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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心和坚毅：有关藏书人、藏书地和藏书文化的编年简史》，尼古拉斯A·巴斯班斯，哈波考林出版社，636页，
       《文质彬彬的疯狂：藏书家、藏书狂以及对书籍永恒的激情》，尼古拉斯A·巴斯班斯，亨利·霍特出版社，638页，（平装本）
       1. 有点像鼹鼠的英国书商
       这位有点像鼹鼠的英国书商保罗·明尼特，出于责任感，他一生中许多时候，都是在潮湿昏暗的地下室里抢救那些有价值的图书。他曾经为《珍本书籍月刊》的“闲话书籍"专栏写稿。关于书籍收藏的文献很多，但大抵琐碎无聊，这一专栏的名称准确地描述了绝大多数像这样的文献。若是这样的评判太过严厉，那么请注意我只是就书籍收藏的文献而言的。关于早期出版业知识传播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并非“闲话"(比方像安德里恩·约翰的《书的天性》，伊莉莎白·爱森斯坦的《作为转变中介的出版印刷》，以及卢西恩·费伯和亨利-让·马丁合著的《书籍的出现》)：堆在我自己书店的参考书室里成千上万本目录不是闲话，它们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单纯的出版史话不是闲话，虽然编辑们的回忆录中不可避免地会有许多出版时的琐事杂谈(举一些最近的例子，如杰森·爱泼斯坦，迈克尔·科达，安德列·施夫林及戴安娜·安斯尔)。
       书事杂谈通常是由书商、书籍收藏家及一些记者写就的。他们像郊狼一样，悄悄逡巡于一小群在世界各地迁徙不定的作家身边。尼古拉斯·巴斯班斯就是这样一个记者，我这么说不是要诋毁他。书事杂谈通常是由这些组成的：对往事的回忆(那天千真万确是萨克雷先生走进我的书店……)，飞短流长，买进的实价，报出来的虚价，严格说来该编入业务通讯的与该行业有关的零散交易消息。(书事杂谈向来就是不着边际的。我想在这里提一下，我有沃思堡一家沥青公司二十年来的内部通讯，且都有封面装帧。这家公司还兼营工业油脂：作家安妮·普鲁克思风尘仆仆地飞速驶过阿切尔城，途中做了一次短暂停留，迷上了神奇的沥青。在五十年代德克萨斯州的沃思堡，沥青显示出它的神奇：它是一个奇迹。就因为这个，我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要把那些内部通讯永远保存下去。
       小规模的亚文化群想要了解他们自己领域的最新进展，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亚文化群都为自己的内部通讯感到自豪。牙签柄的收藏者们就有一份内部通讯，他们甚至还召开大会。如果我们大家一致同意文明的基石是书籍而不是牙签柄或沥青的话，书界人士当然应该拥有自己的内部通讯。业余书评杂志比专业通讯要低一等，这种说法正确与否，我也不能确定，尤其是我最近重新看了一下“我们不租猪！”的合订本，这本业余书评杂志是评论我的小说《孤鸽镇》的，它不像大家想的那样是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格拉拉出版的，而是在英格兰切斯特城的瑚尔出版的，它的发行量一度高达三十七本。它也许可以被称为是形形色色的“鸽子闲谈”集。但今天在市场上我们却难觅这本集子的踪影，虽然它很快就会再次出现。
       也许和书事杂谈最相象的是关于钓鱼的闲话：已故的纽约书商弗朗西丝一定是这样认为的，因为她让“智者在此钓鱼”成为纽约书市延用至今的座右铭：二十年代杰出的收藏家巴顿·居里为他的回忆录起名为《钓书人》：我自己也曾听一个书籍收藏家吹嘘他“今天钓到了一条大鲸鱼”——那条大鲸鱼就是英过首版的三卷本的《白鲸》，今天这条“大鱼"可能要化掉那位“渔夫"几十万块钱。
       渔夫们是一个亚文化群的摇旗呐喊者，大约有五千五百万人垂钓，据莱昂奈尔·垂林的妻子说，连他也钓鱼--这也是件好事，除此之外，他似乎也没有什么乐趣。用英语写就的钓事杂谈的经典作品当然要数伊萨克·沃顿的《垂钓大全》，该书在1653年到1987年间已累计出版了四百五十六次。
       事实上，《垂钓大全》为其后所有的亚文化群制订了规则：首先找到一堆术语(越晦涩越好)，一件设备，一些玄妙的策略和各色各样的学问（不会拉下各种诀窍），然后再确定几个关键的主题(用网捕的大鱼，逃走了的特大鱼)。这部典范之作的作者伊萨克·沃顿有点古怪，但这也无伤大雅。1658年，他为此书的第三版在到处张罗更多的资料。一天，他信步走进西敏寺，在伟大的辩论者伊萨克·卡佐邦的碑铭上信手涂鸦地写上了他的姓名首字母缩写。对这位饱学之士的在天之灵而言，这是第一个侮辱：第二个侮辱则是乔治·艾略特为《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中蠢笨的书呆子取了个与他相同的名字，灵巧的多萝茜·布卢克有一阵子颇为他着迷。
       1993年，最后一本A.爱德华-牛顿-罗森布罗姆版的1653的《垂钓大全》，价值三万二千五百美元；我们会听到更多有关A.爱德华-牛顿-罗森布罗姆的事情：1941年，该书卖出的价格只有二千六百五十美元，我说这些是因为一篇不谈价格的书话就像是一张没有冰淇淋的馅饼。
       2．“集书狂”并不疯狂
       从上面的文字我们知道，写一篇书话是再容易不过了，你只需知道一两件遗闻逸事，一位著名书商或收藏家(或是他们的情人)的名字和一些书价就可以了。也许书价是最重要的因素，即使是那些自己不愿花钱的人，也乐意读到别人是怎样花天价买东西的：资本主义的传奇就是这样完成的。爱德温·沃尔夫二世和约翰·弗来明写过大书商A.S.W.罗森巴赫的生平传记。罗森巴赫人称“博士”，他在1929年股市崩溃前的十年间，花了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巨款购买书籍，不仅如此，他还让自己的奢侈行为见诸报端。他的两位传记作家说，正是他的这些举动使他成为美国二十世纪（或者任何世纪）最著名的书商。他们说得没错。
       许多普通人热爱书籍，他们读书，而有些书籍收藏家们却无此雅兴，他们买书只是为了不让自己闲着。对普通读者而言，读书是最主要的，他们怎么会关心一张异体装帧的封面或试行版的护封是不是《太阳照常升起》的封面呢？这些读者没必要去关心这些，他们也很少关心这些。要是那上面写着这个稀罕物一度价值十五万美元，他们也只是眨一眨眼，接着又端起了咖啡杯。
       是否有哪个书话作者曾让大众对书籍收藏这种雕虫小技产生兴趣呢？确实有那么几个，可他们为数不多，而且，他们大行其道的风光岁月也如肥皂泡一样短暂易逝。
       十九世纪上半叶，有个名叫托马斯·弗罗格纳·第伯丁的人，他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图书管理员，在斯宾塞斯家族的封地阿尔索浦工作，戴安娜王妃就葬在那里。托马斯·弗罗格纳·第伯丁骑马跑遍了英伦三岛，冷不丁地闯入在那些贵族家里：他滔滔不绝地大谈这些贵族声名显赫的祖先不经意间收藏的艾尔丁家族和艾尔泽威尔出版的图书，并描述了这些书中的珍宝。柴斯特菲尔德侯爵曾言简意赅地要他的儿子小心别变成“集书狂”，但正是第伯丁在1809年使这一概念得以发展。“集书狂”即为书而疯狂，像大家想的那样，这是一种叫卖语。有的藏书人让人愉快，有的让人讨厌，还有的则很沉闷，但很少有人是疯狂的，说他们疯狂是赋予他们一种浪漫色彩。然而，“书狂”这一概念在几十年后传到尼古拉斯·巴斯班斯身上，他的第一本书就叫《文质彬彬的疯狂》，虽然书的内容有点文不对题，他所描述的那些文质彬彬的书商和收藏家并不疯狂，而那些疯狂的人一点也不文质彬彬。
       很难相信真会有什么人读过托马斯·弗罗格纳·第伯丁的作品，但他却属于最受欢迎的那类书话作家：他们是热情洋溢的颂词家。他身后的作家们发现，除了颂扬他们并不需要做很多事。也许在今天，第伯丁的热情仅在于让那些贵族看到他们拥有这么多珍贵的书而感到自豪，他们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艰难岁月，1847年，第伯丁还活着的时候，乡村别墅图书馆的藏书就已经开始流失到市场上去了。
       如果我们将这些维多利亚小文人滔滔不绝的书话姑且搁置不谈，那么接下来使藏书得以发扬光大的人物也许要算是A.爱德华·牛顿了。他少年时代是费城的一家书店里上不得台面的仓库管理员，几年后，在一位精明搭档的帮助下，年青的牛顿有了钱，并开始收集藏书。有段时间他看起来不过是个大有前途的踩三轮车的，穿着套鞋，蹬着车跟在摩根、亨廷顿及弗尔戈这三位巨大的时代发动机后面：他的钱从未多得能让他在这个显贵的圈子里游刃有余，不过那时候还没有谁能这样做。但和那些商业巨头不同的是，牛顿粗通文墨。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书籍收藏达到其鼎盛时期，人们把它看成一项绅士运动。1918年，A.爱德华·牛顿顺应时代潮流，出版了《藏书的种种乐趣》一书。书卖得很好，题材相似、笔触轻快的书接踵而来，它们都告诉读者珍本书的世界是多么温暖舒适。我认为我在这方面的深刻见解来自数年之后才出现的伟大的约翰·卡特。
       A.爱德华·牛顿在书中描绘的是高级住宅中的那种舒适，大宅的壁炉中炉火熊熊：又或者，这是一家爱德华时代绅士俱乐部里的舒适。作为一名藏书家，牛顿对最优秀的书商和作家大棒和胡萝卜双管齐下，在一个竞争惨烈的时代，如果他不入虎穴，奋力拼抢，就会什么书也买不到。可在他的书中，那些书商和作家却大多谦恭有礼，品德高尚(谢天谢地，他们不聪明)，他们都是些绅士，时不时地，会热爱读书。
       海伦·汉弗写的《查宁十字街84号》大概是当代最畅销的一本有关藏书的书了。海伦·汉弗家境并不富有，多年来，她和伦敦进行着一场远程恋爱--或者说，她爱着她心目中的伦敦。这种爱恋，或者说这种理想中的恋爱是通过写信进行的，她写信给马可图书公司的英国书商弗兰克·多尔先生，多尔先生则殷勤地找出她想要的书，并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她。在曼哈顿的书店里，她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以便宜价格买到同样的书，可曼哈顿不是伦敦呀——轻易就买到的书是会变味的。当海伦·汉弗最终来到伦敦的时候，弗兰克·多尔已经去世了，马可图书公司却还在苟延残喘，但伦敦还是她梦中的样子。一路上，海伦·汉弗在A.爱德华·牛顿提过的地方，找到了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温情——那是一个逝去的时代，一个忙忙碌碌的伦敦书商耐心地为一位纽约的女士服务，她只想读些书，定单却并不大。
       我们没有必要对这样一幅温馨的画面再去苛求什么，但应该指出的是，弗兰克·多尔所做的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出色的珍本书籍商人通常会为顾客，往往是家境贫寒的顾客找书。世界上有成百上千家书店，鲜有傲慢无礼或财大气粗到对海伦·汉弗这样的顾客可以置之不理的，这些顾客只是碰巧想要某一本价格不贵的书。
       当然，卖书还有些不那么温情脉脉的地方。有一本和《查宁十字街84号》唱反调的书，名叫《不在查宁十字街84号》，书写得很好，作者是著名的英国书探德里夫·菲尔德，他声名赫赫，名和姓并在一起，变成了专指某类人的特属名词：德里夫菲尔德。他的书非常有趣，但它是写给那些职业书商看的，不像海伦·汉弗的书是写给普通大众的。
       3．成功的欺骗有其诱惑力
       德里夫菲尔德和他的书让人想到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只有那些职业书商才会觉得那些关于藏书的文章有趣，甚至只有他们才能看懂那些东西。一本名为《一次拍卖的分析：1919年鲁科思的珍本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书的作者是阿瑟·弗里曼和他的妻子詹尼特·英格，阿瑟·弗里曼是个美国诗人，他担任伯纳德·夸里奇公司的董事长达二十五年之久，这家公司是伦敦一家很大的书行：詹尼特·英格则是一位研究出版史的历史学家。1919年10月，在萨里郡的鲁科思举行了一场为期三天的书籍拍卖会，拍卖的书籍中有莎士比亚的四个对开本。弗里曼和英格非常幸运，他们不仅得到了一本带编号的拍卖目录的副本，拍卖会还允许他们查看当众拍卖之后所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圈子里的人(这里的圈子指的是书商的圈子，而非瓦格纳的《指环》)在拍卖之后聚在一起，按各自认为可以营利的价格瓜分了这些珍本书籍。一些书商达成一项“圈内协议”，彼此不在公开拍卖的时候相互竞争，而在拍卖之后再行瓜分。在1928年之前的英格兰，这种协议是合法的。当然，现在就有人谴责我们的两大拍卖行苏富比和克里斯蒂在干“圈子”里的人曾经干过的事：串通一气压低价格。
       弗里曼和英格在书中详细描绘了这场交易的“圈内协议”，一个书商肯定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但我猜大多数藏书家不会买这本书，普通的读者也会打着哈欠，敬而远之。
       在我心目中，已故的约翰·韦恩弗里特·卡特是写藏书写得最好的一位作家。但恐怕他的大部分作品下场也是如此。约翰·卡特有多重身份：伊顿公学的毕业生、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学者、拉丁学者、书志学家、记者、外交官、书商。他因记忆力超群而和曼哈顿的斯各里波纳书店的珍本部保持着长久联系。有任务的时候，他会乘飞机飞跃大西洋，座位底下放着一本谷登堡版的《圣经》，他也许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他还写过一本关于风味马蒂尼的小册子，文风缜密，颇受推崇。他的妻子厄尼斯坦·卡特在她的烹饪书中曾提及此事，那本烹饪书的名字叫《锅中的闪电》，而约翰则建议给该书起名为《牧场之家》。
       在关于书事买卖的书中，他直言不讳地称自己作为一个生意人来写的，只不过他碰巧确实是个高级商人，他编写的《藏书人入门》字典是所有的初学者必备的工具书。1963年，他和皮尔斯·幕厄以及其他职业书人举办了名为“印刷术和人类智慧”的大型展览，该展览的目录于1967年出版。此次展览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最让人长见识的一次展览会。
       1934年，年轻的约翰·卡特和他同事格兰姆·珀兰德合著了一本名为《对十九世纪几本小册子的研究》，凭着这本书，他们一举成名。在这本书中，他们揭露了托马斯·J·瓦思的骗术，此人当时在英国藏书及编目界赫赫有名，但他巧妙地伪造了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珍本书，并将它们送入市场，以此谋利，赚钱来收集自己的藏书。卡特的书犹如一声霹雳，引起了轰动，它就像书籍世界中的DNA检查，让人们看到的是丑恶而非舒适。在这里，DNA检查是对赝品纸张的化学分析，以及对造假者所使用的字体的研究。这些昂贵的小册子很久以来就受到人们的怀疑，这两个年轻人毫不留情，易如反掌地证实了这些小册子不可能像这位出名的收藏家所说的那样是真品。
       后来，人们发现托马斯·J·瓦思比卡特和珀兰德所想象的还要糟。他不但伪造赝品，还惯于从大英博物馆的藏书中撕下某些书页，去填补他自己收藏的一些十七世纪的残缺本。八十年代，在伦敦一家书店昏暗的储藏室里，这些书页出现了，显然是从瓦思太太的车库大拍卖中买来的，它们理所应当地物归原主——当时的大英图书馆。
       约翰·卡特五十年来致力于书籍工作和写作，留下了无数优秀的篇章，我还没有看到他写过什么糟糕的东西，因此，很难决定到底应该摘录他的哪句话。罗斯柴尔德爵士收藏的十八世纪藏书颇负盛名，1954年还出版了两卷本豪华目录的文章，卡特写过关于这些藏书的一篇文字，文笔细腻，批评起来却毫不留情，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文章。以下就摘自他对这些藏书的评论：
       ……如果有人指责布里斯托两卷本《抒情歌谣》的主人居然没有戈瑟写的《药房》第一版，当事人也许会平心静气地对待批评。别人给我们的越多，我们也就要的越多，这也许不合情理。可人就是这样……
       要是有的人的藏书多为珍本和杰作，且保存较为完好，那可是件让人羡慕的事：能出一本内容丰富的学术性目录则更妙。许多藏书家属于前者，而少数人属于后者：罗斯柴尔德爵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藏书质量高，并且有意识地严格控制藏书的成书年代及内容范围(这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这就有了一个问题：罗斯柴尔德爵士的藏书技巧与众不同，那么他的图书馆是否已经，或将来能够对其他藏书者的趣味产生重要的影响呢？他的藏书要求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一点，而不是去发现新的领域：要人们有奉献精神，而非想象力。他没有去渺无人烟的地方探险，而是在一条众所周知的道路上驰骋，并赢得了一场漂亮的比赛，他已这样做了十几年，即使再过二十几年，不管是在私人集会上还是在展览会上，是否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我们无法确定。但如果他并不想启发别人去探索书目学中的未知领域，谁又能说“开始”这个词一定比“结束”这个词更适合来评价他呢？
       尊敬的爵士，这就是给你的评价。
       约翰·卡特写得最好的书是《藏书的趣味和技巧》，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书中的文章最初是1947年他在剑桥大学所做的关于书志学的桑德斯系列讲座。关于藏书还没有哪本书能超过它：他文笔出色，判断敏锐，所提的建议也十分合理。然而很难想象除了书商，别的什么人也会拿着这本书，像我这样一读再读。最出色的书商写的书话也只对圈内人有强烈的吸引力。
       人们在继续研究卡特和珀兰德所揭露的瓦斯的伪造行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要是这些赝品真是由那些像阿诺德、罗斯金、勃朗宁的大家丢弃的残页，它们现在也许还不值这么多钱。
       今天，在书籍和艺术品的收藏方面，如何去发现赝品已经成了一门学科，英国书商尼古拉斯·贝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和约翰·卡特一样妙语连珠，分析严谨，曾写书揭露了作家弗莱德里克·普罗克什伪造的号称“蝴蝶书”的赝品：这是一些薄薄的小册子，每本大多有一首现代诗人的作品，普罗克什本人的诗也在其中。弗莱德里克·普罗克什是个纸质鉴赏家兼蝴蝶收藏家，他把这些小册子固定在各种各样酷似蝴蝶图案的大理石纹纸上。三十年代，他把这些小册子印了出来，以此向诸如奥登、艾略特、叶芝和庞德这样的诗人致敬——那个时候，他正对他们百般奉承，并得到他们的许可，让他把他们的诗歌以这种方式印出来。这些小册子做得很优雅，但它们和弗罗斯特或爱德蒙德·威尔森在圣诞时写的应景诗并没有很大区别。普罗克什早年的小说《亚洲人》和《逃跑的七个人》让他相当出名，但好景不长。到六十年代，他的声望，也许还有他的银行存款大幅度下降，于是，他又开始炮制“蝴蝶书”，这一次却没有征得作者同意。他自己说不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是恶作剧？还是为了钱？还是两种企图都有？造假者的动机大多复杂——当然，成功的欺骗自有诱惑力，无数通奸者都知道这道理，但在文学领域，伪造很少不是为了钱。
       4．珍本书市场缺乏理性、游移不定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尼古拉斯·巴斯班斯对书界来说就像一个拉黄包车的苦力，一路小跑地把读者一会儿拉到书商这儿，一会儿拉到藏书家这儿，一会儿又拉到图书馆。在他的新书《耐心和坚毅》中，他四处游荡，一会儿蹦到开罗去看新落成的亚历山大的藏书室；一会儿跳到米兰，在三万本藏书间和安伯托·艾可聊天：一会儿又悄悄地溜进巴黎去访问皮埃尔·伯莱斯，他从事藏书交易已经有七十多年了；然后，他飞回伯克利去寻找一名伟大的书商，或者到纽黑文去找另一位伟大的书商。
       关于一些时过境迁的书市佼佼者的书话大多都写得很有趣。在《文质彬彬的疯狂》一书中，他探察了藏书家海文·奥莫尔的藏书生涯，而连为海文服务的书商都对此人知之甚少，为此我们应该感谢巴斯班斯。
       但是这两本书加起来一共有一千三百页——书太长了。这些书话读上去就像串在一起的专题，中间夹杂着短篇的人物特写，通常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花边文字：一会写作家和图书活动家尼可尔森·贝克，一会又说某某图书学专家到现在还为贝克对他们的抨击而忿忿不平。我对这些书的不满和约翰·卡特对罗斯柴尔德爵士的不满正好相反：这位贵族涉猎的范围太窄，而这位不知疲倦的记者则涉猎太广。在我们这个时代，极简抽象艺术苛刻的座右铭是：少既是多，尼古拉斯·巴斯班斯本应注意到这点。
       最后，我还要讲一个故事，它告诉我们珍本书及其市场是缺乏理性、游移不定的。
       研究瓦思赝品的人发现，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哈利·巴克思·弗曼在制造和销售赝品上参与的程度，比人们起初想象的还要严重。1896年，巴克思·弗曼花了六英镑买下了雪莱本人拥有的诗歌《麦布女王》；1920年，在弗曼的拍卖会上，罗森巴赫博士以六千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本书，他花了七年时间才把此书转手，连哄带骗地以九千五百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杰罗姆·科恩——此人因《水上浮动剧场》一书而闻名，他到手的钱大大低于他平常的预期值。
       两年后，即1929年1月，杰罗姆·科恩奢华的图书馆藏书在纽约进行拍卖，同一本古老的巴克思·弗曼的《麦布女王》，其身价突然飙升到六万八千美元，这让人震惊和不解。纽约的书商戈布利尔·威尔斯以高于杰罗姆·科恩罗森巴赫博士的出价买下了这本书。杰罗姆·科恩博士是许多引人注目的拍卖会中的常客老手，通常随随便便地就能占上风；这一次，一本就在昨天他连一万都卖不出去的书，今天他却愿意为它支付六万七千美元，这其中哪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戈布利尔·威尔斯死的时候，《麦布女王》仍然没有脱手，这并不奇怪。1951年，书商卡尔·波泽米尔从威尔斯的财产中以八千美元购得此书。最近，波泽米尔的藏书四下散佚，其中一些早期的英国文学作品，被德克萨斯州大学收藏——这得感谢罗斯·皮罗特家的贷款；而济慈和雪莱的作品则被当作礼物送给纽约公共图书馆。现在，《麦布女王》正安静地躺在第五大街（纽约公共图书馆的所在地）的几个狮子中间，上面的座右铭是：耐心和坚毅，引自尼古拉斯·巴斯班斯的书名。
       如果要说这故事有什么寓意，那就是：在这个考古学家玛丽·道格拉丝称之为商品的世界里，不要贸然地说珍贵的珠宝、不朽的杰作和伟大的艺术品已经找到了它们最终的归宿。就在我当书商的岁月里，大神学院和波泽米尔的藏书馆这两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堡垒，也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他们的谷登堡版《圣经》。只要财富变化无常，杰作的命运就总是被人买来卖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