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地，那漠然的缄默
大海，那顾自的喧嚣
都向我传达同样意义的讯息：--
超然、冷漠，我们顾自生存，你也同样独立
内心的寂寞犹如完好无损的绑带
将你束缚；我们并未将你束缚；
可是有谁，会把你从你的自我束缚中解救？
怎样的心会触动你的心？怎样的手才会触摸到你的手？--
我时而自傲，时而逆来顺受
有时，我会记起往昔岁月
当友谊仿佛并非遥不可及，
所有人，包括我，似乎并不那么冷漠，
敢情彩虹的脚下埋着黄金，
或者感到希望强烈，生命本身并不脆弱。
（注：选自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生命的历程》第一节）
陆爱民虽是个性情温和（有人甚至称之为懒散）的人，却也一直不闲。
他把自己有限的精力都投入到一生中为数不多的让他感兴趣的几件事情上，即：看书、功夫片、他的儿子和抽烟。他起得很早，不会在任何事情上拖拖拉拉。他把钱也管得井井有条，滴水不漏。他不喝酒，也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福。做起家务活来也不斤斤计较。
他在大学里教英语，备受同事们尊敬；而他的有些学生却觉得他有点古怪。他很能干，对自己的课题非常熟稔。但是他的某些行为方式却使他的学生们觉得他更像一个临时代课老师，而不是他们的英语教授。他对自己教授的内容和对象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真正的激情。如果学生翘课，他也不会坐立不安，似乎他的课程根本不存在任何长期的延续性。
陆老师，他的学生这么称呼他，注意到他的一些学生似乎喜欢这样：在学习“偶然的（haphazard）”这个词的时候，他要求某个学生用这个词造句，总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学习英语是偶然的。”
“是个偶然的过程。”他纠正她。
他们怎么认为的一点也不会让他紧张不安。他只是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在考试中束手无策，但是他们都拼命想学好英文。他知道他们能学得很好，无论他们在他的课上有没有听讲。
他读大学那会儿，情况可不像这样。几乎没几个学生想学英语，更没有老师能教英语。他是通过阅读来学习这门语言的。但是对文学的兴趣可无法激发今天的学生苦读。“经济回报在哪里？”他猜他们是这么想的。跟他不一样，他们并不是真的想了解布鲁姆斯伯里或莎士比亚。有什么理由要他跟他们分享对维多利亚时代风貌的兴趣呢？他们关注的只是《时代周刊》里的当代世界：商业、时尚、经济增长和美国的政策。
他对美国知之甚少。他总是说他对美国就像对现代艺术的感觉一样。好比一个孩子，现代艺术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吸引注意力上面，但当你最终转向它时，它却无话可说。他知道他的看法跟大多数同龄人都不一样，跟他的学生也是如此。可是这年头独立特行不再像以前那么危险了。
陆爱民结婚已有四年光景，还有一个三岁大的儿子。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妈妈也很疼爱自己的孙子。当初陆爱民步入而立之年时，她给了他不小的压力，要他结婚。于是，就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他向一位多年老友求婚。他知道她喜欢他。他们经常拿这个开玩笑。他向她求婚时，她问他：“但是你真的爱我吗？”他回答说就强烈的程度而言，他认为他的感情不会超过百分之六十。另一方面，与对其他女人不一样，他对她的感情在过去的这几年间一直持续稳定在百分之六十左右。如果这就相当于“爱”的话，那么情况还不错。他许诺他会做一个忠诚的丈夫，并不愁衣食。
私底下他这么认为，如果社会不是在婚姻这件事上如此蛮横无理，他永远都不会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组建自己的生活。事实上，生活当中有不少基本的东西，就比如婚姻，从更深层次上来说，他觉得那些与自己无关。事业心、政党、酒精、非法勾当、共产党、手机，这些都是陆爱民唯恐避之不及的。对他来说，它们就意味着生活的转变，步伐的加快，赚更多的钱，与人交往，向前进。可为什么不回头看看呢？
他的同事们经常劝他入党，因为入党意味着工作安全系数的增加、更有势力的关系网和日后的工作机会。但他们得到的回答总是同样的气人却又无法反驳。
“我还没有优秀到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程度。我了解我自己。我有许多坏毛病。我又懒。我不想败坏我如此尊敬的党。”
当他回绝他们拉他入党的努力时，他总在想，英语里“革命（revolution）”这个名词如何由两个动词转化而来：“循环往复”（revolve）和“反叛”（revolt）。“革命”真的是跟过去的决裂，抑或事物只是周而复始？接着他就会想“革命”和“启蒙”（revelation）两个词是多么相似。如果中国经历的是一场“文化启蒙”，而不是恐怖的“文化大革命”，也许就不会有人遭受磨难，他的学生们现在也就不会如此迫切地追求物质利益了。
他的梦想之一就是能够拥有自己的时间，就像帝国时代的学者们，住在乡间，屋子里堆满书籍，看看书，散散步。他渴望过这样一种生活；他觉得他目前的生活方式——乘地铁穿梭往返、银行存款、批改考卷、开会、给孩子买衣服、写报告——这些都是过去五到十年里犯下的那个巨大错误造成的恶果。这个想法使他逃离现状去过隐居学者生活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每当错误的转折发生时，他总是无法明察；或者是说他目前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由一系列错误转折造成的，可是他仍在不断犯这种错误，而且将来也不可能不再犯这种错误。他惟一能做的就是顺其自然，在可能的时候，抓住并品味不期而至的真正安宁和顿悟的时刻。
尽管如此，陆爱民继续沉溺在他的白日梦里。这种发自内心的愿望使他觉得自己以前肯定在什么地方过过这种日子。他能听到自己在乡间小径游荡的脚步声；他能闻到他梦想中的书房里红木家具散发的高贵气味。那才是他应该过的生活。事实上那也是他惟一能过的生活类型，此外的任何一种喧嚣的生存状态在任何层面上来看都是对世界的污染。
每当陆爱民陶醉于这种白日梦时，手里总离不开一支烟。他戒过无数次的烟，特别是在他儿子出生后，但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一嗜好对他来说永远是弄不清的两难。他知道香烟会榨干他的能量，严重影响他的健康，使他的大脑把一天划分成一个个两分钟的吸烟片断，而且无论从心理还是生理上吸烟都不会带给他一丁点好处。然而他就是喜欢。他从来就没有搞清楚到底是什么让他迷恋于此，尽管他知道肯定不单单是生理上的癖好。他就是喜欢，喜欢整个过程：拆开一包新的香烟的感觉就像躺上一张刚铺好的床，烟一点燃，五官立刻兴奋起来；划着一根火柴或打着打火机的声音，看着火焰点燃香烟发出星星点点的红光；让人放松的烟草味；那味道，起初是不那么招人喜欢的，但是几秒钟之后，舌头就会屈服地松弛下来。最后，烟味冲过了他的喉咙，填满了他舒张的肺部，充盈着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当它以薄烟的形态再次优雅地在眼前浮现时，他的身体已经因之完全放松。
同时，香烟和他纯净高贵的白日梦总是如影随行；而功夫片则开辟了另一片“没文化”的天地，让他不去想自己是个英语教授。他每周至少看两部功夫片。看片子时他有一个原则：死亡或性必须在前十分钟内出现，否则他就会换部片子。
李连杰是他最喜欢的影星。他扮相庄严，并据说是所有功夫影星里武功最高的。他的每个动作都恰到好处，每眨一下眼都能打撼动人心。每回看完这样一部电影，有一段时间，陆爱民会觉得他和周围世界似乎都发生了变化。就像那些在船上过了一天的人，他们在陆地上还会继续感觉到水波的荡漾；当他在楼底下大门口现身，沿着小巷走向大街，陆爱民总觉得自己就是李连杰。
在炎热的夏季清晨，他公寓周围的小巷里人来人往。三五成群的男人们坐在吱嘎作响的凳子上打牌。上年纪的妇女们坐在藤椅里观望行人走过；还有些女人在沿街砖墙上安装着的水龙头下洗菜。男人们只穿着短裤背心。白天的高温使不少人卷起他们的背心，露出腹部凉快凉快，或者干脆光着膀子。女人们穿着睡衣悠闲地散步。不论白天还是夜晚，大家都睡得很少。就像一个永恒的中断，酷热统治一切。
除了功夫片，陆爱民对中国当代文化毫无兴趣。他觉得中国文化没有一点新意，他绝不愿意去了解一个几乎每天都让他感到厌恶和窒息的社会或文化。
他认为汉语正在消亡，或者说至少是停止了发展；而中国历史被重写的次数是如此之多，你根本没有可能了解任何事实真相。
这个观点还和他相信“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身处其间，完全搞不清楚中国到底在发生什么”的看法混在一起。就像你努力去看自己的鼻尖，或者不用把零钱掏出来看一眼就想算清楚口袋里到底有多少零钱一样。他能够感觉到当代中国，却无法形容它，这让他很沮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比之下，发展对英国文学和文化的热爱就要直接得多。对他而言，只是一个获取知识的问题。你不知道奥斯卡·王尔德生活在怎样一个社会环境下，就无法理解他的作品。陆爱民相信他能够准确无误地获取到英国文学的知识，因为他与它之间保持着距离。他能够首先从某种宽泛的视角来看待它，然后再花上几年从不同的角度详细了解它。另一方面，对当代中国文化做结论是一件把你的个性和观点结合起来的事，和事实这一基础却没有多大关系，这让他觉得很不安。
陆爱民的爸爸妈妈就住在不远处的街角，他爸爸以前工作单位的退休人员都住在这儿。他爸爸不喜欢出门。他比陆爱民的妈妈大十岁，走路、说话都很困难。而他妈妈，恰恰相反，永远也停不下来。他去学校时，总是他妈妈过来照看孙子。他非常像陆爱民；而且这父子俩都喜欢被“姥姥”宠着，他们就是这样喊她的。在她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的时候，他们会忍受她唠唠叨叨的自言自语，对她温和的指责、偏狭的闲言碎语和家务方面的忠告充耳不闻。可一旦她闩上大门离开，他们就会面面相觑，脸上流露出相同的渴望：“只有姥姥才是我们的妈妈啊。我们不能整天跟着她真是件伤心事，但我们永远也不能告诉她我们的这种感受。”
甚至在他们结婚之后，陆爱民对妻子的感情也从来没有超出过百分之六十。他妻子清楚这一点，可奇怪的是这一点也没有减少她对丈夫的爱。他们婚姻当中这种内在的不平衡从来就没有达到过顶峰，因为她知道从一开始他对她就是这样的感觉，她从来就不认为这种状况会在结婚后的头几年发生什么变化。然而，假以时日，她相信联系她和陆爱民的纽带会一步一步加深的。这个问题没有被提上桌面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她一直公务繁忙，不管怎么说，他们在一起度过的时间是少之又少。作为一家广告公司的主管意味着她得早出晚归。一有时间，她都是陪在儿子身边。
她比陆爱民赚的钱要多得多，家里的三个成员对家里的状况都感到非常满意。姥姥对她的儿媳妇总是怀着一份歉疚，因为是她给了她儿子一个儿子和一份不错的收入，但是除此之外，出于某种原因，她尽量避免去考虑家庭状况。
1999年，陆爱民收到了夏洛特的一封电子邮件，这标志着支撑他生活的本来就不够稳定的平衡走向终结的开始。
夏洛特是个英国女人，前一年她在大学里教了六个月的英语会话。她和陆爱民成了朋友，那时她就建议等她回伦敦后，他应该来英国看看。他们并没有一直保持联系，但是现在她发来了电子邮件邀请他参加她的婚礼。她说他可以住在他们在北伦敦的家里。
起初，他不想去，因为得花太多精力来准备这次旅行。他没有护照，更别说签证了。他会被获准出行吗？他的课谁来代？无论如何，他都快忘了夏洛特是谁了。
到头来却发现事情比他设想得容易得多。护照很容易办，加上婚礼请柬、夏洛特英国护照的复印件、她未婚夫的特别邀请信；陆爱民将在三个月后从英国领事馆拿到签证。
他只不过要去一个月，但不管是他还是其他的家庭成员都对他的第一次出国之旅感到忧虑不安。然而，并没有谁把这种焦虑流露出来，他们宁愿把这种情绪隐藏起来，而去讨论他应该在伦敦买些什么、应该给谁买等等。
在机场送别他时，母亲递给他一袋酱蛋、一些新疆葡萄干和肉脯。早晨他妻子上班之前，他们已经告过别了。
“等你大了，也许可以去英国上大学。”在向陆爱民挥手告别的时候，姥姥对她的孙子轻声说道。
当陆爱民走出希思罗机场，夹杂在似乎是来自全球各地的人群当中，他意识到不管他的知识有多少，他其实完全不知道应该对他的英国之行做何期待。他并没有像外国人在中国一样那么引人注目，因为举目四顾这里到处都是黑头发的中国人，更别提肤色的不同了：黑色、褐色、黄色、红色和白色。他之前从来没看过这么多发色、肤色和眼睛颜色各不相同的人混杂在一起。他听着周围的人说着各种不同的语言，看着他们千奇百怪的体态和着装风格，这与他预想中的英国社会完全不是一码事。
最初的几天，他体验到了一种深刻的毁灭性的失望。伦敦远不是什么他一直以为的文明之都。这里根本看不到所谓的“绅士”；食物比他预想的还要难吃；伦敦人看上去肥肥胖胖，病恹恹的；街道比国内的还脏，跟上海和北京比起来，地铁感觉就像老古董。许多建筑物看起来都是年久失修的样子；总之所有东西都七零八落。甚至连天气都变化无常。街上的气氛也让人很不舒服。互不关注，每个人看上去都像在往什么地方赶。
孩子们也没什么礼貌。有一次，他拦住两个小男孩，问他们怎么去皮卡迪利广场。
“我想去皮卡迪利广场……”他刚开口。
他们却大叫着回答他：“那就去吧，滚！”叫完就笑着跑远了。
夏洛特和她丈夫去上班的时候，他就开始待在家里看电视。他再次惊讶于自己的所见。居然有如此之多的“问题类”谈话节目。例如：“我女儿的饮食紊乱”、“政府背叛了工会吗”、“用涂料还是用墙纸”。
其他的节目就都与性有关系了。教女人们怎样更好地“享受”，鼓励大家“发现”彼此，帮助男男女女们“了解”他们被压抑的欲望。这些人还会有哪些被压抑的欲望呢？在练习了一个晚上，并与世人探讨一番成败得失后，他们躺到床上，把这些拍成了电影。
经历了最初一个星期的幻灭之后，他决定从他喜爱的男女主人公的角度来考察英国。他去了埃文河上的斯特拉特福德。他走访了奥斯卡·王尔德被捕的饭店，还在布鲁姆斯伯里逛了逛。每个地方他都让路人帮他拍照，用的是离开前他妻子买给他的迷你宝丽来相机。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画了一张地图，上面贴满了小图片，来突出那些他已经走访过或者打算去走访的所有文学胜地。他把自己已有的“知识”与地球另一端他去过的地方联系得越多，就越得意。
他的游程之一是海格特墓地。吸引他去那儿的可不是夏洛特以为的卡尔·马克思的墓地，而是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导游是位年轻女子，金头发漂白过，额上扎着一根深红色发带。她欢迎大家来到西侧墓地，并让他们随意在院子那一边的柱廊里坐下。
游程开始时，她告诉大家柱廊的功能有二：一是实际作用，一是象征意义。前者是指它能为哀悼者遮风挡雨；后者是指它标志着生与死之间的界限，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埋葬地是从柱廊的那一头开始。接着她请大家跟随她穿过柱廊的中央拱门，踏上台阶进入墓地。
陆爱民嘎吱嘎吱地踩着墓地的鹅卵石小径前行，导游在向大家介绍海格特墓地慈善机构的公谊会教友们是如何遵循“有限忽略”原则来管理墓地的。她解释说当地政府保证，因为这个地方有独一无二的花草树木群，所以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墓地的植被生长不受任何干扰，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如此枝繁叶茂。
陆爱民想象着自己掉进了一个洞中，现身在一个名为“有限忽略”的迥然不同的世界里。他们走过“埃及大道”时，感觉就像探险家们在一个遥远大陆的丛林里艰苦跋涉，还刚刚路过某处古代的废墟。导游用的那些词听起来似乎就是居住在这个非凡丛林里珍禽异兽的名字：地下墓穴、陵墓、石棺和方尖石塔。拱顶、楼阁和精雕细琢成动物、天使、火炬和十字架模样的墓石都以奇怪的角度挺立着，安排成看似漫不经心的样子。这一切看上去好像前一刻它们还活灵活现，转眼间就定格成现在的这个姿势。比照起来，那些花草树木可是享受着绝对自由的狂欢，用它们专横的枝叶推开过往，将墓石和雕像包裹起来。
通往罗塞蒂墓地的小径就像丛林中小动物留下的足迹，偏离于主道之外。陆爱民在被树丛遮蔽的一条小路中穿行，这条小路似乎是要把人引向神秘的墓地中心。
当他们到达路尽头的墓地时，陆爱民既兴奋又失望。
他暗想这简直就是一条“绝路”，然后笑了。
长眠于此的是他至爱的几首诗的作者。挣扎于对神的虔诚和对感官世界的强烈意识之间的她，是他青年时代最早的一批偶像之一。她代表着英国人身上他最喜爱的东西：充满激情的神秘创造力，最终让步于公共规范。在他最终决定顺从母亲的意愿找个妻子、成为丈夫、组建一个家庭时，他经常想起她不结婚的决定。她深爱着的男人与她虔诚信仰的宗教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她无法妥协，为了她自己对“正确的道路”的阐释，而牺牲了她个人的欲望。异曲同工的是，陆爱民结婚的决定在他自己看来也是“正确的”，而不是自然而然的。
墓穴本身毫无特色可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的想象力到底有多丰富。无论在她生前还是死后，克制都取得了胜利。
他不知道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会怎样来理解他在中国的生活。他过的是一种“有限忽略”的生活？或者如他所愿，是秩序与混沌之间达成平衡的那种生活？
他看了看四周疯长的草木，不起眼的墓碑在其间时隐时现。枝叶是如此茂盛，他根本分不清什么是从树上垂吊下来的枝条，什么是从地面向上伸展的草丛。站在她的墓碑前，他幻想着能听见那些从《小妖精的集市》里出来的叛逆精灵。这些在维多利亚时代用来象征诱惑的古怪精灵不会与这个“有限忽略”的世界格格不入。
飞翔，奔跑，跳跃，
气喘吁吁，
咯咯轻笑，拍手，欢叫，
咯咯呼唤着，叫个不停……
像喜鹊一样叽叽喳喳，
像鸽子一样振翅飞翔，
像鱼儿一样游动，-- （注：选自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小妖精的集市》）
陆爱民几乎能看到这些神奇的生灵在引诱罗塞蒂从坟墓里走出来去做她生前为信仰所禁止的事。
天慢慢黑了，游程结束时，大家溜溜达达地返回墓地大门。陆爱民往募捐箱里扔了一英镑，点燃一支烟，沿着海格特墓地的后街踱步，感觉就像他正在自己一直幻想的白日梦里，过着一个隐居乡村的学者生活。
“潮湿、宁静、落叶满地的街道，”他暗自揣度着自己该不该试着用英文写首诗，说说这次墓地之行。有某种东西打动了他。他决定先不回公寓，而是上了辆公共汽车来到了伦敦市中心。他不知道他要去哪儿，但这是个温暖的夜晚，在亡灵中度过一个下午后，他觉得这个晚上应该在活人中走走。
无论如何他一定感觉到了什么，因为这正是他所寻觅的。他在高尔街下了车，走了五分钟，接着就在布鲁姆斯伯里的一条街上发现了一个马路派对。路两旁的饭店把他们的桌子搬到了外面的人行道上。这条路已经禁止通行，有两家酒吧出售啤酒，用的是白色的塑料大杯，可以拿着在街上走。无论哪个方向都有音乐传来。他能看到在街道的那一头已经搭起了三个舞台，准备现场表演。街上熙熙攘攘，但并没有人满为患。就像春节时的中国乡间小镇，但是并没有什么特别要庆祝的，不过是在英国一个放松心情的温暖夏夜。街道两边树木长长的枝叶形成了一个淡绿色的华盖，人们在下面漫步，围坐在桌边，互相拥抱，喝酒，吃鲜美多汁的小吃。
“为什么不尝尝我们新鲜出炉的印度饼呢？”一个印度女人对陆爱民吆喝着。他没有注意到，但他正好站在一个临时的室外柜台前面，这个柜台是从一个印度餐厅里搬出来的。他还从来没吃过印度食物呢。
“来一个吧。我喜欢吃中国菜，但你一定没吃这样的东西。尝尝看。”那个女人笑着说。
“好吧。”他心动了。
“只要二十便士一个！”她笑了。
他不得不承认味道的确好极了，却让他感到有点渴了。陆爱民决定破一次酒戒，给自己买杯啤酒。很快他就拿着一品脱啤酒加入到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当中。他能够感觉到酒精在血管里奔涌。他的脸变得红彤彤的，就这么一次他决定痛痛快快地大喝一场。他一直走到街道那头最后一个聚集点，然后掉头往回走。第一个乐队已经开始表演了。一个身材魁梧的秃顶男人，穿一身灰西装，打一条黑领带，正在卖力地演唱着。乐队演奏的音乐有点疯狂，但是人们似乎非常喜欢。每个人都唱得出歌词，还跟着音乐节拍上蹦下跳。
陆爱民往第二个舞台走去。那是一支由四位女士组成的乐队。她们表演的是民间音乐，陆爱民觉得是爱尔兰风格的。她们嗓音柔美，吸引的似乎是年纪稍大一些的观众。陆爱民决定等他再把这条街走上一遍就回到这里来。他给乐队拍了一张照片，又给自己买了一品脱啤酒，继续往前走。
在第三个舞台上，乐队刚刚开始演奏一支新曲子，但是歌手却安静地站着，他的头微微垂着。他有一副强健的体形，他身上的某种东西使陆爱民内心突然生出些许期待来。歌手抬起头，看了一眼观众，开始了演唱。他的脸是苍白的，棱角分明，更像是一个老派的电影演员而不是街头艺人。他比陆爱民看到的其他歌手都要年轻，看起来有点与众不同。
刚开始他的声音又细又低，但极具穿透力。漫不经心地站在台上，他看上去不知所措，但是他的蓝眼睛却表明他正全神贯注于自己演唱的歌曲。他竭尽所能将自己的声音——音调、音高、音量和演唱指示——置于控制之下，这一点给陆爱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音乐又起，歌手的嗓音变得雄浑、宽广，似是天籁之音，又如湍急之水，无边无际，其款款神韵，其放荡不羁，兀自从歌手口中倾泻而来。其嗓音又似脱缰之马，任你使尽浑身解数，也拉它不回；而那双蓝色的眼睛则牢牢凝视着剧场中央，恰似两只强有力的手，紧握着全速飞驰的轿车的驾驶盘。
奏乐第三次响起，这回歌手对乐曲恣意修改起来，将蕴藏在乐曲深处的全部歌曲的涵义揭示无遗。他的声音虽然与陆爱民听过的任何中国通俗歌手的声音都不同，却有某种莫名的似曾相识之感。陆爱民感到一阵激动，那歌手最后干脆甩开乐谱，用他那超凡脱俗的嗓音，打破歌曲的原序，重新组合起来，完全沉浸在他那变化无穷的重拆重组之中。
演唱结束后，他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抬起头，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而这份笑容也正是陆爱民心中那份欣喜的确切表现。
人群中发出了欢呼声与喝彩的口哨声。陆爱民的心旋转了起来。他感到自己被属于另外一种生活的情感压倒了。仿佛他生活在某种让人欣喜若狂的梦想世界里。舞台上那个快乐的人让他惊呆了。他觉得似乎他更了解那位歌手，甚至超出了对自己的了解。当纷乱与喜悦交杂成一种无法确定的感情时，他不禁潸然泪下了。
歌手介绍他的下一支歌曲时，陆爱民注意到他说话的声音是多么的温柔、谦恭。
“下一首歌是《她走后不再有阳光》（Ain"t No Sunshine When She"s Gone）。”他面带微笑慢声慢气地宣布。
起初，当陆爱民看着歌手一点一点地将自己融入这首悲伤却充满激情的歌曲时，他丝毫也动弹不得。他声音的魔力将他拉伸到了极限。几分钟之后，陆爱民举起了他的照相机，却无法按下快门，害怕它会破坏眼前的景象。歌曲接近尾声时，就像墓地的一位天使——来自那块“有限忽略”的天地——复活过来，脸上带着会心的笑容向他走来。那个笑容表明他是来带陆爱民去到某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的。
观众们爆发出喧闹的喝彩声时，陆爱民按下了快门；在那一刻，他意识到之前他从来没有如此渴望过另一个人。他突然想到他以前关于百分支六十的说法是如此的荒谬。愿望的大小是不能用百分比来衡量的，对一个在布鲁姆斯伯里街头欣赏英国男歌手演唱的来自中国的英语教授来说，它更像是一种神秘的音乐，旋律出人意料地婉转起伏。
乐队和歌手离开舞台休息去了。陆爱民毫无办法，只好抬头去看旁边那个舞台上爱尔兰民间乐队的表演；渐渐地却是确信无疑地他感觉到他以前的生活回来了。他边看边欣赏她们温柔的和声演唱远远传过来。然后，他把啤酒杯扔进了垃圾箱，又久久地最后看了一眼那个歌手表演的舞台，转身向汽车站走出。
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回家。他妻子在开会，所以他打电话给他妈妈。一切都好，天气还是很热，她提醒他别忘了给父亲买双克拉克牌（Clark"s）皮鞋。搁下电话，陆爱民从皮夹子里拿出一张他妻子和儿子的合影，把它放到歌手那张宝丽来快照旁边对比着。一张清晰而真实，另一张模糊而抽象，却仍然深深地把人吸引。他们看起来似乎都那么遥远。他躺回床上，深深叹了一口气，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眼前一片朦胧。他再次想起了罗塞蒂的诗：
快乐已经过去，悲痛一去不返，
难道这就是死亡？或者，就是生活？
（注：选自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小妖精的集市》）
他又看了看那两张照片，然后把歌手的照片放在他妻儿照片的下面，把它们都塞进了自己的皮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