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新时期起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当代外国作家中，出生捷克的旅法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算得上是个佼佼者。这位出生于年轻、多事、多变的中欧小国（现在她又已一分为二了），曾有工人、爵士乐手、大学教授的职业身份，有共产党员、捷克新浪潮电影与“布拉格之春”的影响者或参与者、苏军入侵捷克后的受害者与1975年之后的流亡者等不同文化身份的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中国掀起“昆德拉热”以来，不仅至今负有盛名，并对从普通读者到作家、批评家等各个文化层面都产生广泛影响。可以与其比肩的，大约只有美国的福克纳、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阿根廷的博尔赫斯和日本的川端康成等少数几位了。
昆德拉最早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大陆视野的？最早的译介始于何时？其实，最早有案可稽的介绍，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1977年第2期的《外国文学动态》就刊登了一篇署名“乐云”的题为《美刊介绍捷克作家伐错立克和昆德拉》的编译文章，其中对昆德拉的创作及其在欧美的影响作了简单介绍。但此文在当时显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普通读者且不说，就是在专业研究者和文学批评界也没有像样的反应。显然，1977年的中国大陆文坛和中国读者群，还刚刚开始摆脱极左政治的统治，正处于“拨乱反正”的政治转折时期，“思想解放”运动还没有展开，文学还处在挣脱狭隘政治钳制的阵痛之中，还没有为接受昆德拉准备好足够的条件。直到整整10年之后，昆德拉作品的翻译才开始正式出现在大陆文学期刊上（台湾紧随其后）。这10年间，除个别学者的大力推荐外，只在偶尔介绍捷克文学状况时顺带提及而已。这部分工作本来就少之又少，与同期对欧美文学的介绍简直不成比例，据笔者考察，只有署名“捷文”的《近20年来的捷克文学概况》（外国文学动态1981年第12期）一文中曾提及昆德拉的近况。
这里的“个别学者”，指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他在1985年第2期《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一文。文中对马尔克斯和昆德拉这两位作家都有介绍，其中就昆德拉则重点介绍了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提及《笑忘录》与《玩笑》，文章对昆德拉小说创作的主题和表现手法的等等特征，都有精彩的分析。此文到底对当时和之后的中国文坛有多大的影响，现在难以论定，后来也并不见有多少作家、理论家提及。但它在昆德拉的“中国之行”中，肯定有着重要的价值。如果我们把文章中的一些论点与1985年前后文学思潮相对照，确会发现作者透辟的眼光。仅以之后昆德拉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的过程来看，也可以印证作者对于中国文坛走向的预见性，因为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作品，首先在中国引起广泛的注意，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然，这样的文章在当时一般读者中间不会引起多大的反应，多少还是显得有点寂寥，尤其考虑到，当时中国大陆还没有昆德拉翻译作品的发表，普通读者还无法领略昆德拉的创作风采，就不足为怪了。
直到1987年，《中外文学》第4期刊登了赵长江翻译的昆德拉的短篇《搭车游戏》，才开始了对这位捷克作家作品的正式介绍。这一年，《中外文学》紧接着刊登了短篇中译《没人会笑》（第6期，赵锋译），更有作家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翻译《为了告别的聚会》（景凯旋、徐乃健译，1987年8月出版）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韩少功、韩刚译，1987年9月出版），而尤以后者在中国文坛和读者中的影响为最大。从此开始了中国的“昆德拉热”。这股热潮，在20世纪末虽然谈不上轰轰烈烈，但也没有中断，它不仅表现在对其人其作的翻译介绍和研究阐释连续不断，并且从90年代起使昆德拉作品的汉译逐渐与作家的创作进程基本取得同步。这果然以新时期以来中外文学交往的正常化为前提，但同样和昆德拉与中国文学和文化语境的特殊契合有关。
昆德拉一进入中国人的视线，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他作为一个出生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度的作家，对于政治现状的批判态度。经历了极左政治长期统治的中国读者，很容易从这种政治反思和批判中找到认同。他在政治批判上的尖锐性和超越性，同样是吸引中国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最早翻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作家韩少功，在一开始就意识到：中国读者特别需要昆德拉。因为他写的情况和中国很接近，当时捷克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莫言也同样认为：昆德拉生活在奉行极左体制的国家。他的政治讽刺小说，充满了对于极左体制的嘲讽。而且，这种嘲讽能够引发中国人的“文革”记忆，人们很容易对这些描写心领神会。当然，昆德拉的吸引力不仅在于这种批判的态度，更在其独特的批判方式。事实上，80年代中后期，尽管中国文坛的“伤痕”、“反思”文学思潮已经消退，但并不表明中国作家和读者已无意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批判，而是厌倦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那种简单化的批判方式，期待着一种更加有效的反思途径。因此，尽管昆德拉在某些欧美西方人眼里被看作是索尔仁尼琴式的政治极权主义的反对者，但他在中国的形象从一开始就不止于此。昆德拉具有索尔仁尼琴所没有的品质，他的幽默和机智以及怀疑主义的态度，他的现代叙事手法和艺术风格都与后者绝然有别。
意识到昆德拉与索尔仁尼琴以及中国当时流行的反思文学模式的不同，并不需要多少艺术分辨力。因为昆德拉的小说还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标识，那就是对于性爱的大量正面展示。他的小说始终贯穿着性爱话题，肯定昆德拉的创作显然无法绕开其中的性爱话题。但在当时，人们却很少正面涉及这一方面，禁忌似乎还在。其实，当时的中国作家中，也不乏大胆通过性爱进行社会批判和人性探索的例子。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王安忆的“三恋”、《岗上的世纪》都是80年代中期引人瞩目的探索。但是，前者的性爱不过是进行政治批判的简单工具或者直接中介，性爱在作品主题中没有独立的地位；而王安忆出于某种艺术考虑，则在直面人物的性爱时多少有意模糊了时代政治因素。这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于政治现实和人性的探索、对于生存处境的反思。
经历过“反右”和“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国读者，对于迫害与被迫害有着刻骨的体验，而昆德拉早期小说的迫害主题，无疑对中国读者具有参考意义。但在中国关于“文革”的叙事中，受害者往往以善良的面目出现，而昆德拉笔下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施暴者，比如《玩笑》中的路德维克。只要压迫还在，憎恨和报复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增长，而昆德拉笔下的波西米亚人的报复手段就是性，他们落入了欺骗与掠夺的荒诞与轮回之中。因此，对于性爱和情欲的探讨，反过来使得昆德拉的政治批判具有某种独特的力量，从而在对极权政治体制与社会的批判之外，还有更高一层的对人的批判与发现。这对同样经历过历史创痛的中国作家，也提出了更高的诘问与要求。新时期的中国小说中还没有人像昆德拉那样，直接将政治和性爱两个主题如此紧紧地结合，并且将两者同时加以形而上的提升，使之达到抽象的高度。而昆德拉在处理政治和性爱两大主题的大胆独特方式，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当代读者和作家。对于昆德拉来说，性爱与情欲是其“探讨人的本质的一个入口，是照亮人的本质的一束强光”。这种特有的主题及其叙述方式，恰好同时刺激了中国文学两根敏感的神经。后来作家陈染在谈及昆德拉的小说时，干脆称之为“政治化的性爱小说”，认为他是一个“写性的高手”，在他的笔下，一方面政治主题演绎为纯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性也避免了那种低俗和小气。触动大了，就会引来意识形态的压力，这也是一开始作家出版社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昆氏作品的原因。
当然，昆德拉德吸引力，还在于其独特的小说观念和艺术手法。他围绕“轻与重”、“肉体与灵魂”、“忠诚与背叛”、“记忆与遗忘”、“媚俗”、“玩笑”等基本词，以之为核心进行构思，加以音乐性的共时结构的采用，使得他的创作可以自由地融小说与散文与一体，将关于存在问题的哲理探讨与小说技巧随机结合。“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觉自己是在地狱里”（《玩笑》英译本序言），这是对民族命运和人类命运、人类实践历史和现实生存状态怀疑、自嘲、反思和积极的对抗。而他的讽刺、反讽等等手法，那种历尽辛酸之后的无奈、荒诞与自嘲，对习惯于怒目金刚或者涕泪交零式的中国读者来说，就显得特别新颖有力。
于是，昆德拉的创作在中国新时期文坛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也许，后来受到读者广泛青睐的“黑马作家”王小波在这一点上颇得昆德拉的神韵，我们在他的“时代系列”中多少看到昆德拉的某种影子。但这种影响往往是潜在的、无形的，你可以在某些作家的创作中感受到某种与昆德拉相通的一面，但却无法简单地归于昆德拉这一个单一的因素，但明显的是，这种小说观念、构思方式、表现手法或者文学风格，在之前的中国文学中很难看到。
作为一个出生于东欧小国的作家，能够在中国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这里的原因值得探讨，它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意识更应该分析，因为后者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学主体对于世界文学的态度，更折射出其本身的某些特征和在整体上的建构努力。
其实，昆德拉自己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向来有比较矛盾的地方，许多地方的表述也不尽统一，这也反映了他在身份认同上的内在冲突。而这种内在矛盾，既与他后来的流亡生涯有关，也与他所具有的弱小民族母语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有关。
昆德拉一方面自觉地认同于西欧文学的传统，始终认为捷克属于中欧而非东欧，因为后者是属于拜占庭文化传统下的俄国，而中欧在昆德拉看来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而甚至是西方文化的摇篮。在艺术上，昆德拉声称继承以塞万提斯、拉伯雷、狄德罗创造的，由卡夫卡、穆西尔、布洛赫和贡布洛维奇等中欧杰出作家所代表的后普鲁斯特欧洲小说传统。加上他后期加入法国国籍，并随之用法语写作。这一切似乎明显地体现出他的西方艺术的视野。难怪有捷克人对他的评价是：昆德拉先生，欧洲人！法国才子！但另一方面，他又摆脱不了捷克文化给他铸就的性格。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捷克文化渊源，“如果说，成人时代对于生活以及对于创作都是最丰富最重要的话，那么，潜意识、记忆力、语言等一切创造的基础则在很早时就形成了”（《被背叛的遗嘱》，第100页）。
作为一个捷克文化养育成熟的作家，他不得不时时考虑捷克文化在世界民族文化中的地位。早在1967年的一次捷克作家代表大会上，昆德拉就提出了一个传统的问题：我们民族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对于人类历史的作用是什么？我们民族存在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是否就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呆在家里就很安全吗?我们民族的存在真的值得我们的努力吗？我们民族的文化价值真的那么大吗？尽管其中包含了质疑，但还是表明，他对于政治、文化、艺术的探索，对于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和表述，始终无法脱离这一文化渊源。即使在他成为法国公民后的90年代，仍继续着这种思考：“各个小民族体验不到亘古以来就存在于世界并将永远存在下去的幸福感受；他们在历史的这一或那一时刻，全都等候过死神的召见；他们总是碰撞在大民族傲慢的无知之墙上，他们时时看到自身的生存遭到威胁与质疑；他们的生存确实是个问题。”（被背叛的遗嘱，第201页）昆德拉对于小民族文化的世界处境有着清醒地认识：“小国家都是很世界主义的。不妨说，他们注定得是世界主义的，因为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界狭窄的人，除身边环境之外，除小小的波兰、丹麦或捷克文学之外，对其他所知甚少，要么就必须做一个世界性的人，了解所有的文学。小国家和小语种颇为荒谬的优势之一是他们熟悉全世界的文学，而一个美国人主要了解的是美国文学，一个法国人[主要了解的]是法国文学。”（米兰·昆德拉谈话录，《对话的灵光》472-273页）在这个意义上，在某些西方读者眼里看出的昆德拉捷克民族意识和倾向，即使有所偏颇，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虽然当时的中国读者并不了解昆德拉在此问题上的困惑和思考，但事实上正是这方面的共通性，大大助长了中国昆德拉热的掀起和持续。
中国接受主体从面对昆德拉的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对于新时期文学未来发展的策略性考虑。作为最早向大陆读者推介昆德拉的举动，上述李欧梵该文的立意，本就不止于介绍昆德拉和马尔克斯两位新兴的外国作家，而带有明显的世界文学意识，以及为中国当代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设计策略，他“呼吁中国作家和读者注意南美、东欧和非洲的文学，向世界各地区的文学求取借镜，而不必唯英美文学马首是瞻”，也是一般外国文学作家和思潮在中国译介活动得以展开并产生影响的重要动力因素。马尔克斯和昆德拉在中国新时期引起的巨大影响，恰好反映了新时期中外文学思潮交汇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当时，西方现代文学思潮的大量引进，以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为主的文学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占据中国文学话语的主流地位，引起了一系列的学习模仿，但其后果是，一方面带来了本土意识形态的压力，另一方面，读者接受也体现出某种艰难性。更重要的是，在尾追西方现代派的同时，中国文学主体寻求民族文学发展的焦虑也日益暴露。诺贝尔奖日渐成为一种情结、一种“痒”，更是把这一种焦虑和压力表面化了。马尔克斯已经在1982年获奖，而昆德拉则也已经被提名，似乎预示了非西方的小民族文学同样可以“走向世界”，被世界（某种意义上是指西方）认可。李文尽管声称“得不得奖并不重要”，但他以诺贝尔奖作为推荐的一个佐证，还是挠到了中国作家和读者的痒处。事实上，1985年寻根文学的崛起正好印证了中国作家在这种焦虑下的努力。不论寻根文学与马尔克斯、福克纳、昆德拉这些外来作家是否具有确凿的因果联系，但都表明处于文化边缘状态的民族文学，在寻求世界认同的努力上具有某种共通性。
昆德拉走进中国，至今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因为种种姻缘，他与中国的关系是持久的、多层面的、立体的。它反映在普通读者的长期不断的阅读和关注的热情，也表现为学术界不断跟踪的介绍和阐释，更进一步体现为创作与批评的模仿、接受和呼应。他还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中国思想领域，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份和责任的思考中，也有昆德拉创作及其思想的参与。昆德拉的政治批判和反思，对于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思考也具有宝贵的价值，对中国而言，昆德拉的视角带有超越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反思的性质，为我们提供了在苏联、西方和国内的同类反思之外的一个特有的角度。因此可以说，昆德拉在中国的旅行和影响，体现在中外文学乃至文化关系的各个层次上。
而近来上海译文出版社重新集中推出昆德拉作品的中译，其中还包括许多新译作品，又在原文（或者外文译本）版本的选择、译者的组成和翻译过程中对原作者意图的尊重等方面，都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并纠正了之前许多译本中出现的许多错误，似乎预示了中国新一轮“昆德拉热”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