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自1985年为中国读者知晓、1987年后为广大的中国读者阅读，转眼已近20年。这20年间可谓是昆德拉热读热说热卖。此热迄今余温犹在之时，因上海译文版“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首批7种）”2003年4月的发行，使昆德拉与读者又一次见面，致“昆德热”甫息又起。“热”本已有趣，“热”后而又“热”就更加有趣。这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昆德拉，你触动了我们那根“神经”？
路德维克，你也有中国兄弟！
始于1962年、成于1965年、出版于1967年的小说《玩笑》是昆德拉最早的长篇，也应该是他最重要、影响最大的长篇之一。《玩笑》在涂抹上“内部发行”与“作家参考丛书”的保护色后于1991年进入了气氛肃然的中国。这本书的主人公路德维克与小说的标题有关——身属大学生的他在给女友的明信片上玩笑式地写下了如下的话：“乐观主义是人类的鸦片！健康思想是冒傻气！托洛茨基万岁！”然后堂而皇之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要知道，这件事发生在60年代斯大林主义背景下的东欧国家捷克。这是一个充满杀机而决不可“玩笑”的时代。一个人在不可玩笑的时代不得体地开了时代一个玩笑，趾高气扬的时代怎么会轻易地放过他？于是，路德维克的命运便因这一小小的举动铸定：被批判、被开除、被发放矿区惩戒营劳教——他的一生毁掉了。一句玩笑的代价便是悲剧的一生。无独有偶，《玩笑》也有“中国版”，路德维克，你也有中国兄弟：在190期《新闻周刊》上，编者用一个版面的规模讲述了一个比路德维克年令更小、遭遇更惨的中国少年的故事：“一个80年代的高中生，仅仅因为在一张刊登党和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随手写了几字戏言，便被有关部门认为他对时势不满，故意侮辱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以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直到2000年7月，他才得以平反”（引文见2000年9月14日《南方周末》第15版蒋少虞文：《小鬼的舞蹈》）。我想，当这位蒙冤17年的中国少年读到昆德拉的小说《玩笑》、当读过《玩笑》的《新闻周刊》的编辑接到关于这位中国少年的稿件、当我们读过《玩笑》之后读到如上的报导，我们最大可能的反应是被强烈地“触动”了——昆德拉用他的笔触动了我们的“神经”：此处有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思考。我知道，我也相信，在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象路德维克式的“中国少年”遍布各地，他们的故事也小异大同。大家面对的是共同的处境、类似的体制、相仿的意识形态，因此也便有了一支同时代开“玩笑”而被时代“玩笑”的队伍。
自然，路德维克的故事并不是小说《玩笑》内容的全部，但它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冷峻也智慧的昆德拉装进了历史的记录、习俗的画卷、政治的反思、命运的哂笑、阴郁的怀疑主义和他思想的透明晶体。对我们，它有太多的亲切与酸辛、太多的提示与质询。尽管昆德拉说这只是一本“爱情小说”，是“一本讲述强奸的书，一本自身也时常遭到强奸的书”，一再申明“请不要把你们的斯大林主义来难为我了”，但有什么办法？谁让你把小说的时间设置在那动荡、紧张的20世纪60年代？谁让你把人物的故事与命运设定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东欧？而且你原捷共党员、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急先锋、苏军占领捷克后的被迫流亡者的身份又何一无“政治性”？昆德拉先生，这实在由不得你了。何况，我们——中国读者——又是具有自己的经历与体验、也正在回首历史的困惑与思考中的“主体”，因此我们也只好委屈你的确真诚的一再表白了。
雅罗米尔：布拉格街头的“红卫兵”
我发表于1996年的长篇论文《存在：昆德拉的出发与归宿》中，有一条关于雅罗米尔的注释：“这也许是解释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有意义的角度。”当写下这个句子时，雅罗米尔、中国的“红卫兵”或自以为是的青年“革命者”在我心中是三位一体的。
雅罗米尔是昆德拉另一名作《生活在别处》中的“一号人物”。他在母亲无限的温情与浪漫主义的诗歌浸泡中长大。他正在充满热情、想象也天真单纯的青春时代。他年轻的肉体与心灵都极为敏感。他相信“生活在别处”。他寻求“在别处（的）生活”。他极欲得到世界与人的“承认”。他渴望富于意义的“行动”。但非“青春时代”的昆德拉知道：青春时代的雅罗米尔是了无经验的。当无经验的青春进入人群、政治、时代和历史时，便潜在了一种可能的悲剧或危险。雅罗米尔踏上并持续着自己的旅程。为了得到“男人”的证书，他一次又一次地寻求“性”；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与意志，他对离经叛道的艺术表示尊崇；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性”，他揭发了情人的弟弟的“叛逃”阴谋，充满自豪感地走进了国家安全局的大楼。他果然受到了政治的嘉许，接受了检举“文人”中的“捣乱分子”的责任。阴鸷的历史张开了狡黠的巨网，一条带着崇高感与责任感的“鱼”兴冲冲地游了进来。他骄傲地想到：“这不是由外部的权力强加的，而是人们为自己创造、自由选择的责任，这种责任是自愿的，体现了人类的勇敢和尊严。”这是个昆德拉以为（我们想必也同意）的可怕的时刻：虚妄的激情、无经验的青春与这二者可以酣畅表现的理想场所——“革命”——遭遇了。其可怕在于：他（们）在崇高的使命感、责任感中生成着“罪恶”。坦率地说：在阅读《生活在别处》时，作为过来人的笔者眼前不时晃动着一身草绿色军装的“红卫兵”。关于“红卫兵”，“青春无悔”之说自然是依然的浑噩，而指令其“忏悔”，实在又是见木不见林的朴素的浅薄。十几岁的他们（当然是作整体观）当年不正如雅罗米尔满怀真诚且神圣的激情投身于时代的“革命”嚒？他们由衷热爱伟大的领袖和领袖的“学说”，他们可以与至亲之父母划清界限、可以与至近之同学亲友势不两立、可以身负行囊重走“万里长征路”、可以以青春之躯战天斗地不畏艰辛。他们中有不少的人甚至在（武斗中）死去时仍口诵“革命经文”。他们与雅罗米尔同样或雅罗米尔与他们同样：为历史所欺、为青春所骗、为激情所毁。雅罗米尔们在疯狂中伤害了他人，但同时更深重地伤害了自己。他们是邪恶历史手中的工具。然而，昆德拉的思考更深：“邪恶同样潜在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的身上，在你的身上，在雪莱身上，在雨果身上，在所有时代所有制度下的每个年轻人身上。”换言之，每个人都有与青春或激情年代相伴的“恶”。它在潜态中蜷伏着，如魔瓶等待着被时代或“偶然之手”打开——布拉格街头的雅罗米尔与北京街头的红卫兵，他们都共同遭遇了“革命”或“偶然之手”。智慧的昆德拉以他年轻的雅罗米尔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存在”的秘密：青春是无经验的；但无经验的青春却是有激情的；有激情的青春在心理上最具可能的维度是渴望绝对（想一想雅罗米尔对“此处”的拒绝与红卫兵的“横扫一切”）；当无经验的青春和渴望绝对的激情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比如“革命年代”）邂逅时，“恶”或“灾难”便要发生了。
用这样的思路去想历史上激进的“革命”、激进的“革命青年”、破坏欲与破坏性极强的“革命组织”以及我们既亲切又痛切的“文化大革命”，是否也有门开一隙之感？
搭车女郎：我们共同的“秘密”
“性爱”，是昆德拉小说的一大话题。扯远一点说，也是人与文学的一大话题。是人便会有性爱。有文学便会有性爱——除非有强暴的外力（如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与中国“文革”中的文化专制主义）使文学不能有性爱的表现。往日我们习惯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这其实是把性爱文饰之后的表达，因为当我们谈到“爱情”时，一般的理解当然是指发生在异性之间的爱悦，也就是说，“性爱”乃是以物质性作为基础或先决条件的，性之爱乃是其本质性的含义。
虽然性爱是文学共同也恒久的话题，但中外文学中关于这一话题的“说法”却大有差异。在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我们可以读到自然、优美的诗性故事；但在《十日谈》这样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关于性爱直露、狎玩的喜剧性场景；到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一类作家笔下，性爱的主人公和他们的故事又显得庄重高贵，几近于圣洁；至于小仲马之类浪漫派作家，性爱则充满热烈、伤感、绚丽的色彩；而独立特行的劳伦斯另树一帜，他在那里全无遮掩地写性爱、性事甚至性器，却满篇充盈崇敬而赞美的诗意。从中国小说看，也是类型各异：远有《金屏梅》之类的肉感、《
红楼梦》之类的优雅；近有《废都》之类的放纵、《黄金时代》（王小波）之类的自然等等。差异归差异，上述小说的含义却或是写性爱的美好、或是写人性的复杂、或是写命运的不测、或是写社会之黑暗。回到我们的话题：昆德拉写“性爱”与他们不同。昆德拉要探讨我们生存深处的又一个“秘密”：“性爱”的“处境”或“性爱”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他的短篇小说《搭车游戏》（1963）是一个极形象的诠释：
一对外出度假的情侣在开始旅行后，无意间进入了一场游戏——互不相识的搭车女郎与司机之间彼此调情逗趣。这位少女对于游戏过于“投入”，渐渐地，她竟由一位平时显得羞怯、腼腆的率真少女变成了一位言语放浪、举止轻狂的卖笑妇。深有意味的是，在这一渐变的过程中，她体味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快感。这快感既是心理上的，更是生理上的。而“司机”虽则不时仍依“男友”的身份观察她并觉得恶心，但姑娘的淫言浪语仍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与快感。于是，两个完全自由、放荡的肉体在施与受的快乐中达到了交合的完美。“两个陌生的躯体在床上合作得天衣无缝。这正是姑娘梦寐以求的境界……她沾沾自喜，心里甜滋滋的。在这遥远的疆域，她尝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用弗洛依德的“词”来说：以现实原则行事的自我隐退了，以快乐原则行事的原我出现了。这是寻隙而出的自由情欲的辉煌时刻。然而戏剧性的结局是：云癫雨狂之后回到现实，回到自我的身份，喜剧转变为悲剧——小伙子不能再接受他曾经爱过但已见过她“放荡”一面的恋人；少女为自己的作为充满莫名的愧悔与悲哀。他们既不能在精神上相爱如初，也不能在肉体上交欢如昨。
昆德拉在这这个当然是虚构也当然是真实的故事中向我们揭示的“性爱”的“秘密”是：性爱（情欲）的本性是自由的；它在人生存的现实处境中受到了“理性”力量的压抑，被迫进入了潜在状态，但它存在着；被压抑的性爱（情欲）是不自由的，不自由便有痛苦，因此，它要在或它会在某个适当的时机（或时刻）破门而出（我们的“过失”或“罪孽”常与之相关）；但矛盾的是，自由的性爱实现之时（如在游戏中的男女主人公）却又恰是其“现实关系（秩序）”破坏之时，而“破坏”又必招致痛苦（如小说的结尾所表现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悲剧性的事实：在“自由的性爱”与“压抑的性爱”二者之间我们两难。这是我们大家的共同“境遇”。
怀疑主义的昆德拉的结论是悲观的。孔夫子“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之叹也未见乐观到哪里去。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评价这一结论，问题在于：我们理想中的“性爱”之路，它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