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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我有大半时间消磨在上海，早已惯了她的声色。但上海给我的记忆，那种古旧的，带一丝儿潮气的老照片的味道却历久弥新，就像童年时住的老弄堂、亭子间、吱吱呀呀的木门，逼逼仄仄的楼梯，细密的竹帘和望出去一个接一个屋顶和天窗的风景。这种味道，在我数年前重访上海时，已消逝无踪……但我仍能时不时地寻回它，往往是一瞬间在熟悉的地方泛起熟悉的涟漪，穿梭于时光，陡然停驻在十多年前的一个清晨、午后或傍晚。
       当我的手指游鱼般逐一滑过纸页，在恍惚迷离的水草后面找到那篇《“十里洋场”的开端》，那种感觉又回来了。虽然距离我能够回忆的那个年代更为久远，却也只不过物是人非而已。每每从四川北路一脚拐进多伦路，就像看到一帧大幅彩照褪色成黑白，时光的落差常常会在我心里敲出一片茫然——在彼时彼地的上海究竟生活着怎样的人和物？读到《浮华的上海滩》时，那片空茫就多少被填补了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拼接成迥异于教科书的历史，湮灭了租界和洋场的最初意义，透出纸背的是活生生的气息和与时间的默契。正如此文末句所说的："他们沉湎于美好的生活，记住最好的事物，并享受着把这些告诉我的乐趣。"
       柏栎
       《译文》是一本有趣的杂志。大美人苏菲·玛索，红歌星陈慧琳，万人迷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等一长串炙手可热的明星，都上过它的封面，匆匆一瞥，人们不免将其归入时尚类的杂志；可细细读来，却惊觉原来这是一本品位高雅的文艺类杂志。
       如果说封面的平民化是编者为吸引读者、扩大受众面的无奈之举，那么《译文》在涉猎面上的扩充、形式上的丰富则是其培养、锁定高素质读者群的积极尝试。总的说来，它有两点可贵之处：
       首先，它时效性强、内容新颖。
       由于各种限制，国内的读者往往难以及时接触到当代外国作家的作品，而《译文》的面世缓解了这个问题。通过刊载各种体裁的翻译作品（比如：伍迪。艾伦的《黑社会的罪行》，伊丽莎白·伯格的《洞开心门》等），以及有关的背景资料，《译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当代世界作家、作品、文坛动向乃至社会心理开辟了新的渠道。
       其次，它选材精到、不拘一格。
       一些作品篇幅不大却寓意深刻，比如：大江健三郎的《就为了个破电瓶》触发人们对世界的思考。另一些作品则大胆地加入了一些非主流的元素，使人耳目一新，比如《保守男士穿保守女装》，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特殊癖好，直接冲击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冲着封面购买《译文》的读者并不一定关心与明星勉强沾边的文章，更难以耐下性子看与明星根本沾不上边的随笔、评论之类。而真正欣赏《译文》的读者，大概也不会在乎封面上的明星有多酷吧。
       另外，《译文》多以转述国外的文章、作品为主，较少见国内读者的反馈信息。而我个人以为，人们对于文本的解读往往比文本本身更有意思。衷心期待着《译文》记录更多来自我们自己的声音！
       孙妍
       《译文》编辑先生：
       看了近几期的《译文》，我认为贵杂志的栏目设置比较合理。既有短篇，又有长篇；既有作品，又有评论；既有随笔，又有对某一外国作家的集中介绍。我倾向于保留长篇，每期一次登完。另外我还有两点建议：一是贵刊是纯文学刊物，但对于其它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优秀科普文章也不妨选登一二。文章只要写得好，就可以作为文学作品。这点贵刊已经在做了，登出的作品中有些就是历史﹑传记﹑艺术方面的文字。以后在学科的广度上还望拓展。二是贵刊仍要大力提高译文的质量。作为翻译类的专业杂志，对译笔要坚持高标准。有些文章挺有趣，但译笔略显平淡粗糙。低水平的译笔会使原文的质量打折扣，达不到贵刊向读者介绍该作品的目的。反之，有时即使原文很有意义却文采欠佳，经过高水平译者的再创造，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让读者得到美好的享受。
       王时芬
       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