调奏鸣曲的慢乐章，轻柔的音乐伴着她一丝不挂的胴体。(有时候我梦见她会像间谍一样来到我身边，只是以“K.457”的面目出现。)“这是石英节拍器，”我说，“这不是你见过的三角形的节拍器，带一个钟摆，钟摆上有一个小小的重物，而且节拍器上面还有数字。数字和钟摆上的一致。”而当她趋上身来看刻度盘时，她的乳房直往前撞盖住了我的嘴并且暂时阻止了教学工作——针对康秀拉的教学工作是我最大的才能。我惟一的才能。
“它们都是标准数字，”我告诉她，“假如你把这拨向六十，节拍就以秒计。对了，就像心跳。让我用舌尖来测测你的心跳。”这她也同意了，就像她同意我俩之间发生一切事情一样——什么也没说，几乎没有串通。我告诉她说：“实际上，大约在1812年发明节拍器之前——是旧的那种节拍器——乐谱没有节拍标志。在普通的关于节奏的论著中，他们建议你使用脉搏的节奏作为某种快板。他们会说，‘摁住你的脉搏想想节奏’。让我用我的龟头来摁住你的脉搏吧。坐在我的小鸡鸡上，康秀拉，我们来和节拍玩玩。啊，这不是快速的快板，是吗?根本不是。对了，莫扎特的音乐作品都没有节拍标志，而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你记得莫扎特死的时候……”不过这会我达到了性高潮，幻想课结束了，而我暂时不再会对六欲七情感到恶心。那不是叶芝吗?“销毁掉我的心，它执迷于六欲七情/捆绑在垂死的肉身上/而不知它自己的本性。”（注：这是叶芝《驶向拜占廷》一诗中的诗句，本诗表达了叶芝对情欲、现代物质文明的厌恶和对理性、古代贵族文明的向往。）叶芝。是的。“迷恋于那肉感的音乐”，等等。
我弹奏贝多芬同时我手淫。我弹奏莫扎特同时我手淫。我弹奏海顿、舒曼、舒伯特，同时脑子里浮现出她的形象手淫。因为我无法忘记那对乳房，成熟的乳房，乳头，还有她把双乳搭在我的小鸡鸡上并且抚弄我的方式。另一个细节。最后一个细节，我不会再说下去了。我开始变得懂得一点技巧了，然而这很重要。这可是使康秀拉成为“快感”杰作的手法。她是我认识的少数几个女人中的一个，达到性高潮时会突出其外阴部，像双壳类动物柔软、连成一片且往外冒泡的身体一样本能地突出其外阴。我第一次看到时大吃了一惊。你摸到它就会有一种感觉，仿佛你摸的是想象世界中来自海洋的动物。好像是类似于牡蛎或章鱼或鱿鱼之类来自遥远的地方和千万年之前的动物。通常情况下你可以看见阴道而且你可以用手打开它，但是她的情况不同，阴道像花朵般绽放，阴部自行从其隐藏处现身。阴唇向外突出、向外膨胀，这极能激起人的情欲，那充满黏液、无比柔滑的膨胀处会刺激你去摸去看。私处亢奋地暴露无遗。席勒（注：Schiele（1890—1918）奥地利画家。）愿意不惜一切地将它画下来。毕加索则愿将它画成一把吉他。
看着她达到了性高潮你差不多也能达到高潮。性高潮来临时她会把目光转移开去。她的眼睛往上翻，你看到的只是白色的眼球，而这也是值得你观看的东西。她的一切都值得你观看。无论是什么因嫉妒引发的焦虑也好，还是什么羞辱和无尽的不安也好，我总是为自己能使她达到性高潮而骄傲。有时候你甚至不用担心女人是否会达到性高潮：这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女人似乎会自己照顾好这事，这不是你的责任。对其他女人来说这不成问题；有这种情势就足够了，有足够的兴奋达到性高潮从来就不成问题。但康秀拉的情形就不同了，这绝对是我的责任。而且始终是我的责任，这也总是我引以自豪的。
我有一个滑稽可笑的四十二岁的儿子——之所以滑稽可笑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子，被囚禁在他自己的婚姻里，由于我从我的婚姻里逃脱出来了以及由此给他带来的影响还有他一直固执地反对我的个人生活所致。滑稽可笑是他过早地被塑造成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注：俄底修斯和珀涅罗珀的儿子。）形象所付出的代价，他成了未受到照顾的母亲的勇敢小卫士。虽然，在我三年时间时断时续的精神极度压抑中，我比肯尼要滑稽可笑一千倍。关于滑稽可笑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什么是滑稽可笑呢?自愿放弃个人自由——这就是滑稽可笑的定义。
如果你的自由是被暴力夺走的，无需说你肯定不是滑稽可笑者，滑稽可笑的是那些以暴力夺取自由的人。但是无论谁放弃了他的自由，无论谁殚精竭虑地放弃了自由，就等于进入了滑稽可笑的领域，令人想起尤奈斯库那些最著名的戏剧，就等于是文学作品中喜剧的素材。一个自由的人也许是个疯子、傻子、令人讨厌的人、生活不幸的人，恰恰因为他是自由的，但是他绝不是个滑稽可笑的人。他有作为人的特性。我本人倒是因为康秀拉而显得异常滑稽可笑。但是这些年里我难道成了“失去康秀拉”这出单调乏味的情节剧的俘虏了吗?我的儿子，因为瞧不起我的做法，决心对我疏忽的地方负起责任来，他难以摆脱任何人，首先是我——我儿子也许不想知道得更多，而我游走四方认为我应该知道得更多，何况一些枝节问题悄悄地闯了进来。嫉妒悄然闯入。情感悄然闯入。永恒的情感问题。不可能，即使性交也不可能保持完全纯洁和得到保护。而这正是我的失败之处。作为性交的宣传者我不能做得比肯尼更好。当然，不存在肯尼梦想的那种纯洁；但是，也不存在我梦想的那种纯洁。两条狗性交时似乎存在着纯洁。我们认为，野兽之间存在着纯洁的性交。但是假如我们能与它们讨论性交的纯洁性问题，我们也许会发现即使在狗身上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存在着完全变形了的渴望、疼爱、占有乃至爱情。
这种需求、这种混乱。从来不会停止吗?我甚至不知道过一会自己到底极度渴望什么。她的乳房?她的灵魂?她的青春?她简单的头脑?也许比这还糟糕——也许现在我正在接近死亡，我私下里还希望自己是不自由的。
时间过得真快。我有了新的女友。我有了学生女友。早在二十年前和三十年前结交的老女友也频频现身。有些人已经经过多次离异而有些人则一直忙于事业甚至还没有结婚的机会。这些尚无家室的人还亲自打电话给我，向我抱怨她们不得不去约会。约会是可恨的，确立关系是不可能的，发生性关系则是极其危险的。她们接触的那些男人自恋、拘谨、癫狂、着魔、专横、粗鲁；或者说他们看起来很优秀、有成熟男性的魅力、但对女友冷酷而且不忠贞；或者说他们柔弱无能；或者说他们阳痿；或者说他们只是太笨了点。二十几岁的人不会有这些问题因为他们还保持着大学时建立的友谊，而学校当然是个十分理想的联谊场所，但是那些年纪有些偏大的女人，三十五六岁的女人，因工作十分繁忙所以她们中的很多人如今都求助于专业婚介为她们物色男人。而到了一定的年龄她们无论如何也不愿去见新认识的人了。诚如一位失望者告诉我的那样：“你既然已与他们见了面，他们还是新认识的人吗?他们是戴着面具的老熟人而已。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新的。他们是人而已。”
婚介人按一定价格吸收一年期会员，在此期间能保证安排几次见面。有些婚介人要价几百美元，有些则要价数千美元，而我知道有一位婚介人，自称其会员均是“杰出人士”，安排见面——两年时间里达二十五次之多——收取了不低于两万一千美元的介绍费。我听到这件事时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然而，这是真的，两万一千美元就是介绍费。是啊，为了找一个可以与自己结婚以及可以做孩子们父亲的男人而不得不从事这种交易，对于这些女人来说未免有些残酷；难怪她们晚上很晚了还坐在她们从前的老师家里与年迈的老师促膝交谈，而且有时候甚至由于太寂寞而在老师家过夜。最近她们中的一位就在我这里，她试图从第一次约会时的吃饭中途就被男人抛弃的沮丧中恢复冷静，她把那个男人说成是：“一个极其空闲的人，敢去猎狮和冲浪的超级冒险者。”“简直太粗鲁了，大卫，”她对我说。“因为这甚至不是约会这仅仅只是准备去约会。我是非常淡泊地接受婚介这种方式的，”她说，“但即便这样还是不行。”
埃琳娜，好心肠的埃琳娜·赫拉博夫斯基，她的头发已过早地成了灰白，也许就是因为婚介。我对她说：“这肯定是很大的负担，互相不认识、长时间的沉默、甚至对话也很别扭”；而她则问我：“你认为当你也像我这样事业有成时也应该这样吗?”埃琳娜是位眼科医师，靠她惊人的毅力从社会底层爬至上层。“生活难倒了你，”她告诉我说，“你成了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人并且只是说让它见鬼去吧。这真是难堪极了，但你已经没有任何精力了。其中的有些男人确比一般人更富魅力。有教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很好的生活条件。而我就是对这些人没有兴趣，”她告诉我。“为什么和他们在一起会那么无聊?也许是因为我太无聊了，”她说道。“这些家伙开着豪华车子来接你。宝马之类的。一路上播放古典音乐。带你去一些环境优雅的小饭店，大部分时间我只是坐在那儿瞎想，上帝!让我回家吧!我想要孩子，我想建立一个家庭，我想有个家，”埃琳娜说道，“但是虽然我在感情和体力上都足以保证我每天在手术室里站立六、七、八个小时，但我的感情和体力不再能忍受这种耻辱。他们中的有些人对我印象还不错，至少是如此。”“他们怎么会对你印象不好呢?你可是视网膜专家哩。你是眼外科医生。你能治愈人们的眼病。”“我知道。我是说他们不至于断然拒绝我，”她说，“我天生不是那种人。”“没有人是，”我告诉她，但似乎无济于事。“我已经尝试了太多次，”她说道，不禁有些伤感，“不是吗，大卫?十九次约会?”“天哪!”我说，“是太多了。”
那天晚上埃琳娜心思乱极了。她一直呆到天亮，然后匆匆忙忙赶往医院洗手准备进入手术室。我们两人都没怎么睡，因为我在给她滔滔不绝地讲她必须放弃结婚成家的念头，因为她像一个勤奋、认真、记笔记的学生那样仔细听我讲，我们第一次在课堂上见面时她就是这样的。但是我的话是否对她有帮助就无从知道了。埃琳娜极其聪明能干，但是对于她来说，要孩子的愿望绝对是欠考虑的。是的，这种念头激活了生育本能，而这正是令人悲哀之处，绝对如此。但这仍然是欠考虑的：你还会继续走下一步。对于如此有成就的人来说这是多么的幼稚!但是这是她很久以前所想象的成年生活，在她成年之前，在治疗视网膜疾病成为她毕生事业之前。
我对她说了什么?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你也需要我给你讲讲结婚成家是幼稚的行为吗?当然是幼稚的。今天的家庭生活比起以往来其生活氛围更多地是由孩子们来创造的。假如家里没有小孩则情形更糟。因为孩子气十足的成年人代替了孩子。夫妻生活和家庭生活说明每一个当事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孩子气的。他们为什么必须得每个晚上都睡在同一张床上?他们为什么一天互相要通五次电话?他们为什么总是要在一起?牵强的相敬如宾肯定是充满孩子气的。那种不自然的相敬如宾。我最近在一本杂志中读到关于一对影视明星夫妇婚姻生活的文章，他们结婚三十四年，其最大的成就便是学会了互相容忍。丈夫自豪地告诉记者：“我和我妻子有一句格言，即：你可以通过舌头上牙齿印多少来判断婚姻的健康状况。”我不知道，当我和这种人在一起时，他们会受到什么惩罚。三十四年。人们敬畏这种严酷而必需的自虐行为。
我有个朋友在奥斯汀，是个功成名就的作家。五十年代中期就年纪轻轻地结了婚，七十年代早期离的婚。他的老婆是一位体面的女士并且和她生养了三个体面的孩子——而他又想出来。他并没有歇斯底里或愚蠢可笑地走出来。这是一个人权问题。不自由，毋宁死!对了，离婚后他一个人过日子，很自由也很可怜。因此没有多久他又结婚了，这次结婚他不准备要孩子，女方已经有一个读大学年龄的孩子。没有孩子的婚后生活。是啊，几年后性生活就得停止了，而这是个在其第一次婚姻中常有拈花惹草行为而且在其创作中集中描写男女性事的男人。他本来可以开始独自公开地享受他结婚时用花言巧语偷偷骗取的一切。但是由于难以挣脱加在身上的束缚，从第一秒钟开始他就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而且认为他将永远这么可怜下去。不管生活是否圆满，他是自由的；同时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身处何处。他知道自己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找到返回他不再能忍受的那种状况的路，虽然现在已不存在强制性的逻辑：想结婚为的是要孩子、养家等等。是偷偷摸摸的魅力吗?我没有藐视它。处于最佳状态的婚姻就是一针相当不错的兴奋剂，给放荡的欺骗行为带来刺激。但是我朋友需要的与其说是通奸者每日渡过谎言之河的刺激不如说是一种基本的安全感。他再婚并不是为了那种刺激，尽管他一旦再度做了丈夫时他几乎马上就重新追求起那旧的喜好来了。造成这种问题的部分原因是被解放了的男性性能力从来不曾有过一位社会发言人或一种教育制度。它没有社会地位因为人们不想要它有社会地位。而这个家伙却有如此有利的条件尽情享受他的特权，哪怕仅仅是为了获得性能力的尊严。但是顺从，顺从，再顺从，让步，让步，再让步?每隔一天就想着离开家庭?不，这不是男人有尊严的生活方式。这也不是女人有尊严的生活方式，我告诉过埃琳娜。
她被说服了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她没有被说服。你呢?嘿，你为什么笑啊?是什么使你如此开心啊?是我的说教方式?我同意：一个人荒谬的方面总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对此你又能做点什么呢?我是个批评家，我是个教师——说教是我的天命。辩论和反驳是构成历史的内容。你要么将你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要么接受他人强加给你的意志。要么喜欢要么不喜欢，那是一种困境。总会有对立的力量存在，因此，除非你极为喜欢成为从属力量，否则你总是处于战争状态。
注意，我已不属于这一年龄。你可以看到这一点。你可以听到这一点。我用一把很钝的工具达到了我的目标。我给家庭生活及其旁观者带去一把锤子，也把这把锤子带入了肯尼的生活。我还是一个使用锤子的人，这一点不应该令人惊奇。同样不应该令人惊奇的是，对属于现在这个年龄的你们和那些不必那么执拗的人来说，我的执拗使我成为类似于乡村无神论者的滑稽人物。
现在，让笑声平静下来允许老师讲完。当然，假如快乐、经验，以及年龄不再是个有趣的话题的话……它是吗?那么任凭你们把我看成什么人，只是不要等到最后。
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1999年的圣诞节。那天晚上我梦见了康秀拉。我孤单单地一个人在家，我梦见她发生了不测，我想我应该给她打个电话。但是当我在电话簿里找时发现她的名字不在上面，而因为根据乔治的教导我不能允许让那足以毁掉我的冲动死灰复燃，所以我从未将若干年前我在电话本上找到的她在纽约东边上城的地址写下来，那是在她找到第一个工作之后。对了，一个星期后，在大年夜，我一个人呆在客厅里，没有女孩子，那天晚上我有意要一个人呆在家里弹钢琴因为我打算对新千年的到来置之不理。倘若你不是处于渴望之中，那么孤独本身可以是巨大的快乐，而那天晚上我准备要的正是这种快乐。录音电话开着，通常电话铃响时我不会提起话筒而只会听听是谁打来的电话。那天晚上我决定尤其不想听任何人提及“千年虫”一个字，因此电话铃真的响起来时，我继续弹我的钢琴，直到我意识到自己听到的是她的声音。“喂，大卫吗?是我。我是康秀拉。很久没通话了，打电话给你觉得挺怪的，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想在你听人说这事以前亲自告诉你，或者说提前告诉你免得你吃惊。我会再给你打电话的，不过我给你留下我的手机号码。”
我听着她的留言，僵住了。我没有拎起话筒。而当我想过去拎起来时，为时已晚，我想，天哪!她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了。由于乔治的死使我想到了康秀拉可能遇到了不测。是的，乔治死了。你没有看到《纽约时报》上的讣告吗?乔治·奥希恩五个月前去世了。我失去了最要好的男性朋友。实际上我现在没有任何男性朋友。这是巨大的损失，失去了与乔治之间同志式的友谊和信任。我确实有同事，我工作时见到、经过时说上几句话的那些人，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与我的格格不入，因此我们很难自然地想到一块去。关于个人生活我们没有共同语言。乔治是我男性群体的全部，也许因为我们所属的男人阶层人数本来就太少吧。而有一个战友就够了：你不需要整个社会的人都站在你一边。我发现我认识的大多数其他男人——尤其是如果他们恰好撞上我和我的一个年轻女孩在一起时——要么对我不置可否要么对我大加指责。我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他们这么说我——他们是没有缺陷的人。而假如我不承认他们所说的事实，那些指责我的人可能会发疯。我是“自命不凡的人”，他们这么说我——他们不是自命不凡的人。这些受折磨的人肯定是不会接受我的。当然，那些已婚的男人也从未对我开诚布公过。我和他们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亲近感。也许他们互相之间也保留秘密，互不信任，只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日子里男性间的团结达到如此空前的地步。他们的英雄行为不仅体现在非常克制地忍受他们所不屑的日常杂务中而且体现在勤勉地展现他们生活的虚假形象上。真实的生活、公开的生活只为他们的治疗专家而存在。我不是在强辩说他们都是我的敌对力量并且因为我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我遭殃，只是说我并不强求他们的敬仰。随着乔治的去世，我现在只和像埃琳娜这样曾经是女朋友的女人密切交往。她们不能给我乔治所给我的一切，但我不会对她们的宽容提出过分的要求。
他的年龄?乔治活到五十五岁。是中风死的。他患了中风。他中风的时候我在场，还有大约八百人也在场。这是在纽约第九十二大街的25号。九月的一个星期天晚上。他准备朗诵他的诗作。我站在演讲台上介绍他。他就坐在台下靠边的椅子上，开心地听我介绍并颔首表示赞同。他身穿窄小的黑色套装，向前伸出他那双细长的腿——瘦弱的乔治穿着套装就像鹰钩鼻的爱尔兰黑人的铁丝挂衣架。显然他是在腿上堆着六本诗集坐在那儿、身穿丧服般黑色套装准备上台为那帮听众朗诵时中的风。因为当听众开始鼓掌他准备站起身来时，他正好从椅子上跌了出去，椅子压在了他身上。他的诗集散落在地上。医生们没想到他会离开医院，但他不省人事地在医院呆了一个星期后，家人就接他回家去等死。
他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也是不省人事的。他身体的左侧瘫痪了。声带瘫痪了。一大块大脑破裂开来。他的儿子汤姆是医生，他监管着这位垂死者，离彻底死亡还有九天时间。取走他身上的静脉注射器，拿走导液管，取走他身上的一切医疗器械。乔治每次睁开眼睛，他们就把他扶起来给他啜点水吮点冰。其他时候，他们会尽量让他好过一点，而他则在煎熬中慢慢死去。
在他临终期间，我每天黄昏时分都驱车去佩勒姆马勒街看望他。乔治早些时候就和全家迁居僻静的佩勒姆马勒街，因此他在新学校教书的那些年就可以在曼哈顿自由行动。我到达时车道上有时停着五六辆车。孩子们轮流来这里照看他，有时候带着这个或那个孙辈的孩子。还有一名护士，临终前来的是医护人员。乔治的妻子凯特自然是二十四小时都在那里。我走进他的卧室，他们为他安置了一张医院用的床，我抓住他的手，是他还有感觉的那只手，我会在他身边坐上十五、二十分钟，但他总是没有什么反应。气喘吁吁。呻吟。健康的那条腿不时地抽动一下，但也仅此而已，再也没有其他动作了。我的手穿入他的头发，摸了摸他的脸颊，捏捏他的手指，但没有任何反应。我坐在那里希望他能苏醒过来并能认出我是谁，随后我开车回了家。接下来的一个下午我出现在他家时他们说奇迹发生了——他醒过来了。进去，进去，他们说。
他们将乔治扶起来倚靠在枕头上，床支起来一半。他的女儿贝蒂在给他喂冰块。她用牙齿咬碎冰块然后将小碎片喂进他的嘴里。乔治试图用还能活动的一侧嘴里的牙齿使劲地咀嚼碎冰片。他的病情看起来确实已很重，那么憔悴，但他的双眼睁开着，为了咀嚼那些冰块使尽了仅剩的所有精力。凯特站在门口看着他，她是个给人深刻印象的白发女人，身高几乎与乔治差不多，但比我上次见她时更显臃肿些，也更为疲倦些。身材丰满迷人，满面愁容，又有百折不挠的韧劲，洋溢着一种固执的热情——这就是早已步入中年的凯特。一个从来不知道在现实面前退缩的女人，如今看上去彻底萎靡不振了，仿佛她打完最后一仗认输了。
汤姆从浴室里拿来一块湿毛巾。“想清洗一下吗，爸爸?”他问道。“他知道多少?”我问汤姆。“他明白多少?”“有些时候，”汤姆答道，“他好像知道点什么的时候。然后他就一动不动了。”“他醒过来有多久了?”“大约半个小时。走过去。跟他说话，大卫。他好像喜欢听声音。”
喜欢?奇怪的用词。但是汤姆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名快活的医生。汤姆用湿毛巾在给他爸爸擦脸，我则走到乔治没有瘫痪的身体一侧。乔治从他手里拿过毛巾——令在场的每人都感到吃惊，他伸出健康的那只手，抓住毛巾，紧紧攥着，使劲往嘴里塞进去。“他太干了，”有人说道。乔治把毛巾的末端塞进嘴里并开始吮吸毛巾。他取出毛巾时，上面粘了些东西。看起来像是他的一块软颚。贝蒂看到后发出了一声惊叹，而那位医院派来的护士，她当时也在房间里，则拍拍贝蒂的背说，“这没有什么。他的嘴巴太干了——这只是一小片肉。”
他的嘴是歪斜的，张开着，一张垂死者痛苦不堪的嘴，但他的双眼却注视着什么，眼神中甚至还显得有些东西，一些乔治不曾放弃的东西。就像炸弹爆炸后一堵满是缺口但依然矗立着的墙。他用上了刚才抓住毛巾时同样的力气，愤愤地掀掉盖在身上的被单并且开始用力拉他纸尿裤裤角上的维可牢搭链，试图拉掉身上的纸尿裤，露出两条看了令人伤心，骨瘦如柴的腿。它们令我想起了灯泡里的钨丝。关于他的一切，他血和肉制成的一切，使我想起了没有生命的其他东西。“不，不，”汤姆叫道，“不要动。爸爸。不要动它。”但是乔治没有停下来。愤怒地扯拉着，徒劳地想从纸尿裤中挣脱出来。当这一切不奏效时，他举起手指着贝蒂作咆哮状。“什么?”她问他。“我不懂你的意思。你想要什么?是什么，亲爱的?”他发出的声音无法辨清。但从他的手势可以清楚地知道他想要她尽可能走近他一点。她走近了他，他伸出手，手臂抱住她的背，将她往前面拉，这样他就能吻到她的嘴。“噢，明白了，爸爸，”她说，“明白了，你是最好的爸爸，最最好的。”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他的这股力量，这些天来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而且瘦得不成人样却能涌现这么大一股力量，看上去已奄奄一息但他仍在努力坚持着——凭着这股巨大的力量，他拉着贝蒂靠近他并努力想说点什么。也许，我想，他们不应该让他就这么死去。万一还有些东西他们没有意识到，那该怎么办呢?万一那是他竭力想证明的东西，那该怎么办呢?万一他向他们说的不是再见而是“别让我走。尽你们的所有力量救救我”，那又该怎么办呢?
接着乔治用手指向我。“你好，乔治，”我说道。“你好，老友。我是大卫，乔治。”而当我走近他时，他就像刚才抓住贝蒂那样紧紧地抓住我并且吻了我的嘴。他的嘴里没有肌体坏死的气味、没有令人作呕的臭味、也没有任何其他恶臭味：只有暖和而无味的呼吸，活人的纯香味，还有两片干燥的嘴唇。这是我和乔治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吻。接着又是咕噜声，这会他指向了汤姆。指着汤姆然后指着他自己的脚，脚伸在床的末端没有盖东西。汤姆以为乔治要他把床单拉起来盖住他的腿，当他开始把床单拉直时，乔治的咕噜声变得更响了同时又指了指自己的双脚。“他要你抓住它们，”贝蒂说道。“他的一只脚连感觉都没有，”汤姆说道。“抓住另一只脚，”贝蒂说道。“好吧，爸爸，我已抓住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汤姆开始耐心地按摩那只有感觉的脚。
接下来乔治指向凯特站着的门口，凯特看着房中发生的一切。“他要你，妈，”贝蒂说道。我退到旁边凯特走了过来站在我站的地方，就在床边，这会乔治向她伸出手来，用他那健康的手臂把她拉过来，他用力地吻她就像他刚才吻贝蒂和我一样。凯特回吻了他。然后他们又吻了一次，这次是个长长的吻，一个相当热情的吻。凯特甚至闭上了她的眼睛。她是非常不易动感情的很实在的人，我以前从未看到过她这么像姑娘一样行事。
同时，乔治那只健康的手从她的背后移到了她的右臂，而且他开始摸索她外衣腕部的纽扣。他试图解开纽扣。“乔治，”凯特温和地低声叫道。她好像觉得很有趣似的。“乔治，乔治……”“帮帮他，妈。他想要解开纽扣。”对感情细腻的女儿的指点微微一笑，凯特顺从地解开了纽扣，但这时乔治的手已在摸索另一只衣袖，用力拉那边的纽扣，这样她也顺从地解开了这颗纽扣。与此同时他一直在拼命地寻找她的嘴唇。凯特亲吻着他那受损的脸，那张极为孤独的凹陷的脸庞，每次他迎上来时吻他的嘴唇，然后他的手伸向她上衣前面的那排纽扣并且开始摸索这些纽扣。
他的意图很清楚：他想要脱下她的衣服。脱下这个女人的衣服，我知道，孩子们也肯定知道，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在床上抚摸这个女人了。他也不会再抚摸她了。“让他，妈，”贝蒂说道，凯特又一次按她女儿的指点照办了。她伸出自己的手帮助乔治解开她的上衣。这一次他们接吻时，他那只健康的手抓向了她的胸罩。但是，他的举动很快就停止了。他的力气很快就耗尽了，他怎么也碰不到她那下垂的乳房。他要再过十二个小时才死去，但他倒回到枕头上时，他的嘴张开着，双眼紧闭，呼吸急促得就像赛跑结束后倒下的人一样，我们都知道我们刚才亲眼目睹的是乔治生命的最后令人吃惊的一幕。
晚些时候，当我走向门口准备离开的时候，凯特走了出来，走到前面走廊上并陪我一直走到我停车的车道上。她拉住我的手感谢我的到来。我说，“我很高兴在这里看到了所有这一切。”“是啊，那是重要的一幕，不是吗?”凯特说道。随后她露出一脸疲倦的微笑，补充道，“我不知道他把我当作谁了。”
乔治走了仅仅五个月时间，这时康秀拉打来了电话并留下了她的录音——“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我想在你听人说这事以前亲自告诉你”——是的，我前面说过，我听了她的留言后认为现在她肯定已发生了什么事。这种事，一个预示性的梦后来成了现实，在人们的梦中是非常令人不可思议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呢?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我应该给她回电吗?我考虑了有十五分钟。我没有回电因为我害怕。她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会是什么事呢?我的生活是安宁的也是悠闲的。我还有精力去对付康秀拉和她那咄咄逼人的柔顺吗?我已不再是六十二岁——我已七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我还能忍受那种不确定的狂热吗?我还敢重新回到那种疯狂的精神恍惚状态吗?那会对我的长寿有好处吗?
我记得失去她后的三年里，即便是我在黑暗中起来撒尿时，她也始终是我念念不忘的：即便在凌晨四点钟，站在马桶前有八分之七的睡意，但八分之一的清醒是在喃喃地叫着她的名字。一般说来，老人夜里撒尿时，他的脑子是完全空白的。如果他能够思考什么，想的就是回到床上去。但我不是这样的，我在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康秀拉，康秀拉，康秀拉，”每次起来我都是这样。而这是她给我造成的，请注意，没有用语言，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没有使奸诈，没有怀恶意，也没有考虑前因后果。像一位伟大的运动员或一件理想的雕刻艺术品或一头在森林里瞥见的动物，像迈克尔·乔丹，像一件马约尔（Maillol）(注：1861—1944，法国画家、雕刻家，善作裸女雕像，代表作有《坐浴女》等。)的雕刻作品，像猫头鹰，像山猫，她通过纯真完美的身体完成了这一切。在康秀拉身上找不到一丁点的性虐待。甚至没有任何冷漠的性虐待，它通常和那身体的完美程度相匹配。她太古板守旧，心地善良，做不出这种残忍的事来。但是想像一下，假如她不是一个教养很好的女孩，假如让她充分展现出她禀赋中勇猛强悍的男子汉气概，那么她会怎么戏弄于我呢；想像一下，假如她同时具有勇猛强悍的男子汉意识并且像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注：1409—1527，意大利外交家、政治家，主张权谋霸术，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那样支配她拥有的影响力，那么她又会怎样戏弄于我呢。幸运的是，像大多数人一样，她并不精于谋术，她不会十分老练地将所有事情想个透，而且尽管她让我们之间发生了一切事情，但她从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假如她明白，而且除此之外，假如她想稍稍折磨一下正欲火中烧的男人，那么我就可能离死不远了，被我自己的白鲸彻底毁灭。
这不，她这会不是又来了吗。不，绝对不要!千万不要再来袭击我内心的宁静了!
不过我随后想到，她在找我，她需要我，不是作为情人，不是作为老师，也不是为了另辟新章续写我们的色情故事。所以我拨通了她的手机撒谎说我刚从商店回来，而她则说，“我在车上。我留言时就在你住的大楼前面。”我问道，“你大年夜开着车子在纽约兜来兜去干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她回答。“你哭了，康秀拉?”“没有，还没有。”我又问道，“你揿门铃了吗?”她答道，“没有，我没有揿，因为我不敢。”“你随时可以揿门铃，随时，你知道这一点。怎么回事?”“我现在需要你。”“那就来吧。”“你有空吗?”“对你我随时有空。来吧。”“有件重要的事。我马上就来。”
我放下话筒，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大约二十分钟后，一辆车子停了下来，而就在我为她开门的那一刻我意识到她发生了不测。因为她头上戴着一顶类似土耳其帽的帽子。而那不是她要戴的东西。她有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她总是仔细护理、总是清洗、总是梳理；她每两个星期就要去见一次理发师。但现在她竟然头上戴一顶土耳其帽子站在那里。她身上还穿着一件时髦的大衣，一件黑色束带波斯羊毛长大衣，几乎拖至地板，她解开束带时，我看到大衣里面的丝绸衬衫和乳沟——可爱极了。我拥抱了她，她也拥抱了我，她让我脱下她的大衣，我问道，“你的帽子呢?你的土耳其帽子?”而她说道，“你最好别脱帽子。你会大吃一惊的。”我问，“为什么?”她回答说，“因为我病得很厉害。”
我们走进客厅，在客厅里我又一次拥抱了她，她将身子挤向我，你能感觉到她的乳房，丰满的乳房，而且你的视线越过她的肩膀可以看到她那好看的屁股。你看见了她优美的身体。她现在三十多岁，三十二岁，比以前更有魅力了，她的脸似乎比以前长了一点，但更像女人的脸了——她告诉我说，“我已没有头发了。十月份时我被告知患了癌症。我患了乳腺癌。”我说，“这太糟糕了，这太可怕了，你觉得怎样，该如何对付这种事情呢?”她的化疗已经在十一月初开始，而很快她的头发就掉了。她说，“我得告诉你事情经过，”我们坐了下来，我说，“把一切都告诉我。”“我的阿姨，我妈妈的妹妹，得了乳腺癌，她去就医，最后割去一只乳房。因此我知道我们家里有这方面的危险。我一直知道这一点，而且我也一直害怕这一点，”在她讲这番话时，我在想，你拥有世界上最好看的乳房。她继续说道，“有一天早上我站着淋浴，我感觉到胳肢窝下有块东西，我知道这不对劲。我去看医生，他说这大概用不着担心的，这样我又去看了第二名医生和第三名医生，你知道这种事的，第三名医生说这是值得担心的事。”“你害怕了吗?”我问她。“你害怕了吗，我可爱的朋友?”我受了惊吓，我感到害怕。“是的，”她说，“非常害怕。”“在夜里?”“是的，我吓得在房间里团团乱转。我完全发疯了。”我听到这里开始哭起来，我们再次拥抱在了一起，我说道，“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你当时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她又说道，“我不敢。”我说，“你认为该给谁打电话呢?”她说，“当然是我妈妈。但我知道她会害怕的，因为我是她的女儿，她惟一的女儿，而且因为她很敏感，还因为人人都死了。大卫，他们都死了。”“谁已经死了?”“我爸爸死了。”“怎么死的?”“他乘坐的飞机坠毁了。他乘坐那架飞机去巴黎。他去巴黎谈生意。”“噢，不。”“是的。”“还有你最爱的祖父呢?”“他死了。死于六年前。他是最先去世的。心脏病。”“你的外婆呢，喜欢她的念珠的外婆?是公爵夫人的外婆?”“她也去世了。在祖父之后。她是老死的。”“你的哥哥没——?”“不，不，他很好。但我不能打电话给他，我不能告诉他这种事。他对这种事无能为力。这时我想到了你。但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是单身一人。”“那不是什么问题。答应我一件事。如果你晚上、白天、任何时候开始感到害怕了，就打电话给我。我什么时候都会来的。在这里，”我说，“写下你的地址。写下你所有的电话号码，单位的、家里的、所有的电话号码。”我在想，她将死在我眼前，她现在就在慢慢死去。随着亲爱的老祖父的不幸去世，她那温暖的古巴家庭就开始了不稳定的生活，这种不稳定以极快的动作造成了一连串的不幸，癌症则是不幸中之最不幸者。
我问，“你现在感到害怕吗?”她回答道，“非常、非常害怕。我有两分钟的时间很好，我在想其他事情，越想越觉得自己处在崩溃的边缘，我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一切。这是环滑车，它不会停下来。除非癌症没有了它才停下来。我的机会，”她说道，“是百分之六十的生和百分之四十的死。”接着她不知不觉间谈起生活是多么的值得继续下去以及她是多么为自己的母亲感到难过，尤其难过——老生常谈是免不了的。我想做多么多的事情，我有多么多的计划，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她开始跟我讲几个月前她的那些小小的焦虑如今看来是多么愚蠢，对工作、朋友及衣服的担忧，以及由此而客观正确地看待一切事情，而我认为，没有什么人可以客观正确地看待任何事情。
我看着她，听她说着话，当我听不到她说什么时，我问道，“我摸摸你的乳房你介意吗?”她说，“不介意，摸吧。”“你不介意吗?”“不。但我介意和你接吻。因为我不想有任何性的色彩。但我确实知道你有多喜欢我的乳房，所以摸摸我的乳房吧。”这样我就摸它们——用我那颤抖的手。当然我也兴奋得勃起来了。我问道，“得了癌的是左乳还是右乳?”她回答，“是我的右乳。”这样我就把手放在她的右乳上。既有情欲又有温柔，既会使你产生怜悯之情也会激起你的情欲，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情况。你既会勃起也会产生怜悯，两种感觉同时产生。我们就这样坐着，她的右乳握在我手中，我们还一边说着话，我问道，“你不介意吗?”她则说，“我甚至想要你多摸摸呢。因为我知道你喜欢我的乳房。”我问道，“你想要我摸什么呢?”“我想要你摸摸我的肿瘤。”我说，“好的。我会的。但要过一会，过一会我们再干这个。”
这来得太快了。我还没有作好思想准备。我继续谈着话，她开始哭起来，我竭力安慰她，然后她突然止住了哭声而且一下子变得非常活泼，非常果断。她对我说，“大卫，实际上，我到你这儿来只为一个请求，一个问题。”我问她，“是什么?”她说，“离开你后，我从未有过像你那样爱我肉体的男朋友或情人。”“你有过男朋友吗?”
又来了。忘了男朋友的事。但我不能。“有吗，康秀拉?”“有过，但不是很多。”“你经常跟男人睡觉吗?”“不，不是经常。”“你的工作怎样?”你单位里没有人爱上你吗?”“他们都爱上了我。”“我可以理解。既然如此，”我说道。“他们都是同性恋者吗?你碰到过异性恋的男人吗?”“我遇到过，但他们没什么好的。”“他们为什么不好？”“他们只在我身上手淫。”“噢，这真遗憾。这真傻。这真是发疯了。”“但是你喜欢我的身体。而我为此感到骄傲。”“但是你以前为此感到骄傲。”“既是也不是。你见到过我最辉煌时候的身体。因此我想让你在医生们把它给毁掉之前再看看它。”“别那样说，别那样想。没有人会毁掉你的。医生们说他们将要干什么?”她说道，“我已经接受了化疗。那就是我不脱帽子的原因。”“当然。但是一涉及你，我就可以忍受一切。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她说，“不，我不想给你看我的头。因为你的头发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化疗后，头发开始一把一把地掉落。你的头上开始长出像婴儿一样的头发。这很奇怪。”我问她，“你的阴毛掉了吗?”“没有，”她说，“没有，阴毛还在。这也很奇怪。”我问道，“你咨询过医生吗?”“问过，”她说，“但医生也说不清楚。她只是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我的手臂，”康秀拉说道。她的手臂又长又细，白皙的皮肤，手臂上长得很好看的绒毛果真还赫然在目。“瞧，”她说道，“手臂上有毛但头上倒没了。”“好啦，”我说，“我已知道秃顶男人是怎么样的，那么为什么我不能看看秃顶女人呢?”她说，“不行。我不想让你看。”
接着她说道，“大卫，我可以请你帮个大忙吗?”“当然可以，无论什么事。”“和我的乳房说再见你介意吗?”我说，“我亲爱的女孩，我可爱的女孩，他们不会毁坏你的身体的，他们不会。”“好吧，我真幸运自己有这么大的乳房，但他们将不得不切除三分之一。我的医生准备尽最大的努力使手术保持在最小范围。她极富人情味。她真了不起。她不是名屠夫。她不是没有心肝的机器。她试图首先用化疗缩小肿瘤。然后他们做手术时可以尽可能少切除一点。”“不过他们可以使它恢复，重造，无论他们切除什么，他们可以吗?”“是的，他们可以放入一种叫硅酮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我是否要它。因为这是我的身体而那不是我的身体。那不是任何东西。”“那你要我怎么说再见呢?你要什么呢?你在请我帮什么忙，康秀拉?”最后她告诉了我。
我找出我的相机，是一架可变焦距镜头的雷卡相机，她也站了起来。我们拉上窗帘，打开所有的灯，我找到了合适的舒伯特的唱片并把它放入唱机，而她当时并不怎么想跳舞，但她开始脱衣服时，这绝对是带有异域情调的东方式的舞蹈动作。非常优雅而且柔软。我坐在沙发上，她则站着脱衣服。她脱衣服并将衣服抛开时的动作实在太迷人了。玛塔·哈里（Mata Hari） (注：1876—1971，荷兰舞女，名妓，1917年在巴黎因被指控充当德国间谍而被捕，由法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现用来指以美貌勾引男子刺探军事秘密的女间谍。)。为军官脱衣服的间谍。而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极为柔弱。她先脱掉她的衬衣。然后脱掉鞋。特别仔细地脱掉她的鞋子。然后解掉她的胸罩。而这仿佛一个脱掉衣服的男人忘了把他的袜子脱掉，使他看上去有点滑稽可笑。穿着裙子裸露着乳房的女人对我来说不算是色情的。裙子多少会使照片有些模糊不清。穿着裤子裸露着乳房是十分色情的，但是穿着裙子就不怎么色情了。穿着裙子戴着你的胸罩你会觉得自在些，但是只穿一条裙子裸露着乳房则会使人腻烦的。
就这样她向我展露自己。她一直脱到只剩下短裤。她问道，“你能摸摸我的乳房吗?”“你想拍下来吗，我摸它们的照片?”“不，不要。先摸摸它们。”我就摸了摸它们。然后她又说道，“我想拍几张正面照，还有侧身照，然后再俯拍。”
我为她拍了大约三十张照片。她摆着各种姿势，而且她什么姿势都要拍。她把双手放在乳房下面，握着它们，她要拍下这一姿势。她要拍下双手挤乳房的姿势。她要从左侧、从右侧拍下乳房，她还要弯下身时的姿势。最后她脱掉了短裤，你可以看到她的阴毛像以前那样仍然还在，就像我所描述的，光滑、平伏。亚洲人的毛发。脱下了短裤，我又看着她一丝不挂的胴体，她的性欲好像马上被刺激了起来。这是突然之间发生的事。你可以从她的乳头看出来她被激起了性欲。但是这次我倒没有什么欲望。我还是问了她一句，“你想留在这里过夜吗?你想和我一起睡觉吗?”她回答道，“不。我不想和你睡觉。但是我想躺在你的怀里。”我穿着衣服，就像我现在这样。她坐在沙发上拥在我怀里，紧偎着我，然后她抓住我的手腕将我的手放在她的胳肢窝上，为的是让我摸摸她的肿瘤。摸上去像块石头。胳肢窝里的一块石头。两块小石头，一块大一块小，这意味着她乳房里的癌细胞发生了转移。但你在她的乳房里感觉不到它。我问道，“我为什么在你乳房里摸不到肿瘤呢?”她回答道，“我的乳房太大了。里面有太多的组织，你摸不到肿瘤。它深藏在乳房里面。”
我不能和她睡觉，即使我曾经舔过她的经血。经过这些年对她的思念，即便她不是以现在这样极为悲惨的方式而是在正常情况下出现在我面前，我想见她一面也将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不，我不能和她睡觉，尽管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因为它们太好看了，她的乳房。这话我百说不厌。这样太卑鄙、太无耻了，这对乳房，她的乳房——我只是不停地想，它们不能被破坏了!我告诉过你，在我们分开的这些年里，我一直不停地边想边手淫。我曾和其他女人上床，而我想的却是她，她的乳房，以及我的脸埋在她乳房里的样子。我想的是她乳房的柔软，光滑；我感觉它们重量的方法、它们柔和的重量，而这时我的嘴在磨蹭着其他女人的乳房。但是这一刻我知道她的危险已不再是有没有性生活的问题。濒临危险的是更重要的东西。
因此我对她说，“让我和你一起去医院好吗?如果你要我去我就去。我肯定可以去的。你实际上很孤单。”她说她要再想一想。她说，“你有这样的表示很好，但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做完手术后我是否会马上见你。”她大约凌晨一点半离开我这里；她来时大约是八点钟。她没有问我将怎么处理她要我拍摄的这些照片。她没有要我给她寄洗出来的照片。我至今还没有把它们冲洗出来。我现在很想看看这些照片。我要把它们放大。我当然会给她寄一套去。不过我得找一个我信赖的人冲洗照片。我本该在很早之前，当时我也有兴趣，就学会怎么冲洗胶卷的，但我从没学会。学会了是很有用处的。
她现在该去医院了。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她的消息。自三个星期前见过她以后，我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我想要有吗?你认为我想要有吗?她跟我说过不要与她联系。她不想要我更多的东西了——这是她离开时说的话。我只是一直守着电话，怕没有接到她的电话。
自从她来过之后，我自己倒一直在给我认识的人打电话，给医生打电话，尽力找到治疗乳腺癌的办法。因为我一直觉得这种病的治疗程序是先外科手术然后化疗。她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担忧——我一直在想，对她的病情我有些不了解。现在我知道先化疗也不是完全没有听说过，而且对于局部先发的乳腺癌这还是一种先进的治疗方法，但问题显然在于，这种治疗方法适合于她吗?她说有约百分之六十生的机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只有百分之六十呢?是有人告诉她的还是她自己在什么地方读到的，或是因为害怕她自己杜撰的呢?或者是他们出于虚荣心而打赌说她能长时间活下来。也许这不过是对震惊作出的一种反应——十分典型的反应——但我还是禁不住想她在叙述这件事时瞒住或漏掉了点什么，或是她没有告诉我或是她自己也没有被告知……不管怎么说，那是她的叙述，我听到的就是这些，而直至现在我还没有听到更多的东西。
她大约是在凌晨一点半离开我的，在新年光临芝加哥之后。我们喝了点茶。我们喝了一杯葡萄酒。应她的请求，我打开了电视，我们观看了新年怎样从澳大利亚开始又横扫亚洲和欧洲的重播节目。她略微有些伤感。叙述着她的人生故事。关于她的童年。她还是小姑娘时她父亲就带她去剧院观看演出的事。她讲了一个关于花商的故事。“上星期六我和妈妈一起在麦迪逊大街买了一束鲜花，”她告诉我说，“那花商说，‘你戴的帽子真好看!’我则说，‘我戴着它是有目的的，’他懂我的意思，他脸红了向我道歉并免费送了我十二朵玫瑰花。所以你知道人们是怎样对待一个处于危难中的人的。他们不知道该干什么。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或干什么。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你，’她说。
我有什么感受?那天晚上感到的最大痛苦是看到她一个人孤伶伶地躺在床上极为恐慌的情景。为死亡感到恐慌。而现在会发生什么事呢?你怎么认为的?我猜她不会叫我和她一起去医院的。我提出陪她去医院她听了很高兴，但真的到这个时候，她会和她妈妈一起去医院的。大年夜她也许只是发狂了，因为她太痛苦而且害怕去参加她已接受了邀请的聚会太痛苦，而且害怕一个人单独呆着。我认为她恐慌的时候也不会打电话给我的。她需要我的提议，但她不会将它付之实践。
除非我错了。除非两三个月后她来我这里说她想和我睡觉。和我而不是和一位年轻些的人，因为我老了而且不尽如人意。和我是因为，尽管还没有到老朽之龄，但是那正在腐烂的肉体是不能再如我健身房里的那些尽量不在罗斯福上台前出世的男人们掩藏的那么好了。
那么我能和她睡觉吗?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和一个这样被割除部分躯体的女人睡过觉。我就只提及我几年前认识的一个女人，在去我公寓的路上，她说，“我得告诉你——因为动过一次手术，我只有一只乳房。所以我不想让你因为这而被吓坏。”现在，无论你认为你多么大胆不畏缩，如果你诚实的话，看见一个只有一只乳房的女人，其光景是不会非常吸引人的，是这样吗?我能够装出有一点点吃惊的样子，但表面看上去不是因为一只乳房而吃惊，而且我认为我在竭力让她轻松自在些时自己并没有表现得很紧张。“噢，别犯傻了，我们不是去那儿一起睡觉的。我们只是好朋友而且我认为我们应该一直做好朋友。”我曾经和一个身上有深红棕色斑点的女人睡过觉——斑点位于双乳之间，乳房上也有一些，是一块很大的胎记。这也是一个丰满的高个女人。六英尺五英寸。是惟一一个我要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接吻的女人。因为吻她，我的颈部得了痛性痉挛。我们上床时，她开始先脱裙子和短裤，女人们通常不会这样做的。她们一般先脱掉衬衫，她们先脱光上半身。但她留着汗衫和胸罩不脱。我问她，“你不想脱掉胸罩和汗衫吗?”“想脱，但我不想让你感到吃惊。”她说，“我有点问题。”我笑了起来，想让她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告诉我，什么问题?”她说，“好吧，是我的乳房有点问题，它会吓坏你的。”“嗬，别担心。给我看看。”她给我看了。而我开始做得有点过火。吻她胎记。抚摸它。玩弄它。显得很有礼貌。使她因为有胎记而感到高兴。说我喜欢它。这种事情不是轻而易举地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你应该能够熟练驾驭、从容应付、体面处理这种事情。不要向身体必须忍受的任何东西退缩。那深红棕色的斑点。对她来说简直是悲剧。六英尺五英寸。像我一样，男人们都为她这令人惊叹不已的身高所吸引。而对任何一个男人，她说的是同一句话：“我有点问题。”
那些照片。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是康秀拉要我为她拍那些照片的。对于某位喜欢从外到内偷窥裸体女人的男人来说，这可能看起来像色情电影中的一个画面。然而这也就是你从色情电影上可以看到的。“你有照相机吗?”“我有照相机，”我说道。“能否给我拍几张照?因为我想要几张你所熟悉的我身体的照片。你所看到过的身体。因为不久它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我找不到其他我认识的人来做这件事。我不能让其他人来做这事。否则我也不会来麻烦你了。”“好的，”我告诉她，“我们来做这件事吧。任何事情。只要你说出你想要做的。要求我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可以向我提出任何要求。”“你能放点音乐吗?”她说道，“然后拿出你的相机。”“你要听什么音乐?”我问道。“舒伯特。舒伯特的无论哪首室内乐。”“好，好，”我说道，但不是那首，我对自己说，“死神与少女。”
但她一直没让我给她寄冲洗好的照片。切莫忘了康秀拉并非世上最聪明的女孩。否则拍照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否则就会采用相关的策略了。否则她的谋划就是该认真加以考虑的事了。但是对于康秀拉来说，无论她做什么都带有半自觉的随意性，合理性，尽管她可能不十分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或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到我这儿来让我为她拍照，这是非常合乎自然的，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想法，是出于本能，不是经过精心推理的。你可以捏造理由，但康秀拉不会这样做。她觉得她必须得这样做，她说，为如此爱她身体的我提供证明材料，证明她身体的优秀和完美。但事情并非止于此。
我已经注意到大多数女人对她们的身体并不自信，即使像她的身体一样，她们的身体也十分地可爱。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知道她们的身体是可爱的。有一类女人知道。大多数女人对她们不需要抱怨的东西怨这怨那。她们经常想把自己的乳房隐藏起来。她们怀有一种我无法弄清根源的羞耻感，而且你得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她们放心，她们才会非常乐意地展示出来并且心甘情愿地让人观看。即便是她们中最幸运的那些人也是如此。只有极少数的人会无所顾忌地展示自己的乳房，而且这些日子来，由于受到舆论的指责，她们往往不是那种装着可以自己制造的义乳的女人。
然而康秀拉身体激发性欲的能力——对了，这一切已经完了。是的，那天晚上我的阴茎确实勃起了，但我没能使它持续多久。我很幸运，还能勃起而且还有冲动，但是假如她那天晚上要我和她睡一起我就会陷入极大的麻烦中。一旦她的身体经过手术得以恢复，她要我和她一起睡觉我将会觉得十分为难。既然她愿意。因为她愿意，不是吗?首先总是想和熟悉的人和年纪大的人睡觉。出于她的自信，出于她的骄傲，最好与我睡觉，而不是与卡洛斯·阿隆索或维拉瑞尔兄弟。年龄可能不会从事癌症所做的事，但年龄做的已够多了。
第二部分。再过三个月她叫我和她睡觉，她打电话告诉我说，“让我们聚一聚吧，”然后她又一次脱掉她的衣服。是不是灾难就要降临了?
斯坦利·斯宾塞（Stanley Spencer）(注：1891—1959，英国画家，擅长宗教画。)的一幅画挂在伦敦泰特陈列馆里，画的是斯宾塞和他妻子四十多岁时的双人裸体肖像。这是有关同居、有关异性长期居住在一起的直接写照。这幅画就在楼下关于斯宾塞的一本书里。等一会我去拿来。斯宾塞蹲坐在他妻子旁边，他的妻子横卧着。透过金丝边眼镜，他在近处若有所思地俯视着她。而我们呢，也同样从近处看着他们：两个裸体就在我们面前，恰好让我们看清他们已不再年轻也不再迷人。两人都不快活。沉重的过去紧随着现在。尤其是妻子，一切都已开始松驰，变得粗大，即将到来的是更大的苦难而不只是长有细纹的肉体。
就在画的最显著位置，有一张桌子，桌子边上放着两块肉，一大块羊腿和一小块肋条。生肉被刻画得细致入微，这种毫不留情的坦率正如刻画松垂的乳房和疲软的阴茎那样，它们和生肉相距只有数英寸距离。透过屠夫的窗口，你不仅可以看到生肉而且可以看到这对已婚夫妇的性器官。我每次想起康秀拉，就会看见那块形状像男人阴茎的生羊腿，它就在这对夫妻公然展示的肉体旁边。它太靠近他们睡觉用的席子，因此你看着它的时间越长，它就越显得顺眼。在妻子略微有些吃惊的表情中带着一丝忧郁的无奈，那块剁好的肉和活羊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而且，自康秀拉来我这里之后的三个星期以来，我根本无法将他们的形象驱除出我的脑海。
我们从电视上观看新年来到世界各地，新千年的除夕庆贺活动简直就是毫无意义的歇斯底里大发作。灿烂的光辉从各个时区闪耀而过，而没有一处光辉是由本·拉登点燃的。在夜间伦敦上空飞速回旋的灯光比起大空袭时升腾起的有色烟雾散发的光辉还要壮观得多。埃菲尔铁塔喷射出火花，一种诸如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注：1912—1977，现代火箭专家。原籍德国，后加入美国籍。在德国时主持A-3火箭研制和V-2火箭的研制；到美国后，主持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探险者一号”的发射，“阿波罗计划”的实施等。)为希特勒的毁灭性武器库设计的仿真火焰喷射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导弹之王、火箭之王、炸弹之王，古老的巴黎是其发射台，而整个人类是其发射的目标。整个晚上，在电视网络覆盖的任何地方，都是大决战的拙劣模仿，自1945年8月6日以来我们就一直在我们家后院掩体里等待着这场大决战。它怎么不会发生呢?即便在那天晚上，尤其在那天晚上，人们预先准备着最不幸的事情的发生，仿佛这个晚上就是一场漫长的空袭演习。等着令人恐怖的广岛列岛与世界上所有悠久的古老文明同归于尽。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
也许这正是每个人都在庆贺的事——悲剧不曾发生，永远不会发生，末世的灾难将永远不会降临。电视上的一切无序都是受控制的无序，不时被插入的汽车销售广告所打断。电视在充分展示其所能：平庸战胜悲剧。“地面的胜利”，主持人芭芭拉·瓦尔特斯（Barbara Walters）（注：美国广播公司著名女节目主持人。）。不是古老城市的毁灭，而是地表的国际大爆发，全球范围的虚假情感大爆发，连美国人也从未曾见到过的虚假情感。从悉尼到伯利恒到时代广场，陈词滥调以超音速流传着。没有炸弹爆炸，没有流血事件发生，你听到的下一声“嘭”的声音将是繁荣和市场发出的爆炸声。我们这个时代已使苦难变得平常，人们对苦难的哪怕一点点清醒的认识也被最大的幻想所产生的巨大刺激消磨殆尽。看着这种为表演而安排的大伪造的混乱场面，我感觉这个有钱的世界急于进入繁荣的黑暗时代。人类的一夜快乐宣告了野蛮.com的到来。适合时宜地迎接新千年的糟粕和庸俗。这是不该牢记而应忘记的一夜。
除了坐在沙发上的那一刻，我坐在沙发上抱着康秀拉，我的双臂绕着她裸露的身体，我的双手暖和着她的乳房，我们从电视上观看除夕夜光临古巴。我们俩谁都没有指望那一幕会突然出现在荧屏上，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确实是哈瓦那。一个自称是夜总会的圆形剧场里像关牲畜一样关着千余名游客，从里面出来了一位涂脂抹粉的加勒比海性感女郎，她的形象一看就知道是来自极权国家的，在犯罪分子肆意横行的日子里，她常常去勾引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特罗庇卡那宾馆里的特罗庇卡那夜总会。看不到任何古巴人，除了根本不懂表演的表演者外，很多年轻人——据美国广播公司说，他们一共有九十六人——身着难看的白色服装，手持话筒大吼大叫着在台上绕着圈走来走去，根本不像是在唱歌跳舞。歌舞女郎们怒气冲冲地走来走去，看上去像“拉丁美洲人西部村庄”里那些长腿的有身穿异性服装癖的人。她们的头顶是造型夸张的灯罩——据美国广播公司说，有三英尺高。灯罩高挂在她们的头顶，白色波浪形的长发飘荡在她们的背上。
“天哪”，康秀拉叫道，她开始哭了起来。“这，”她非常愤怒地说道，“这就是他向世界展示的。这就是他在除夕夜展示给人们看的。”“这是风格有点怪异的闹剧。也许，”我说道，“这是卡斯特罗认为的笑话。”
是吗?我不知道。这是无意的自嘲吗?——卡斯特罗是如此跟不上时代吗——或者这是有意的讽刺吗?还是他一贯的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憎恨?卡斯特罗，对巴蒂斯塔（Batista）(注：1901—1973，古巴军人，独裁者，两次任总统，1959年被卡斯特罗推翻。)的腐败嗤之以鼻，你会认为这种腐败对于他而言就是像特罗庇卡那夜总会这样的旅游夜总会的象征，而那就是他的新世纪献礼吗?教皇不会这样做——他拥有了不起的公共关系。只有前苏联才可能有如此俗丽的玩意儿。卡斯特罗有很多东西可供他选择，他可以选择很多过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戏剧性庆祝场面：在糖料作物种植园里，在产科病房里，在雪茄制造厂里。快乐的古巴工人抽着烟，快乐的古巴母亲们微笑着，快乐的古巴婴儿们吮吸着乳汁……但为游客们提供最粗制滥造的表演?这是有意的安排或是愚蠢的举动或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玩笑，针对这个历史上毫无意义的时刻所进行的歇斯底里式的庆祝活动?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他都不会花一分钱在这上面。他也无需为此动一分钟的脑筋。为什么革命家卡斯特罗，为什么任何普通人应该去关心那种给我们感觉我们在理解我们不能理解的事呢?时光飞逝。我们游泳，沉没在时间里，直到最后我们淹死离世。这一不成其为大事的事件演变成了一件大事情，而康秀拉正在这里经受她一生中最大的事件。人生的大结局，尽管没人知道是什么，即便有大结局，也正在结束而且肯定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开端。这是对无人知道是什么的一场疯狂的庆祝活动。
只有康秀拉一个人知道，因为康秀拉如今知道了年龄的伤痕。变老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除了那些正在变老的人，但对于康秀拉来说已经不再如此。她不再像年轻人那样计算时间，往起点方向数。对于年轻人，时间总是由过去构成的，然而对于康秀拉，时间成了她还有多少未来，而且她认为未来没有多少了。现在她计算时间是往以后数，以接近死亡的远近来计算时间。幻想已经破灭，机械刻板的幻想，安慰人的想法，滴答滴答，一切按部就班地发生。她的时间感现在已经和我的一样了，死亡在加快，甚至比我还要绝望。实际上，她已经追过了我。因为我还能对自己说，“五年内我还不会死，也许十年内不会死，我身体好，很健康，我甚至还能再活二十年，”而她……
童年时听过的最美丽的童话告诉我们一切事情都按顺序发生。你的祖辈早于你的父辈去世，而你的父辈则早于你去世。如果你是幸运的。那么结果就是如此，人们按顺序变老、去世，这样在葬礼上想到去世的人活得长寿你会减轻一些痛苦。这种想法几乎不会使人的死亡变得不那么可怕，而是一种骗术，我们用这种骗术使机械刻板的幻想完好无损而且遏制住了时间对人的折磨：“某某人活得长寿”。但是康秀拉一直都没有那么幸运，因此她坐在我旁边，经受死亡的审判，与此同时，荧屏上播放着终夜的狂欢，一场人工制造的、充满孩子气的、对无时间限制的未来的歇斯底里大发作，成熟的成年人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未来，他们不无忧虑地知道他们的未来很有限。在这个疯狂的夜晚，没有人能比她更忧郁地知道这一点了。
“哈瓦那，”她说道，这一会她抽泣得更厉害了，“我以前认为我总有一天会见到哈瓦那的。”“你能见到哈瓦那的。”“我不能。噢，大卫，我的祖父……”“是啊，他怎么了?说下去，告诉我，说。”“我祖父会坐在客厅里……”“说下去。”我紧紧地抱着她，她开始讲述自己的事，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她从来没有理由来讲述，也许她以前从不知道自己是谁。“打开《新闻时间》，《麦克尼尔雷赫尔新闻时间》，然后，”她说道，泪眼汪汪地，“他会突然叹口气说，‘可怜的妈妈’。妈妈死于哈瓦那，当时他不在场。因为他们那代人还没有离开。‘可怜的妈妈。’‘可怜的爸爸。’他们仍然落在后面。他就有了悲哀，对他们的这种渴望。可怕的，可怕的渴望。而那正是我有的悲哀。但我渴望的是我自己。渴望我的生命。我抚摸自己，我用双手抚摸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是我的身体!它不能离开!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发生!它怎么能离开呢?我不想死!大卫，我怕死!”“康秀拉，亲爱的，你不会死。你才三十二岁。你还能活很长时间。”“我是在流放中长大的。所以我害怕一切。你知道这一点吗?我害怕一切。”“噢，不。我认为不是那样的。害怕一切?今天晚上也许是这样但不是——”“我总是这样的。我不想让我的家人流放。但是你要长大成人而且你总是听到‘古巴，古巴，古巴’……瞧!那些人!这么粗俗的人!瞧他给古巴做了什么!我再也见不到它了。我再也见不到房子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们的房子了。”“不，你会的。一旦卡斯特罗不在了——”“我也不在了。”“你不会不在的。你会在这里的。别害怕。不需要害怕。你会恢复健康的，你将活——”“你想知道我珍藏着的画面吗?那儿的画面?我的一生?我头脑中的古巴的画面?”“想。告诉我吧。平静下来并且告诉我一切。你想要我关掉电视吗?“不——不。他们会播放其他的节目的。他们肯定得播放。”“告诉我你头脑中的画面，康秀拉。”“不是有海滩的那幅，不是那幅。我父母有那幅画面。我父母讲起他们在那儿有多快活。孩子们在海滩上四处奔跑，大人们坐在安乐椅上，整理着含羞草。他们有时候会把房子搬到海滩上，但这不是我记忆中的事了。我记得的是另一件事。我永远都记得这件事。噢，大卫——远在他们被埋葬之前他们埋葬了古巴。他们不得不如此。我父亲、我祖父、我外婆，他们都知道他们再也不会回古巴了。而他们确实没回去过。如今我也回不去了。”“你能回去的，”我告诉她。“永远留在你脑子里的是什么画面?说给我听。说吧，”我说道。“我一直认为我能回去的。只是去看看房子。房子还在那儿。”“你脑子里的画面是关于房子的吗?”我问她。“不。是一条路。埃尔马勒贡路。如果你看哈瓦那的任何照片，你都可以看到埃尔马勒贡的这张，这条漂亮的路紧挨着海水。他们建了一堵墙，在照片里，人人都坐在墙上伸出身子。你看过电影《布埃纳维斯特社交俱乐部》吗?”“我看过。因为你的缘故，我当然看过。每当我看它的时候就会想起你来。”“嗯，这条路就在那里，”她说，“那儿波浪撞击出震耳欲聋的声音。那堵墙。你只看到它一会儿时间。那是我经常想我会去的地方。”“那堵墙也许原来就是路，”我告诉她。“应该就是那条路，”康秀拉说道，当她抬头看着荧屏时又禁不住抽泣了起来，在灯罩下面(我们得知每一个灯罩重达十四磅)，歌舞女演员们漫无目的地走过舞台。是的，这绝对是卡斯特罗对二十世纪说的话“滚你妈的蛋!”因为这也是他在历史上冒险经历的终结，也是他因为人类发生的事情成名和没有成名的终结。“告诉我一切，”我对她说。“你以前从没告诉过我。八年前你不是像这样说话的。那时你是一名听众。我的学生。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说下去。告诉我本来应该是什么。”“那堵墙，”她说，“和我。就那么回事。伸出身子和人谈话。就这样。你在水边但你却在城里。这是相会的地方。这是一条海滨散步道。”“对了，它看起来十分荒凉破败，”我说，“在电影里。”“是的，但那不是我平生所见到的样子。”
然后是悲伤，接着是沉重的悲哀：为她家人失去的一切，为她父亲和祖父母们死于流放，为她自己将要死于流放(她以前从没感觉到流放是如此残酷)，为卡斯特罗毁掉的卡斯底洛家族的一切，为她即将离开这个世界而感到的恐惧——悲哀是如此巨大，足有五分钟时间，康秀拉竟忘记了自己正躺在我怀里。我看见她的身体感觉到了恐惧。“怎么啦?康秀拉，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告诉我我会做的。是什么把你折磨成那样的?”
这就是她能说话的时候告诉我的一切。令我吃惊的是，这竟是她告诉我的最折磨她的事。“我总是用英语应答我父母的。嗬，天哪!我多么希望我能更多地用西班牙语回答他啊，”“谁?”“我父亲。他很喜欢我用西班牙语叫他一声爸。但自我幼年以来，我从来不这样叫他。我用英语叫他爸。我必须得这样叫。我想成为一个美国人。我不想要他们的一切悲哀。”“最亲爱的康秀拉，现在你叫他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他知道你爱他。他知道你有多爱……”。但这一切安慰不了她。我从前从没有听她这样说过话，也没有见她有过下面这样的举动。在每个平静和理智的人身上都潜藏着另一个被死亡吓傻的人，但对于一个三十二岁的人来说，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这段时间一般都是很长的，无限的，也许一年中最多不过几次，随后只是一小会儿功夫，在深夜里，一个人会在什么地方与那另一个人不期而遇而且那另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总是处于疯狂状态。
她接下来做的事情是脱掉头上戴的帽子。扔掉她的帽子。这一阵子她一直戴着那顶土耳其帽，即便是在她脱光衣服赤身裸体以及我为她的乳房拍照的时候也是如此。但现在她扯掉了帽子。趁着除夕夜狂欢之际，扯掉了她那滑稽的除夕夜帽子。首先是卡斯特罗的性感舞台表演的闹剧，现在是康秀拉临死前真面目的彻底揭开。
不戴帽子的她看起来很吓人。这么年轻漂亮的一个女人，长着羽毛般的头发，很短，很细，没有颜色，没有意义——你宁愿看她去理发店剃掉所有头发后留的光头而不愿看她头上这一层傻不拉叽的绒毛。从你一直看待这个人的方式看待他(她)——他(她)只是和你一样活着而已——到你突然觉得，就像她一头绒毛向我所预示的，这个人已接近死亡，是个垂死之人，我在这一刻体会到的不仅仅是震惊而且是背叛。我背叛了康秀拉是因为我如此迅速地接受了震惊并对此作出了解释。变化发生时，你发现另一个人对未来的期望不再和你的相似而且无论你现在或将来继续做得多么得体他或她都将在你之前离开人世时——如果你是幸运的，那么就会远在你之前，令人心碎的一刻就降临到我们头上了。
死亡本身。这就是死。对死的所有恐惧就在那头上。康秀拉的头。我吻了它，又吻了它。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化疗的弊害所在。它对她身体的毒害。它对她精神的毒害。她才三十二岁，而她现在认为她已被所有的东西流放，最后一刻尝试各种体验。万一她不是?万一——
来了!电话!那极有可能是——!几点钟了?凌晨两点。对不起!
是她的电话。说话的是她。她打的电话。最终还是打来了电话。我得走了。她处于极度恐慌之中。她两个星期后做手术。她做了最后一次化疗。她要我告诉她，她的身体有多美。那就是为什么我离开那么久的原因。那是她想要听的。那是她一直不停地讲了近一个小时的话题。她的身体。你认为做了手术后男人还会喜欢我的身体吗?这是她问了一遍又一遍的话。你知道，他们已经决定要割去她的整个乳房。他们原来准备在乳房下面做手术并且割去一部分乳房。但现在他们认为那样做太冒险了。所以他们不得不割掉整个乳房。十个星期前他们告诉她说只割去一部分乳房，而现在他们告诉她说要割去整个乳房。请注意，这是乳房。这不是一件小玩意儿。今天早上他们告诉了她即将发生的一切；现在是晚上，她一个人呆着，一切事物的所有前景……我得去她那儿。她需要我去她那儿。她要我在那里和她睡在一张床上。她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她得吃点东西。她得有人喂她吃。你嘛？你想呆就呆着。你想留还是想走，请便。瞧，没时间了，我得跑着去了!
“别。”
什么?
“别走。”
但我必须得去。得有人和她在一起。
“她会找到人的。”
她正害怕着呢。我去了。
“想一想吧。再想一想。因为一旦你去了，你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