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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1932年，约翰·厄普代克已经步入古稀之年，尽管蛰居乡间，依然“耕作”不息，勤勉不已。2003年11月14日，厄普代克获得美国白宫颁授的“国家人文奖章”。此前，他还于1989年获得“国家艺术奖章”，因此，他就成了美国为数不多的获得最高成就的“双冠王”之一。白宫的官方颁奖通告称，“国家人文奖章”和“国家艺术奖章”是美国联邦政府对学者、作家、演员和艺术家成就的最高评价，该通告又称：“约翰·厄普代克以得体的幽默和对普通生活的深刻认识著称，曾经如此评价自己的文学评论：‘我阅读的目的，不在于作评判，而在于偷艺。’”
       他这样的评价也许过于自谦，因为以常人看来，获得如此成就的老人根本毋须“偷艺”。但是，他的阅读评论范围之广，让人不得不赞叹他的博学。在2003年，厄普代克先后在《纽约客》上发表多篇评论，包括艺术展的观后感和文学作品评述，书评对象包括美国作者，也包括来自拉丁美洲和欧洲的作家。对此，有观察员开玩笑说，“没有人比约翰·厄普代克读过和评过更多的外国小说，这是因为他不想给人留下诋毁美国同行，搞不正当竞争的印象。”当然，他对许多反映拉丁美洲、非洲、亚洲、澳洲、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作品感兴趣，确实显示了他广泛的人文兴趣。
       在2003年1月13日的《纽约客》上，约翰·厄普代克以“孤独水手”为题，评论生于波哥大、长于布鲁塞尔、现居墨西哥城的诗人兼散文作家阿尔瓦罗·木提斯（álvaro Mutis）的小说集《马可罗的历险遭遇》（The Adventures and Misadventures of Maqroll）。在评论中，厄普代克毫不掩饰对这位作家的欣赏。首先，木提斯也已经年届六十，能在如此高龄完美表达长久压抑的灵感，着实不易。此外，他还欣赏小说集中康拉德式如画的描述和生动文风。
       当然，厄普代克的文学评论褒多于贬，但他对木提斯的钟爱是显而易见的。究其原因，文风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木提斯小说与厄普代克自己的作品的相似性。
       最引人注意的是小说中再现的男性心理和超自然神秘主题。与厄普代克的“兔子”一样，马可罗是个“反英雄”，一个游离于法律和原则边缘的孤独水手。经历“唐吉诃德”式的徒劳，发现激情澎湃的航行失去了目标，已到中年的马可罗开始怀疑“生活的目的和渴望”，开始思考有关宇宙的问题。厄普代克认为作者创造了一种孤独的男性体验，一种遭遇失败之后忐忑不安、为死亡所困的男性思想。与海明威一样，木提斯在小说中试图倡导某种生活方式，提供实现美好生活的秘方，例如轻装旅行。但是，马可罗的旅行只是将他带进了黑暗的迷宫，最终将他变成了一小堆灰烬。小说作者和主人公都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活着？”厄普代克认为，小说所提供的答案就是生活的“龌龊灾难”和宇宙的否定性之间的和谐。不过，厄普代克同时也对木提斯提出批评，因为后者在小说中暗示“好人”与“坏人”的道德区分没有显著的哲学意义。
       2003年3月31日，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发表了题为“单行街”的文章，评论唐·德里罗（Don DeLillo）的小说《大都会》（Cosmopolis）。不过，厄普代克对这部小说，或者说对小说作者本身，并不是十分欣赏。首先，厄普代克不认同德里罗的创作风格，“尽管他一贯是个概念作家，他笔下的人物都十分聪明（这与厄普代克的小说人物截然不同），但他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叙事能力，耐心描绘着事物的表面，小说充满着人物性格的真实细节。”英国《卫报》的文章认为这是品味的斗争，因为两位作者来自不同的风格阵营：“厄普代克的批评者认为他的创作过于奢华，近于放纵自我，而德里罗的批评者则认为他显得机械和唐突。”
       当然，厄普代克还是表扬了德里罗，说他在冰冷的表面上点缀了“家庭情感和社会礼仪”。但这不过是为了阐述他自己的创作理念，“我的模式是普鲁斯特和亨利·格林的风格，敏感地探索自己所理解的真实，关注事物的色彩，人物的声音和气味。”这就是厄普代克标准，而德里罗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尽管厄普代克也承认他是个天才。因此，厄普代克的结论是，“如果希望成为宇宙的年轻主人，宁可阅读汤姆·伍尔夫（Tom Wolfe）的作品。”
       至于小说内容，厄普代克认为小说中弥漫着“对深层次秩序的后基督探求（post-Christian search）”，而这种探求为人类带来了全球电脑化，电子紧迫感定义着地球上所有人的呼吸。就极端财富和电子神秘感而言，厄普代克认为在冯尼格特的描述更为真实可信，尽管冯尼格特比较忠实地维护着幻想的星球，而德里罗时常将读者带回到平凡的人间，他认为“小说中到处是不可信的迹象”。更大的问题在于，“在这样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小说中，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在2003年4月21日出版的《纽约客》上，厄普代克针对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的小说《蟹行》（Crabwalk），发表了题为“压抑的暴行”的评论文章。该小说叙述了一个世纪的历史，其中也夹杂一些虚构情节，但中心事件是一艘满载难民的德国船在1945年1月30日被前苏联潜水艇击沉于冰冷的波罗的海，一共有9000名乘客和船员死于非难，超过众所周知的泰坦尼克号（死亡1500人）和路西塔尼亚号(1915年5月7日被德国潜艇在爱尔兰附近海域炸沉的一艘英国轮船，死亡1200人)的伤亡总和，成为历史上最惨痛的海难。加上此前被盟军击沉的两艘德国船，一共有7000无辜生灵被剥夺了生命。
       这部小说深受德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的好评，目的在于向世人披露一个胜利者和战败者都不愿启齿的有关第三帝国末日的秘密。随着德国集中营种族灭绝活动的曝光，纳粹德国无论如何都不能得到人们的同情，因此本国人不希望揭开当年的伤疤。而击沉德国船的前苏联潜水艇的长官并没有被当成英雄，而是被剥夺了指挥权，被降为上尉，最终以“渎职”的罪名被苏联海军开除。
       对于这部小说，厄普代克的评论几乎是自言自语式的。他提出了几个十分令人困惑和不安的有关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他认为这次“灾难”适时唤起人们对战争所引起的间接损害和战争犯罪等问题的思考：“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对一个未对自己的人发动战争的政府发动战争？”“战争罪的概念是否多余？”他还引用联合国秘书长科非·安南几星期之前说过的话：“战争永远是灾难。”那么，适当的和过度的轰炸有什么区别？攻击常规武装部队和用平民作为人肉盾牌有什么区别？一名美国士兵最近遭伏击受伤，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十分冷静地说，由于联军和伊拉克之间的火力严重失衡，他根本不能责怪伏击他的伊拉克武装人员。
       当然，厄普代克还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和叙事方式感兴趣。他认为，小说并非要明确责任归属，只是强调叙述者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德国人一直在清理的历史，就是一个堵塞的马桶。我们冲刷啊，冲刷啊，可屎还是一直向上涌。”至于这些历史事件，他认为作者采用了像“蟹行”般的叙事方式，以随便的、时而幽默时而略显沉重的口吻，罗列了从纳粹往事到当代因特网上的消息。所有中心人物，包括母亲、儿子和孙子，形象都是模糊的，这个世界就像一个下意识和讹传的混沌组合。正如小说中的一句话，“没人知道他以前在想什么，现在在想什么。每个人的大脑都是封闭的，不只是他这样。”
       2003年是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出生于1803年）诞辰200周年。8月4日，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发表“逝去的大个子白人男性”，对三部有关爱默生的专著发表自己的见解：里查德·格罗斯曼（Richard Grossman）的《与爱默生一年相处》（A Year with Emerson），肯尼斯·萨克斯（Kenneth S. Sacks）的《理解爱默生：美国学者及其为自我依赖的挣扎》（Understanding Emerson:"The American Scholar" and His Struggle for Self-Reliance）以及劳伦斯·布尔（Lawrence Buell）的《爱默生》（Emerson）。
       在三部专著中，布尔的《爱默生》被赞誉为“半个世纪以来对爱默生重新评价的集成，是下一代爱默生学者和批评家的先导、指南和激励。”但是，厄普代克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的评述不太认同，而对其他两本书的评价则基本是积极的。
       首先，他认为布尔的叙述高高在上，不关心读者是否理解相关背景。而更重要的是，“布尔一直使用迫切的矫正性言辞，仿佛爱默生已经完全被低俗的学术界所俘虏。”布尔大张旗鼓攻击现在流行的文学美国主义立场，他认为当代学者太重视《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中的结束语（“我们长期恭听着欧洲的思想，……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工作；我们要说出我们自己大脑里的想法。”）而忽视了爱默生作为全球性思想家受到欧洲和亚洲思想（包括印度、佛教和伊斯兰）影响以及他在海外也有很大影响力的事实。对此，厄普代克的回答是：谁说不是呢？大家都承认，在爱默生时代，欧洲思想和著作在美国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包括清教的布道词、弗兰克林的自传、美国独立宣言、华盛顿·欧文的小说等，都可以找到欧洲的影子，对于爱默生而言，只有爱伦·坡是来自“丛林”的人，地道的本土作家和批评家。
       布尔又似乎“真诚”地为爱默生打抱不平：“爱默生对于美国文学史的重要性随着二十世纪种族复兴和世纪末美国主题的扩张而日渐削弱”，他还说，“过去二十年中出现的所谓美国主义批评，似乎将边缘与中心之间的紧张当成美国文化史的中心议题。而爱默生和超验主义作为美国文学传统的山门的事实已不再不言而喻”。对此，厄普代克反驳说，爱默生和超验主义的这种地位什么时候不言而喻过？
       厄普代克还提到，布尔在接受《波士顿全球报》采访时说，“如果你寻求强大的领导，到别的地方看看。但如果你需要保持清醒的决心和与疯狂社会决裂的勇气，那么爱默生就是你要找的人。”厄普代克认为将爱默生与社会的疯狂联系在一起言过其辞，因为他觉得爱默生本人不会认为这个社会是疯狂的。
       从表面上看，厄普代克的评论似乎在贬低爱默生，但实际上他是在攻击美国当今的学术界。作为一位处于半退休状态的对文学研究还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厄普代克痛心地觉得，当今的美国文学批评界存在着极左倾向，换句话说，就是“政治正确”文化和后现代怀疑主义的盛行。就像他借评论布尔专著的机会所说的，“在当代高度政治化的美国学术界，强调重点的细微差别都有受到正面攻击的危险。”
       2003年9月22日，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发表“自然的作家”，评论吉奥弗里·伍尔夫（Geoffrey Wolff）撰写的约翰·欧哈拉（John O"Hara）传。欧哈拉是个受到忽视的作家，但厄普代克认为，尽管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那不意味着他就是失败者。在70、80年代出版了三部欧哈拉传记之后，关于他的著述基本停滞。那么，伍尔夫为什么要撰写欧哈拉传记呢？厄普代克的回答是：伍尔夫可能觉得应该用更个人化的方式重新看待欧哈拉。因此，他采用了交互式的写作方式，随意发表个人的声音和意见：“就像后弗洛伊德时代的心理医生对待他们的病人一样。”
       但厄普代克显然不喜欢这种写作方式，觉得这样过于放纵，缺乏全面性和深入理解。他说作为传记作者，伍尔夫一直喜欢刻画失败的生活，包括他的父亲。厄普代克认为，对于自己的父亲，个人化描述是不可避免的，但用这种方式描述欧哈拉就显得热心过头，大胆专横。提到有一次欧哈拉喝醉了酒，穿上了整套牛仔行头，和他一起喝酒的朋友大笑，而伍尔夫则怒发冲冠：“就像个疯牛仔！欧哈拉的喧嚣是如此愚蠢！那么，我为什么对这个滑稽的帮闲表示同情，甚至是诚挚的兄弟情怀？”对此，厄普代克认为，对欧哈拉而言，酒吧是他的研究场所，抱怨是社会分析的手段。
       同时，伍尔夫还对《纽约客》杂志和欧哈拉之间的关系展开评论，说欧哈拉将自己摆到很高的位置，俯视、蔑视、嘲弄着《纽约客》，似乎总要人们领他的情。但厄普代克基于自己与该杂志的关系，认为这种评论有失偏颇。他说其实大家都认为欧哈拉是个“可爱的人”，基本上算是个好人，可做个真朋友。而且，他与杂志的关系也很简单：“任何健康的关系都是以互利为基础的，就此事而言，编辑需要可供发表的作品，而作者需要有人买他们的作品。欧哈拉需要《纽约客》，杂志的声誉和所提供的报酬，足以消除双方的摩擦。”
       厄普代克可算是《纽约客》的常客。他与杂志建立了稳固的互利关系，以其为阵地，陈述发表个人的文艺主张，其中不仅包括对文学作品的评论，还有艺术欣赏文章。也许，不管什么时候作综述，都是不完整而过时的，不能全部展示厄普代克的全貌。以上只是2003年10月之前发表的书评，按计划，《纽约客》还将在年内刊载他的另两篇文章，到2004年，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分享他更丰富的阅读欣赏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