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第一章桑地诺(注：桑地诺，1893年5月19日诞生于尼加拉瓜马萨亚省的尼奎诺荷莫村，尼加拉瓜立宪主义革命的先驱，游击队武装斗争的领袖。1934年遭政府暗杀。)的帽子。
       “克里斯托弗洛·科隆(注：克里斯托弗洛·科隆，即十五世纪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西班牙的帕洛斯·德·莫盖尔起航，去寻找大汗的国土。那儿的城堡是用金子砌成的，各类物种恣意生长，路上扑落落的宝石随处可见。然而，那个世界并没有找到。取而代之的则是另一块同样美丽、充满幻想的土地：亚美利加。”
       我在哈瓦那的机场，从一张古巴的“烟草地图”上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对于头一回取道去往中美洲的游客来讲，这段话显得颇为吉利。尔后，当飞机在阿鲍耶凯火山碧绿的泻湖上空盘旋时，马那瓜城映入了眼帘。这个时候我却想起了另一段较为晦暗的文字，出自于聂鲁达的诗歌《中美洲》：
       土地细窄如鞭子，
       滚烫如酷刑，
       你踏进洪都拉斯，你的血液
       在桑托·多明戈，夜晚，
       你的眼睛在尼加拉瓜
       抚摸我，召唤我，抓住我，
       我走遍美洲的土地，
       敲打着房门想要说话
       我轻轻拍打被捆住的舌头
       我掀起窗帘，把我的手
       插入血液：
       啊，悲哀呵
       我的土地，啊，死亡的呼叫
       那巨大的堆积的沉默，
       啊，漫长的痛苦的民族
       啊，梨形的泪珠。
       我发现，要去理解尼加拉瓜的生者，有必要先从它的死者开始。这个国家充满了幽灵。从我抵达的那一刻起，墙上的标语便冲我嚷嚷：桑地诺万岁。接着就有一块淡红色的盘陀大石答道：基督万岁。然后是：快点来吧。不一会儿，我从那个雕像空荡荡的基座旁经过。七年前，它的上头矗立着的还是那位怪物(注：即安那斯塔希欧·索摩查·德瓦伊莱，尼加拉瓜独裁者。)的骑士雕像，只不过那玩意儿不全是他本人，而是从意大利搬来的二手货，换了一张新的面孔而已。原先那上头刻的是墨索里尼的面孔。这座雕像连同独裁政权一起被推翻了，可那个空虚的底座多少还是一种蛊惑人的东西。索摩查万岁：这阴冷的、恶毒的言语，在尼加拉瓜倒是不常听到了，可这畜生分明是还活着。1980年，阿根廷的蒙特内罗的一个组织在巴拉圭将塔乔捕获，并且将其刺杀。可是他的影子仍在洪都拉斯的边境线上出没，一个头顶牛仔帽的幽灵。
       马那瓜城一片尸枕狼籍。在1972年的大地震中，城市百分之八十的建筑物都坍塌了，过去的城中心这一带几乎是显得空空荡荡。在索摩查统治时期，那里留下了一大堆断垣瓦砾，直到他垮台之后废墟才被清理一空，并且在这个一度曾是马那瓜闹市区的地方种植草坪。
       这个空洞的中心赋予了城市某种临时搭建的、电影布景般的非现实的印象。此地的住房严重短缺，马那瓜的市民只好凑合着使用地震之后的残余物。外交部占用着一幢废弃的购物中心。国民议会则坐落在一家经过改建的银行大楼内。洲际大酒店，一座锯短了的混凝土金字塔，不幸的是它还没有倒下。它伫立在旧马那瓜城的幢幢鬼影之中如同是一个征兆：这是一个丑陋的美洲，然而却是一个幸存者。(我发现，如果不是从象征的角度去看待这样一座城市，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也是处在短缺之中。尼加拉瓜的人口不到三百万，战争还在持续地使它减少。踏上城市的街道，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我所见到的景象，对于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受过训练的眼睛来讲是那么的熟悉：首都寥寥无几的公共汽车，那多半还是由阿尔方辛(注：阿尔方辛，时任阿根廷总统。)的新阿根廷刚刚捐助的，里头塞满了乘客，几欲爆裂，人们用那种次大陆的方式将自己悬挂在车厢外面。路旁的那些简易棚屋是由农民们搭建的，这些人来到马那瓜除了希望之外别无所有，跟加尔各答和孟买贫民窟的那些人如出一辙。尔后我又意识到，这些熙熙攘攘的土地所具有的雷同之处，就跟那座暴君空荡荡的基座一样，是容易让人有所误解的。尼加拉瓜，其面积约相当于俄克拉荷马州(要是你把英格兰和威尔士倒过来看，可以得出这个比例的近似值)，它也是中美洲最为空虚的国家了。而纽约大都市区的居住人口是整个尼加拉瓜人口的六倍。较之于拥挤不堪的公交车，马那瓜空旷的市中心则揭示出更多的东西。
       填充其空虚、充塞其街市的，则是大量的幽灵，是死难的烈士。在阿根廷小说家埃内斯托·萨瓦托(注：埃内斯托·萨瓦托（1911- ），阿根廷小说家，著有《地道》、《英雄与坟墓》、《地狱使者亚巴顿》等作品。1984年获塞万提斯奖。)的笔下，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了这样一座城市，那里街道的名字都是用来埋葬英雄的记忆的。那么，在尼加拉瓜也是如此，我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大凡是紧要的人物都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是永垂不朽，他们的名字被用来为医院、学校、剧院、公路命名，甚至(以大诗人鲁文·达里奥[注：鲁文·达里奥（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著有《蓝》等作品。]为例)为整座城镇命名。在古希腊，那些英雄渴求抵达众神的地位，或者至少希望是能够变成天上的星座，但是，在一个贫瘠不堪的二十世纪的国家里，死者就不得不有所将就了，要在这种颇为乏味的公园或体育场馆里获得不朽的待遇。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最早的十位领袖，有九位都是在索摩查垮台之前就被杀害了。他们的面孔用桑地诺主义者的红与黑双色涂绘而成，庞大的目光炯炯有神，俯视着革命广场。卡洛斯·丰塞卡(他在1956年组建了“阵线”，1976年8月遇难，距离桑地诺主义者的胜利仅仅只有两年半的时间)；西尔维奥·马约尔加与赫尔曼·波马雷斯，他俩的名字就像一篇连祷文。还有幸存者托马斯·博尔赫，现任内政部部长，他也在那儿，一个活人夹在了一群不朽者中间。博尔赫曾经受到严刑拷打，革命后他可以对折磨他的人“报仇雪恨”了，事情的结果是，他原谅了那个人。
       一个国家有四十六年的时间持续它血腥的仪式，在这段历史中，索摩查家族的统治成了地球上历时最久也是最为残暴的一个独裁政权，因此，这里有如此发达的烈士文化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有关死者的传奇故事。诗人莱昂纳尔·鲁戈马，他被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围困在一幢房子里，他们喝令他缴械投降，鲁戈马回敬道：“Que se rinda tu madre！”(让你妈去投降吧！)，于是一直战斗到死。胡里奥·布依特拉戈，他和格罗里欧·坎波斯还有多莉丝·提赫里诺一道，被包围在马那瓜的一个“黑窝”里，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活着，抵抗索摩查强大的坦克和重型大炮，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过去了，整个国家通过电视直播注视着他，因为索摩查本以为这一次已经将FSLN整个组织一网打尽了，他想把这些人的下场当作一个教训让人民也来瞧瞧。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失策。当人民看到布维特拉戈冲出来射击并且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看到仅仅只有一个人就可以抵抗暴君如此长的时间，他们学到了错误的教训：抵抗是有可能的。
       尼加拉瓜“七周年”的墙上仍在对死者说话：卡洛斯，我们就要到达那里了——墙上的涂鸦如此写道。或者是：胡里奥，我们没有忘记。
       原始主义派画家格罗里亚·格瓦拉的一幅油画，题目叫做“基督游击战士”，描绘的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背景则是山石嶙峋的尼加拉瓜风景。画上有三名农妇，两个跪着，一个站立着，在十字架的脚下哭泣。有一个耶稣模样的人吊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头戴荆冠，腰缠围布，而是穿着一条牛仔裤和一件斜纹粗棉布衬衫。这张画可以说明很多东西。居住在火山脚下的中美洲人，他们的宗教信仰从来都是跟殉道和死者密切相关的。在尼加拉瓜，人们通过宗教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做弥撒时牧师和会众一唱一和的那个仪式，现在也构成了多数政治性活动的基础。桑地诺的那句老标语：Patria libre o morir(自由的国度或者死亡)，如今成了全民集会时的口号。公众集会结束的时候，站台上的演讲者必定振臂高呼：“自由的国度！”台下的群众便轰隆隆地吼出那后半个句子，如果你没有分享他们的历史的话，听上去可真是让人毛骨悚然；如果你代表的是另一种遥远的殉道文化，霍梅尼的伊朗，这后半句吼出的则是吓人的警告："或者死亡！"
       尼加拉瓜的革命已经表明了，一种激情。这个词语回荡着世俗的声音，同样也回荡着基督教的声音。正是这种熔合构成了桑地诺主义的核心。这就是格罗里亚·格瓦拉的油画所揭示出来的东西。
       于是，
       我们去唤醒死者
       用他们留传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会在一起放声歌唱
       当鸟儿们的音乐会
       重复着我们的消息
       飞遍那漫长而又辽阔的
       美洲大地
       (节选自希欧孔达·贝莉
       《直到我们自由时》)
       这死去的几代人构成了长达七年的“尼加拉瓜解放”的背景。没有这个背景就会没有意义。当你伫立在小丘前，这可怖的“地堡”过去是索摩查掌权的基座，然后你开始回忆：索摩查一世安那斯塔希欧·索摩查·加西亚，在他的主持之下杀害了两万左右的尼加拉瓜人，直到他本人在莱昂的一个舞会上被诗人里戈维托·洛佩斯击毙(洛佩斯旋即又被国民警卫队开枪打死)，然后便是塔乔一世的儿子路易斯统治下的一个短暂的(极为有限的)自由化时期。另一个儿子在1967年恢复了索摩查政权的常态，此人便是塔乔二世，家族中最后一个也是最贪婪的继承人。结束这种恐怖的统治仅仅只有七年的时间，在暴君的私人动物园里用活人喂豹子，还有酷刑、阉割、强奸，这不过是七年的时间。七年了，这个畜生。美国人声称，尼加拉瓜已经再度成为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而小丘使得美国人的声明听起来有多么下流。这个地堡才是专制主义活生生的事实，它遗留下来的那些骇人听闻的记录。无数被斩首、被奸污、被残害的尼加拉瓜的幽灵，每一天都在提供见证，为那过去曾经在这里发生过的而将来必将不再发生的一切。
       那个最为著名的幽灵，奥古斯托·塞萨尔·桑地诺，如今已被彻底地神化了，其彻底的程度几乎等同于，比如说甘地。一个蹙着眉头的小个子男人，戴着一顶大帽子。他已经变成了一系列的故事。1927年，他担任墨西哥阿兹特克石油公司销售部的主管，这个时候，尼加拉瓜的自由派人物萨卡萨在军队参谋长蒙卡达的支持下发动武装起义，抗击以美国人为后盾的阿道尔夫·迪亚斯的保守派。桑地诺返回尼加拉瓜参加了战斗，他站在自由派的这一边。而当蒙卡达跟美国人达成一笔交易并且放下了武器的时候，桑地诺却拒绝了，结果，蒙卡达只好对美国人说：“我的人全都投降了，只有一个人不愿这么干。”于是，桑地诺的“疯狂的小股部队”开进了山地……是的，那个故事，还有他被出卖的故事，他的遇刺身亡，是在1934年的2月份，在他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之后，在回家的途中一伙索摩查的爪牙将他刺杀了。我被这样一个事实所触动，是桑地诺的帽子而不是他的面孔，才成为了尼加拉瓜最强有力的偶像。一个没有戴上帽子的桑地诺恐怕乍见之下还让人认不出来，而那顶帽子已经用不着他在底下出现再去提醒人家了。许多的场合里都可以看到，FSLN的标语的落款是画一个示意图，用来代表那顶声名显赫的帽子。这个图案看上去像极了一个无穷大的符号，中间有一座圆锥形的火山升腾而起。无穷大与喷发：现在这位来自尼奎诺荷莫的私生子已经变成了一连串的隐喻。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桑地诺变成了他的帽子。
       城西有一座低矮的山丘，上面倚靠着FSLN这四个首字母，每一个白色的大字约一百英尺长，就像是好莱坞山上斜倚的牌子。起初我还以为那些字母是仿照英国的那匹白马一样，是从山体上刻出来的。要不大概是用混凝土浇铸的，甚至是用大理石做的？然而，这不过是一块木头的牌子，是用板条组装起来倚靠在山坡上，那儿得要用简易的支架将其固定住。我凑近了看时，发现它看上去已经开始有点儿挂不住了。革命前，这座山上竖着的是另一块牌子，写有ROLTER的字样，这是当地一家靴子和鞋类制造厂家的广告词。这个发现强化了我的那种印象，有关革命后的马那瓜那种临时性的生活质量。一块木头的广告牌可以轻易地被另一块所替代。我很难抵制这样的暗示，把桑地诺阵线的牌子摆放在从前的靴子山上。
       这是马那瓜的雨季。天空阴云密布。有一股冷风从北方吹来。
       第九章关于净化
       我坐在ASTC(注：ASTC即“桑地诺阵线文化工作者协会”。)自助餐厅的游廊里，一起在座的有两位尼加拉瓜的青年作家，马利欧·马丁内斯和多纳尔多·阿尔塔米拉罗，另外还有两位从东欧来的访问作家，保加利亚诗人卡林·东科维，一个迟缓、沉默、沉甸甸的男子，再就是苏联作家协会的一个秘书，弗拉基米尔·阿姆里斯基，是一个从头到脚都甚为老于世故的人。交谈不是太容易。阿姆里斯基和东科维得要由一名译员翻译成西班牙语，然后为了我的缘故，再由第二位译者弄成英语。不过我想，你也照样是可以投入其中的。“阿姆里斯基同志有什么新闻可以讲讲，”我问道，“据说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有自由化的倾向？”他点点头，点了好多次。“情况好多了，”他说，“现在有更多的作家，尤为重要的是，有相当多的出版单位敢于就社会问题直言不讳地谈谈意见了。我本人就写过有关玩忽职守方面的东西。”他还把他获得过的所有奖项都告诉了我。
       我想，他说的可能都是真的。“但是，”我紧追不放，“《日瓦戈医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能指望它很快就出版吗？”
       “我个人的看法是，”阿姆里斯基答道，“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一部蹩脚的小说。他获诺贝尔奖不是出于文学上的原因。”
       “说句实话，我本人也不是那么地喜欢它，”我说。
       “而且它那部改编的电影简直就是糟糕透顶，”他接着又说。
       “是这样的，”我说，“但是不管你对《日瓦戈》有何看法，它已经成了苏维埃审查制度的一个象征了，而且，话得说回来，你也很难真的说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资格获诺贝尔奖。”
       阿姆里斯基又点头了，点了无数次。“对，我想这部小说很快就会出版的，”他说道，好像这不过是琐事一桩。“至于说他的诗歌，”他接着又说道，显得颇为通情达理，“我会把世界上所有的奖金都颁给他的。”
       那么还有其他的那些作家呢？“我们犯了许多的错误，”他说，“涉及到我们很多伟大的作家：阿赫玛托娃(注：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俄国白银时代的伟大抒情诗人，著有《没有主人公的长诗》、《安魂曲》等作品。)，布尔加科夫(注：米哈依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苏联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生前作品多遭查禁，其代表作《大师和玛格丽特》、《狗心》等均在作家去世多年后才得以出版。)，帕斯捷尔纳克。这些错误现在正在纠正。阿赫玛托娃的丈夫、诗人古米廖夫[注：尼·古米廖夫（1886-1921）俄国白银时代的诗人，著有《幽会》等作品。1921年8月涉及“反革命阴谋”事件在彼得格勒郊区被苏联当局处决。八十年代末平反，恢复名誉。]就是一个例子。他的一本诗集正在出版当中。”
       我注意到，他并没有提及曼杰尔斯塔姆(注：奥西普·曼杰尔斯塔姆（1891-1938），俄国阿克梅派诗人兼理论家，著有《莫斯科之诗》，《沃罗涅日笔记》等作品。1938年被当局再度逮捕，遣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集中营，后因身体虚弱，诗人在该集中营去世。)，而发生在古米廖夫身上的所谓“错误”就是最终把他给处决了。这个用词看来很不恰当。
       “对，”阿姆里斯基说，“是有一些错误。”我的某些意思在翻译的过程中显然是被遗漏掉了。
       “近些日子来，俄国文学患有一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我提到，“绝大多数在苏联境外相当知名的作家在国内没人读，反过来也一样。对一个仍然呆在国内的作家来说，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他的回答开始攻击起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作家。他们已经不写文学作品了，他们变成了写时事政治的小册子作者。他们很平庸了。“就算你说得对，”我说，“事实上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尤其是在讲到布罗茨基[注：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苏联流亡诗人，地下文学的代表，因写诗被苏联当局逮捕判刑，后被迫移居国外，加入美国籍，作品有《约瑟夫·布罗茨基诗选》、《言辞的片断》等，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西尼亚夫斯基[注：西尼亚夫斯基（1924- ），苏联作家，著有记载斯大林专制下俄罗斯作家遭遇的回忆录《来自合唱团的一个声音》。]和沃伊诺维奇[注：沃伊诺维奇，苏联作家，与索尔仁尼琴齐名，后移居美国，著有《士兵乔恩金》、《2042年的莫斯科》等作品。]的时候——可就算是这样，平庸也不是用来查禁一个作家的理由。毕竟，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三流的作家在出书呢。”
       “让我来跟你讲讲我对索尔仁尼琴的个人看法吧，”他说。“我不喜欢他最近写的那些东西。已经越写越糟了。而且他变得相当的右倾，相当的亲里根了，相当的小家子气了。”
       我说，自打索尔仁尼琴到了西方之后，我对他的许多声明也持批评的态度；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把那些东西跟他作为《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的地位分开来看的，是不是这样？“让我跟你讲讲我对《古拉格群岛》这部作品的个人看法吧，”阿姆里斯基提议道。“你得要理解，我们伟大的古典作品中有着一种崇高的悲剧传统，在那里面会出现许许多多的丑恶事物和丑恶行径，但最终总是会有净化，有灵魂的洗涤。但在索尔仁尼琴那里我们找不到净化。这就是我不喜欢这部作品的原因。”
       我正想说，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缺乏净化的东西，可能更多的是跟俄国的历史而不是跟他在艺术上的局限有关，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尼加拉瓜的两位作家已经听得一头雾水了。“苏联这个国家是有很多严重的问题，”马利欧·马丁内斯说道。“听到它是如何的在向以往的错误学习，这个很有意思。”
       随后，有一名译员向我提了一个激动人心的问题：“什么是劳动营？”
       “什么是劳动营？”我用诧异的语气模仿道。
       “噢，我能明白你想说的那个意思了，”她说。“是类似于集中营那样的东西。不过，你真的是在说苏联有这种东西？”
       “呃，”我磕磕巴巴了，“是这样。对。”
       “但这怎么可能呢？”她显然是非常地难过。“苏联共和国对第三世界的国家帮助是那么的大。它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尼加拉瓜到处是一派无辜的天真。“革命”一词的浪漫性带来的一个问题，便是它会对所有自诩为是革命的运动都照单全收。多纳尔多·阿尔塔米拉罗告诉我说，他深深地感觉到他跟临时性的组织IRA之间的那种团结一致。
       卡林·东科维，他一声不吭，已经憋了整整一个晚上，现在开始说话了，像一台蒸汽压路机一样轰轰不停。他谈的是保加利亚的诗歌。“我们的传统是烈士诗人的传统，”他宣称道。“你知道我们作协的那个标志物吗？飞马佩加萨司的胸脯上有一个弹孔。保加利亚最成功的现代诗集是一部死难诗人的作品选集。而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当诗人和人民共患难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就会提高。”
       马丁内斯和阿尔塔米拉罗对这番声明报以热烈的响应。尼加拉瓜显然是有它的同路人的。当地的烈士诗人的幽灵信步走进了ASTC自助餐厅，跟我们坐在一起。譬如说，莱昂纳尔·鲁戈马的幽灵。过去的日子里，在印度咖啡馆，他常常跟人讲起他那位住在马孔多的疯子叔叔的故事，后面有莫莫托姆博山作背景。他死时年仅二十岁。他相信革命就是“跟物种之间达成的交流”。
       那是一种美妙的、浪漫的情感，我对鲁戈马的幽灵说。但是，国家的建设需要某种更乏味的东西：需要有能力做出区分，比如说，在PLO和IRA两者之间做出的判别。
       我不知道尼加拉瓜的幽灵是否允许活人来做出这样的区分。一方面是死者的罗曼司，另一个方面是美国人的铁拳。这很容易变成一个圈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