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一边阅读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克莱斯特的《智利地震》，一边播放着背景乐曲《蓝鸟》，两部小说混合了多种声音，既显现了人性之美，又揭示了残杀、毁灭、苍凉之景，与《蓝鸟》的原始、雄浑、空旷十分相似，音乐与小说的结伴，在这儿得到完美的融合。之后读了加缪的《鼠疫》、卡尔维诺的《阿根廷蚂蚁》以及斯托扬诺夫的《霍乱》等，感受颇为相似。
以霍乱、地震等灾难为题材的小说不算多，可能如此题材过于悲壮、过于戏剧化，进入小说反而有一种不可信感。这符合了这样的法则，即生活中的真实进入小说，常常变得虚假，小说中的虚构故事有时比生活更为真实。在《鼠疫》中加缪转引了卢克莱修描写古代雅典发生的故事，很难让人相信是真实的：雅典发生了疫病后人们在海边架起柴堆准备焚尸，为了争夺安放亲人尸体的位置，活人却各不相让，举起火把相互厮打。这种场面对人的刺激往往大于疫病本身，虽含有口述实录之特征，但令人不堪，而且在尸体面前如此戏剧化的“舞蹈表演”正暗合了生与死的某种对应，它具有的经典性、阐释性能适用一切类似的事件。在《智利地震》中就有相似的呈现，女主角英秀妩心地善良（地震的恐怖之音尚未走远，他们夫妇及孩子都是幸存者，粮食短缺，自己的孩子只能靠喂奶来维持生命，然而另一对幸存者的孩子正嗷嗷待哺，乳房干瘪的母亲耷拉着脑袋，唉声叹气，英秀妩毫不犹豫地接过对方的孩子，让有限的生命源泉流入孩子的嘴里），然而她的命运却与之相悖。这座城市里的所有幸存者去教堂听演讲，试图听到天国之音，然而许多罹难的人尚未得救，新的生命有受戕害之虞。人们寻找着地震的缘由，却把灾难的发生怪罪到英秀妩夫妇身上，这对年轻善良的夫妇很快被愤怒的人们活活打死，之后一个暴徒还舞蹈一般地挥动伟力之手，把孩子挥舞到了柱子上。读了这样的故事，谁也不愿相信这是真实的。当然无论故事的真实与否，在其中显示出警醒的力量是最重要的。从这两部小说中可得出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灾难降临时，人们与其的关系成了灾难的最重要部分。可以认定的灾难并不可怕，如果能像《鼠疫》里面的里厄医生一样具有清醒与良知，那么这场鼠疫可以缩小范围。是的，里厄医生从一开始发现一只死老鼠起，随之接二连三地出现，以至蔓延到全城的各个角落，而且这些老鼠满身是血。凭着医生的职业敏感，他认为这是鼠疫，但鼠疫这个名称太可怕了，人们不愿把它挂在嘴边，不愿相信灾难的真正降临，政府当局也不相信，为了控制市民可能产生的恐慌，用封锁消息来达到抑制的目的，这样的愚蠢行为最终导致了大面积鼠疫的爆发，死亡人数每天增加。如果不是里厄医生的大声疾呼，政府当局仍然不愿采取封城等强硬措施。
在小说中，里厄医生是一个极少数，代表着真理有时不被人接受的脆弱一面，但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像里厄医生这样的清醒者毕竟不少，否则无数的疫病不会逐渐地被战胜。事实证明，可以认定的灾难并不可怕，而那些无法认定的精神疫病，那些老处在浑噩状态的人，不自觉地建立了人与灾难的夸张与退缩的关系，却难有良药可救。正是这些人才导致了《鼠疫》故事里最后大面积的死亡。
加缪残忍地展现了鼠疫带来的残忍，显然这是迫不得已，只有把现状表现到逼真的地步，才具有象征意义，才具有警醒力量。这个警醒在提醒人们，在灾难发生时，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态度来面对，是多么重要。灾难与生活中的任何事件一样，主观的反应往往比客观自身的呈现更为强烈，同样来自主观的伤害要比来自客观的大得多。
（本文选自程庸所著的《一个人的百部经典》，该书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