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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投无路的“堕胎旅行者”
       17岁的凯蒂和她奶奶终于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纽约。可是她们急急忙忙从波士顿赶到纽约，既不是来“大苹果城”①旅游，也不是来看波士顿红袜队和纽约扬基队的棒球大对垒，更不是来感受“9·11”后纽约空前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凯蒂来堕胎，而且得赶快。
       就在同一天，30岁的拉蒂莎也怀着同样的目的从费城来到这里，并且和凯蒂来到了同一家诊所。在诊所外，一个陌生的女人拉住拉蒂莎：“你别堕胎。我可以当孩子的教母。”而后者只是说：“请放开我，小姐。”
       据统计，每年都有数千名像凯蒂和拉蒂莎这样的女子从外地赶到纽约来堕胎。因为纽约作为保护妇女生育自由的标志早已闻名已久，它是美国少数几个无须父母同意即可堕胎，同时不需要强制性等待24小时观察期的城市之一。最近，新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还签署命令，规定从今年七月开始，公立医院的产妇必须接受流产知识培训。各诊所间激烈的竞争也令堕胎的费用不断下降。因此，对于其他地方想要堕胎的妇女而言，在纽约预约做堕胎手术反而比在当地便宜、省时。
       这种孕妇离家远道奔赴异地去堕胎的现象被称为“堕胎旅行”（abortion tourism）。在一些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堕胎的国家，这种现象尤其普遍。最著名者莫过于天主教国家爱尔兰了：每年大约有7000名爱尔兰妇女涌向英格兰，蔚为壮观。美国虽然并不禁止堕胎，但由于美国86%的郡县没有开设堕胎医疗服务的诊所和医生，美国的妇女和爱尔兰的姐妹们在堕胎上就遇到了很多相同的问题。对于美国东北部地区的许多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妇女来说，纽约是堕胎唯一的选择。在纽约周边的费城、波士顿、罗彻斯特、布法罗等地，可以动堕胎手术的诊所寥寥无几，而且在日益减少。这些诊所收费高昂，手续反所、烦琐，对怀孕超过20个星期的孕妇几乎束手无策。
       就这样，纽约城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别无选择而满心希望的妇女。据纽约卫生局统计，2000年，大约有1700名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外地孕妇来纽约，平均每个工作日超过六名。然而，由于一次堕胎至少需要两三天时间，一个问题出现了：住宿——不管她们有没有钱，她们必须找地方休息。有些决心大而没多少钱的孕妇甚至做好了随便找个地方凑合的准备：睡在地铁车厢里，在公园长凳上，在汽车后座中……
       “天堂联盟”伸出援手
       从缅因州来的女大学生丽莎就是在两个好友的陪同下，驱车来到纽约堕胎的。为了省钱，她们带了睡袋。结果很幸运，她们并不用露宿街头。一个名叫“天堂联盟”(Heaven Coalition)的民间妇女组织向她们伸出了援手，向她们免费提供住宿。就在6月，这个由20位志愿的妇女自发组成的组织刚刚庆祝成立一周年。在过去的一年里，她们无偿向39位堕胎孕妇（其中大多数年龄低于21岁，很多人甚至是第一次来纽约）提供了食宿。
       本文开头提到的凯蒂，就是受到“天堂联盟”帮助的姑娘。这个17岁的孩子直到已有20个星期的身孕时还无知无觉。直到有一天她奶奶起了疑心，哄她去医院做个常规检查才发现了情况的严重性。波士顿规定堕胎手术必须要征得堕胎者父母的同意，尽管最后凯蒂的奶奶作为她的法定监护人，同意凯蒂动手术，诊所仍然要求凯蒂必须出示身份证。而凯蒂还是没有办证。一来二去，凯蒂的怀孕时间就超出了诊所规定接受的时限。无可奈何的凯蒂只能四处打电话联系新英格兰其他诊所，都碰了壁。最后，有人建议她到纽约去。“你去找一个叫凯瑟琳的女子，她会帮你找个落脚的地方。”
       这个凯瑟琳就是“天堂联盟”的创始人（为了保护她的安全，这里就不透露她的真实姓名了）。在为堕胎妇女提供帮助的志愿者、提供堕胎服务的医务人员和女权主义者们眼中，凯瑟琳这个名字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大费城女子医学基金会的玛丽卡·列维说，如果一个堕胎者怀孕已经超过21星期，“我们就知道得让她去纽约。当我们说‘别担心，那儿有一群姐妹会帮助你度过难关’时，真感到高兴和放心。”
       凯瑟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曾担任美国全国堕胎联合会（the National Abortion Federation）的热线主任，她可以在一天之内为一名堕胎的妇女筹得1000美元。“现在我仍然能做到这一点。”25岁的凯瑟琳骄傲地说。在华盛顿做那份工作时，她就通过电话热线听了各种各样真实的故事：有些妇女仍然定期来例假，仍然穿着平时的牛仔裤，但实际上已有22个星期的身孕；有些十几岁的少女怀孕了，却因为害怕和害羞难于向父母启齿；有些无知的妇女误以为堕胎的死亡率高达50％而不敢堕胎；还有些姑娘受到了性骚扰，她们的姨妈或者祖母打电话来诉苦；甚至有些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女性，在做超声波检查时发现胎儿大脑发育畸形，而她的医生要么不知道怎样做堕胎手术，要么干脆就拒绝做。“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女性堕胎的原因有很多。”凯瑟琳说。
       对于拉蒂莎来说，当她被告知已经怀孕21个星期时，她完全惊呆了。当时她刚刚重返学校继续学业。过去12年中她必须停学做两份工作养育两个儿子。好不容易将孩子拉扯到12岁和10岁。为了不再怀孕，她还始终小心翼翼地使用注射避孕。然而，刚开学没几天，她就被送进了急诊室。医生告诉她怀孕已有21个星期。她简直不敢相信，激动地抓住医生的手臂：“什么！这不可能。我一点征兆也没有。每个月按时来例假。”而医生只是冷冷地说：“把表格填了。”这以后，医院里的人谁都没提起让她堕胎。而由于一直使用注射避孕，拉蒂莎担心胎儿的发育会受到影响。可医生告诉她，必须等到她怀孕6至9个月时，他们才能判断胎儿到底有没有发育缺陷。“可是到那个时候，我除了把孩子生下来，还能怎么样？我可不能冒这个险。”一回到家，拉蒂莎就拿出黄页电话簿，给上面登记的诊所一一打电话。可是前三个诊所都不接受怀孕超过20个星期的堕胎手术。到第四个电话，对方建议她找纽约的诊所。“我告诉纽约的诊所，我的经济状况只允许我付一个晚上的旅馆住宿费。他们告诉我，找凯瑟琳。凯瑟琳说，你得和几个人合住。不管怎样，对我来说，整个过程，遇到凯瑟琳是我的幸运。”
       尽管得到了“天堂”的照顾，拉蒂莎仍然必须将银行存款花光才能度过难关。因为给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孕妇做堕胎手术费用很高。据统计，美国90%的堕胎妇女怀孕期在3个月以内，花费约为350美元，可是对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就得花大约四倍的钱。而那些怀孕12个星期以上的堕胎妇女，往往是最没钱的。其中近三分之一是15至19岁的少女。她们上医院虽然有医疗补助制度保障，但是，美国大多数州的医疗补助制度并不包括堕胎。凯瑟琳解释说：“有时候她们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几个月。当她们被医疗补助拒绝，发现自己要付1500到2000美元，其中还不包括路费和丢掉的工作，不由傻了眼。于是她们四处筹款。筹款需要时间，时间越长，怀孕时间也越长，避孕的费用也就跟着涨，而接受避孕手术的诊所却越来越少。这个筹款的过程，就像是在追逐钞票。”
       最近，阿伦·戈特玛切研究所(Alan Guttmacher Institute)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证实了钱对于妇女生育的影响。在医疗补助不包括堕胎的妇女中，超过三分之一的被调查妇女承认她们不堕胎是违背她们意愿的，因为堕胎太花钱。
       还有许多女性是因为“堕胎必须有父母的同意”或者强制性24小时等待观察期的规定，被拖延到怀孕超过三个月。目前，美国有32个州规定堕胎必须有父母同意或者通知父母，有26个州规定堕胎者必须由州政府指导、咨询或者有24小时的观察期。在密西西比州，当政府出台24小时观察期政策后，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妇女堕胎率上升了17个百分点。凯瑟琳指出，这种官方规定往往会拖延了孕妇堕胎的时间，一天的等待观察期会拖上一个星期，而一星期就意味着多花800美元。当年在接听热线时，凯瑟琳就建议许多走投无路的妇女到纽约去，那儿做怀孕三个月以上的堕胎手术收费相对便宜，大约1000美元。“但是当她们问我‘我到纽约住在哪儿？’我就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
       “天使”的忧虑
       在华盛顿接听了一年多热线电话以后，凯瑟琳来到纽约曼哈顿西区的一家诊所做咨询工作。有一天，一个同事打电话问她，有个病人急着要做堕胎手术，但没地方住，能不能在她家的沙发上对付一晚上。凯瑟琳同意了。从那以后，凯瑟琳就开始考虑如何给更多类似的女性提供这样的帮助。她开始问其他咨询员和朋友，是否愿意接受堕胎者在她们家过夜。很快，两个志愿者加入了她的行列。到2001年6月，她谨慎地对外招募志愿者，并向纽约最大的三家诊所提供免费服务，“天堂联盟”正式成立了。那以后，她还注册了组织正式的名称：全国堕胎基金网络（the National Network of Abortion Funds）。
       凯瑟琳相信，她这一代人，观念已经和上几代人大不一样，她们能够打破阶级、种族的界限。但是，她也承认，“天堂”并非十全十美，也需要多样性。“目前，几乎所有的志愿者都是白人，而大多数堕胎者是黑人或拉美人。”而且，扩大组织的规模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凯瑟琳一直都是靠口头招收志愿者，她得和每一个新加入的志愿者单独谈上几个小时，确认对方是否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不会后悔，是否认同妇女拥有堕胎权。通过一起吃饭，她细心捕捉有些志愿者是否不经意中流露出不开心的眼神，说话时声音是否会发抖。曾经有一个退出“天堂”的志愿者最后向她承认：“说老实话，我讨厌想堕胎的人。我只是想考验考验自己的忍耐力。”
       凯瑟琳还必须关注着每一个堕胎者的状况。“我最担心的是有的堕胎者顺手牵羊偷走志愿者家里的东西。”她说，“对这些女人来说，这种时期正好特别敏感，情绪不太稳定。这种情绪很有可能引起破坏的冲动。”
       另一个招收志愿者的障碍是极少有女人愿意敞开家门为陌生人安排食宿。“这可是需要实践的女性主义，而不是理论上的。”凯瑟琳说，“对于从小被教育要‘防人一手’的人而言，向一个陌生的女人说‘走！到我家去，我们一起烧饭’确实有些疯狂。”
       珍妮弗是一个作家，也是“天堂”里的一名“天使”。她说，向堕胎者提供帮助就必须打破一些原则，超越政治立场，远不是光说说“哦，别让小布什任命一个保守派当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么简单，而需要志愿者做许多关键的实事，提供住宿只是其中之一，有些时候，还得帮穷困的堕胎者筹款。
       实际上，筹款也是纽约的许多年轻女性正在做的一件工作。几乎和凯瑟琳创立“天堂联盟”同时，一群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就设立了一个民间的“纽约堕胎权基金会”（the New York Abortion Access Fund），主要向没有医疗补助的外地女性提供经济上的帮助。仅仅一年，她们已经资助了50名妇女。
       无论是“天堂联盟”还是“纽约堕胎权基金会”，志愿者和堕胎者的人数并不多，但是对于个人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珍妮弗曾经三次帮助过堕胎者。有一次，她把一个正统派犹太教妇女带回家。可是这个犹太女子饭也吃不下：“如果被我男朋友知道我堕胎，会杀了我的。”珍妮弗承认，对于志愿者和堕胎者双方，住在一起，距离这么近，都是一件挺尴尬的事情。“我努力地尊重她们，不打扰她们，可是我住在一间工作室里，她们就睡在离我10英尺远的地方，这种时候，又怎能不互相打扰呢？”
       尽管有种种的不便，堕胎者们对这些好心人的帮助充满了感激之情。拉蒂莎说：“我从没有这样的经历。她们对我真好，陌生人互相帮助。凯瑟琳的小团体让我康复得很快。”
       如今，凯瑟琳已经告别伙伴们，回到祖国加拿大攻读医学院。那样，她就能在未来加入到为妇女做堕胎手术的医生行列。也许，对她而言，这也是为了回报她10年前得到的帮助：那年，她14岁，做了堕胎手术。“我是抱着‘堕胎手术拯救了我的生命’这种念头而开始这项事业的，我将用我的一生来感谢。”凯瑟琳这样说。
       注：
       ①纽约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