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留情面地审视伟人，又认定丘吉尔仍不愧是伟人。
在1940年那个决定国家命运的春末初夏时节，英国老百姓围在无线电旁，聆听他们的新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那富有挑战性的慷慨激昂的演说。5月13日，丘吉尔刚从羸弱胆怯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手中接管了政权这副烂摊子，就向充满“鲜血、艰辛、泪水和汗水”的国家做出了承诺。6月4日，溃败的英军从敦刻尔克(Dunkirk)撤退后，他立下誓言，“我们将沿海岸线战斗到底。”6月18日，他又宣称，倘若大英帝国延续一千年，这场战役仍将作为“最辉煌的时刻”永存人间。随后的几个月里，英国单打独斗地向希特勒主义硕大的征服欲进行了抗争，尽管空中力量远不及对方，但是数量不多的英勇飞行员抑制了德国空军的进攻。这场惨烈的战役，抵挡了纳粹企图向岛内要塞扩展的计划。“英伦战役”成为一场伟大的全球战争（我们现在称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转折点。
上述章节我们在英美报纸杂志上不难读到。黑尔海德地区的英国自由党政治家詹金斯爵士（Lord Jenkins）新近出版的评论丘吉尔的《传记》中亦有对上述内容的描写。但人们可能会注意到，这幅熟悉的图画已被重新做了一些调整。
* 那三场关键性的广播演讲不是丘吉尔本人发表的，而是一名受雇的演员在模仿他。诺曼·谢利(Norman Shelley)，曾在BBC儿童节目中扮演威尼熊(Winnie-the-Pooh)。为了历史，他模仿丘吉尔的发声，蒙骗了数以百万的听众。也许是因为丘吉尔饮酒过量而无法亲自演讲的缘故。
* 若不是得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印度的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英国根本就是在孤军奋战，而欧洲大陆的其他力量按兵不动。1940年10月，希腊人还在欧洲大陆进行着抵抗，给了墨索里尼（Mussolini）沉重的军事打击。再说,美国的态度，不管表面上如何中立，但是在这场英德生死大战中，决不会再保持中立。
* 同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的空中力量相比，皇家空军无论人员或装备都不弱，有时甚至更胜一筹。英国飞行员主要在本国领空上作战，如果跳伞后可以马上投入战斗。皇家空军有雷达的优势。更大的优势是，它能破译纳粹的密码。皇家海军也占有绝对优势，纳粹的水面舰船只要一出港口，就会被雷达探测到，并遭到重创。
* 制定入侵英国计划的德国高层领导，始终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正是元首本人，做出了许多延期行动的决定，而最终摒弃行动念头的人也正是他自己。
对日益增多、连篇累牍的修正主义文学作过一番仔细阅读后，可以找到更多在那些半官方或神圣化的叙述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实际上不可能确凿可信或者可以相信的事例。英国海军最先向哪个国家开火？（是向停泊在北非港口的一支非机动的法国船队，数以百计的法国人丧生）哪一支空军首先向平民投弹？发生在哪国的首都？（皇家空军袭击了柏林市郊）哪一个好战的国家首先践踏了欧洲非参战国家的中立地位？（是英国人，他们军事占领了挪威）但是这些细节，就像那些圣洁的绘画作品上的肚脐与生殖器，被遮羞叶掩盖了，若是在一幅尺寸更宽的画面上，就无法被全部遮蔽，但也不允许任何亵渎行为来玷污它的神圣。在1940年，是谁向英国百姓发表了如下演讲呢？
“我们是一个坚强、团结的民族，宁愿战斗到死，也不愿接受纳粹的统治……如果敌人胆敢侵犯我们的国家，我们将和他们在空中和海上展开战斗；我们将用尽所有的武器，和他们在海岸上战斗。他们也许不时会寻找一些突破：如果是这样，我们将在每条道上，在每座村庄、每幢房子里与他们战斗，直至决出生死。”
发表演讲的正是内维尔·张伯伦本人（虽说他的嗓音十分细弱）。整个英伦战役中，皇家空军损失了多少？总共是443名飞行员，这是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对事件冷静细致的再回忆中所援引的官方消息。
我从小在崇拜温斯顿·丘吉尔的气氛中长大。我的父亲，一名皇家海军指挥官，曾在皇家巡洋舰“牙买加”号上服役。1943年12月26日，牙买加号向纳粹战舰“夏恩豪斯特”号发出了致命打击。这次行动比我一生中哪天做过的工作都更扎实。随着五六十年代后大英帝国日趋衰亡，四十年代那荷马史诗般的辉煌，立刻给许多失落的人带来了安慰，也肯定了英国依然对全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即使在那一时期，有时也很难在某种程度上对丘吉尔做出全面评价。一种可供选择的登录账目的办法已被采用，所以有关他的重要事迹（加利波利半岛
①战役，历经磨难重回“金本位”；他针对工人运动采取统治阶级的暗杀活动；他对印度顽固地推行帝国主义；他战前同情法西斯主义）会大量空缺，只被记载于独立的专栏文章中，被完全排除在《英勇的岁月》一书之外。不过，甚至他的许多失败、惨败和耻辱，都能以一种超自然的方式，让他的形象高大起来。由于1946年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他成功地以冷战的形式与美国建立了英美“特殊关系”，他那幽灵似的巨大身躯，似乎是英国继续处于第二超级大国地位的保证，或最起码是第一超级大国首选的第二超级大国的保证。
七十年代初，我在伦敦的《新政治家周刊》工作，离国立档案馆很近。那时，丘吉尔战时文件首次披露。这些文件包括丘吉尔首相（据官方文件上的称呼）和斯大林讨论战后的东欧未来的内容。众所周知，在一只信封背面，丘吉尔曾向斯大林提议由英国来控制希腊的百分之九十地区，作为交换，在巴尔干半岛的相等的范围内，由苏联实施共产主义化。他是否也曾有意识地将波兰纳入了斯大林的“影响范围”，这一点尚不清楚。这件事既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因为正是为了捍卫波兰，英国在1943年的9月向希特勒正式宣战。A.J.P.泰勒（A.J.P.Taylor）提醒我去研究那些文件，有关当局却对我说，英苏关于战时波兰的政策讨论内容已无从查考。这种事经常发生在查实《官方机密条例》的过程中，实在让人无法容忍。最近，波兰又开始像个演员似的，在欧洲的政治策略中为自己造声势。泰勒对我说过重要档案“丢失”一事，他说，“一旦他们说这很重要，就会发生丢失的事”。我想把给《新政治家周刊》写的那篇文章干脆取名为《丘吉尔—斯大林协定》，但很快意识到，这会使我看上去像个缺乏涵养的人。没有什么丘吉尔—斯大林协定。也根本不可能有。这三个关键字不能放在一起。“英勇的，临时凑成的实用主义”——这题目还行。“自甘堕落而愤世嫉俗的领导艺术？”这题目还需要斟酌。
和美国的丘吉尔信徒相比，英国的丘吉尔信徒更温和、更有头脑。我想有哪一所英国学校会拙劣到去仿效马里兰州波托麦克市郊上等人地区的温斯顿·丘吉尔中学，这所学校出版了一本名为《最辉煌的时刻》的年鉴。9·11事件带来的后果只是对一连串的修辞说法做了强调，那些习惯政治术语的学生们对此早已见惯不怪了。刚开始轰炸阿富汗的时候，布什总统就曾这样宣布，“我们决不动摇，决不懈怠，决不退缩，决不失败。”而丘吉尔是这样说的，“我们决不会失败，或者退缩；也决不会软弱，或者懈怠。”不过那是六十年前的事了，不知什么道理，他说得更悦耳。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他那个崇拜丘吉尔的前任卡斯珀·温伯格（Casper Weinberger）相比，丝毫不显得逊色。他在9月12日向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宣布：“在国家的危急关头，温斯顿·丘吉尔谈到了他们最辉煌的时刻。昨天，美国和人类的自由事业也遭到了攻击。”就在一周前，为了支持导弹防御计划，拉姆斯菲尔德在对参议员委员会所做的定期演讲中这么说：“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我不希望看到有一天为了维护正义的力量（the forces of right）却剥夺了正义诉诸武力的权利（the right of forces）。’”9月25日，当被问及是否允许国防部在战争期间瞒骗新闻界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这让人联想起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有时候真理珍贵无比，非要有谎言做它的贴身保镖。”鲁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市长，后来被描述成美国的丘吉尔，在纽约遭到9·11袭击后以后宣称最近在读一本关于战时丘吉尔担任英国首相事迹的书，“在处理此类事件上，再没有什么能比温斯顿·丘吉尔的讲演和思考带给人更多的灵感了。”为此，他赢得了一片喝彩。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不久，便在局势研究室悬挂了丘吉尔的肖像；老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期间允许杰克·肯普（Jack Kemp）把他同丘吉尔相比；小布什总统让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为他配一座丘吉尔的半身铜像，如今摆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显要位置。倾心传奇的比尔·克林顿，只能哀叹自己在任期间并没发生什么可以让自己同丘吉尔相比拟的事情，我们其他人却可以这么希望，假使美国打算有所作为，那么它（或者它高薪供养的讲演稿写作班）得拿出自己的鼓动口号。
这句介于庄严和媚俗的流行口号，得到了美国史学家和评论家理智上的认可。就在9·11发生的前几周，一些很老套的努力得到了回报，终于在《纽约时报》头版上登出了一个版面，并附了一篇编者按。由于连续二次心脏病发作，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将无法完成他写的丘吉尔生平三部曲了。这个三部曲统称为《最后的雄狮》（The Last Lion），已经完成了两部：《光荣的梦想》以及《单枪匹马》。要是这些名字还不够传神，你也可以仿效《纽约时报》在编者按中所做的那样，从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书中援引结尾的词句：“现在，在1940年那个令人绝望的春天，他终于将权利的缰绳紧紧握在自己手中，他决心带领大不列颠和她那分崩离析的帝国，投入一场他们始终认为非常值得的、最后的伟大斗争，不仅用武器，还要用荣誉的感召力，把全民族武装起来；让每个英国人在死亡的肋骨下，培育出一个新的灵魂。”
像这样将隐喻史诗一般地混合使用，在人类传记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而且，《纽约时报》把第三部的缺乏看成是一个文化事件，值得虔诚地大书特书，并加上一篇不同凡响的编者按。这篇没有署名的编者按，把那本未完成的著作说成是“丘吉尔似乎被‘挂’了起来，在一张硕大的弓中间摆着姿势，结果我们都知道，但是细节，我们宁可从曼彻斯特的文字再次品味。”或者换一种说法，对一种熟悉而有用的道德寓言的强调，永远不会显得过分。就在前不久，至少出版了两本受普遍欢迎的书籍：杰弗里·贝斯特（Geoffrey Best）的《丘吉尔：伟大研究》和约翰·卢卡克斯(John Lukacs)《1940年5月份的伦敦五日》，使这个难以攻破的神话更牢不可破了。这些连同詹金斯爵士的大部头著作，只是将丘吉尔亲自启动的那个程序延续了下去，当时他收齐了任期中的所有文件，撰写他自己的关于历史事件的那个版本。在许多亲切、自我贬损的场合里，他曾说过通过亲自书写历史，他可以像一个历史人物那样出现。他早期的研究助手兼撰稿人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和F. W. 迪金（F.W.Deakin）也相互证实，历史学家的专业主流被征用了。但稍一思忖，人们或许会认为“征用”这个字不公平。已故的 J. H. 普伦姆爵士（J.H.Plumb）说过，“历史学家丘吉尔，在二战编年史的每个核心部分留下了谎言，而且这些谎言将永远留在那里。”七年后，即1976年，唐纳德·卡美隆·怀特（Donald Cameron Watt）未加渲染地评论道：“对美国大多数历史专业而言，1939年以前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对英国政策的观点几乎是不必验证的。”所以把某些作者不看作征用者，而看作自愿者，也就不是对他们的侮辱了。
曼彻斯特将自己的三部曲，谦虚地比作那本得到广泛承认、官方钦定的八卷本丘吉尔传记珍藏本的浓缩版（或大号铅字印刷体版），后者是由丘吉尔专家、历史学家中的老前辈马丁·吉尔伯特爵士撰写的。有别于那些严肃、谨慎、隐约闪现出柏拉图笔调的著作，曼彻斯特那部未完成的作品贯穿着一种感伤的、超越历史的卡米洛特
②式风格。名望再一次决定了行为，而不是行为决定名望。曼彻斯特用一种不寻常的姿态将丘吉尔的战时讲演变成无韵诗，对字行和诗句作了精心修饰，使得原先的言下之意变得格外清晰可见，又对丘吉尔表示赞扬，那种赞扬也许正是丘吉尔最为看重、最希望得到的。别忘了他曾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管怎么说，在英语国家里，他那宝石一般的词句与流丽词藻已经家喻户晓，赢得了名望。这些段落或诗句具有特殊、强有力的能力，在艰难年代里当它们显得贴切、深刻，或者很有裨益的时候，都会在我们脑海中盘旋。首先，他们和坚忍、忠实以及斯多葛哲学联系在一起，搀杂着少许美妙的幽默。实际上这一类型的不朽很少会降临到凡人身上。如果其目的只是为了奉承那些趣味低级的读者，后者倒也不会在意这些小小的夸张。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以无畏的立场在论述通识的一篇文章内写道：“1940年的夏天，丘吉尔向他们发表了这番演讲之后，他们便有了一种新认识，把他们对自身威力的期许，对全世界的钦佩，都集中在人类历史上这个英雄形象上了；这之前或者以后，谁也没能达到这种境界。”此言不差。在为内维尔·张伯伦的离任作告别演讲的时候，丘吉尔气派地称他为：“我们伟大事业中的一匹驮马。”在接受这份赞扬的同时，张伯伦指出这个句子是《理查三世》里的台词，不像丘吉尔断言的，出自《亨利六世》。不过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并不在于正确地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而是要掌握莎士比亚的风格。鲜血，艰辛，泪水，汗水……和一些自负的民粹主义。
1944年，正当《最辉煌的时刻》红极一时的时候，劳伦斯·奥立佛（Laurence Olivier）执导了爱国电影《亨利五世》，并担任主演。这部影片当初（甚至现在）都在为服从高层命令做着下意识的宣传。莎士比亚，圣·乔治和万能的主，都被糅合在一起，共同用来反对咄咄逼人的大陆势力。一些对同时代高卢人感受性的敬意，导致了对撒利族法律和法国王位之间原有争论的轻视，阿金库尔战役那幕戏里牵涉到残酷屠杀亨利王子所有臣民和俘虏那一部分，被仔细地剪接过了。事实上，如今谁会在乎亨利那机会主义式的宣言的真实动机呢？谁会在乎交战双方堆积如山的尸体呢？谁会在乎他的大陆计划最终化为泡影呢？在阿金库尔战役中英国和对方的兵力是一比五（“我们是少数，快乐的少数”）；亨利两次拒绝投降时使用的那些华丽辞藻；那种光荣而诱人的想法“牺牲和受伤会让人羡慕”；“如今正卧床不起的，英国绅士们/准觉得自己没上前线遭到别人的唾骂”；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他所处的时代，丘吉尔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双方都是既“温和”又“强硬”。他那不稳定、反复无常的性格，使他免于承担大部分道义和政治上的责任。虽说他的名望和谈吐对保守派而言都相当有用，却受到了立场坚定的英国右翼历史学家的不断攻击。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历史学家显然对大英帝国丧失了霸主地位感到极大的不满，所以，这必须算是一个小小的历史性讽刺。然而，由于丘吉尔一生都在扮演使美国频频卷入欧洲战事的角色，一些美国人的圈子始终对丘吉尔持怀疑态度。在所有这一切之下，是一个更具功利性的批评，那就是单纯质疑二战是否能够或者应当（因其代价惨重）避免。
前面我用过“亵渎”这个字眼，并知道还会用上它。有关这场仗是否值得打的争议，显然是我们文化中最固定、最明白无误的重要问题。涉及到德累斯顿的消失，长崎的焚毁，以及明智的无条件投降，偶尔也可能会有退缩的想法。但纽伦堡大审判提供的证据，具有将一切疑虑一扫而光的反思性效果。甚至一些反对丘吉尔的保守党分子（或别的什么分子，也包括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随时可以提出的争议，比如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冷酷无情的勾结啦，也因为苏维埃政府的最终解体，而显得不合时宜。最后，对大英帝国的留恋，无论是在本土或是在它以前的殖民地，都不如因为丧失了主权而引发的怨恨和遗憾来得强烈。
丘吉尔和他的右派批评家，从约翰·查姆雷（John Charmley）到戴维·欧文(David Irving)，有着相同之处。他们团结在二个主张周围，共产主义要反对，英帝国主义要崛起。在其政治生涯的前一、二十年中，丘吉尔很乐意被当作是一个极端主义者，或一个狂热分子，或二者皆可。1918年，他策划组织过一次野蛮的、中途夭折的入侵，意图推翻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随后至少发表过一篇谴责犹太人帮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以后过了好些年，他还曾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与其是说作为一个反对闪族者，不如说是作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者），赞同墨索里尼、佛朗哥，甚至希特勒的观点。他对待印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他用种族主义者的语言来反对向印度的独立运动做最小的让步，是引起普遍不信任的主要原因，在三十年代阻碍了他的发展，并在那十年中被保守党内阁排斥在外。因而，我们碰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我们自问，他怎么会去信奉这样一个既超越又排斥了最基本义务的事业呢？
《圣徒传》作者和受雇撰写谩骂文章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默契。威廉·曼彻斯特和戴维·欧文非常强调三十年代中期丘吉尔失势时的情形。所谓的国民政府的那些代表多数人意见的政纲对他既丧失了吸引力，也失却了必要性。他一般被恰当地看作是一个早期政策的制订者，这些引起灾难的政策对联合和妥协都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一个倾向于哗众取宠和军国主义决策的人，他进一步地失去了别人的信任。在丘吉尔六十出头的时候，他也处在了破产的边缘。真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代，丘吉尔（如此狂妄自大，如此苍老，如此不敬神……）比亨利王子更像福斯塔夫
③。结论很直截了当，那就是最后的雄狮需要得到最后的权威性欢呼，让他充分施展出才华和精力。欧文的作品对这种结论予以鼓励，曼彻斯特的作品也不例外。
面对着敌方使者的警告：如果将败兵残将和可怜的力量投入战斗，他就将面临毁灭，亨利五世好斗地反唇相讥，却没有过多地虚张声势：“我们不会刻意追求战斗，我们也不会去逃避它。”这很像三十年代后期丘吉尔在那场反对鲍德温和张伯伦政府运动中所下的赌博。他谴责他们在还没做好充分军事准备的时候，就敦促他们冒险投入战斗。最终的胜利消弭了双方的分歧，就像那场阿金库尔战役一样。但是，这种政治性的铺垫早在1934年就被丘吉尔机智地领会了。专门撰写反动新闻的罗瑟米尔男爵（baron Rothermere），是个狂热的亲纳粹分子和前帝国的追随者，他说，“他要求我们武装得十分强大，与此同时又胆怯地趋炎附势。”他同样尖锐地补充道，左派却要求英国“放弃武装，竭尽骂人之能事”。这个新时代的中心矛盾从来没有得到过更好的诠释。我们习惯于忘记许多反对丘吉尔的保守党人总是忙于重整军备的事实，却把丘吉尔不断为重整军备擂鼓呐喊看作粗俗不堪、杞人忧天（有时的确是这样）。
历史学家戴维·达顿（David Dutton）致力于恢复张伯伦的名誉，主张把丘吉尔最终写成一个可亲的普通人。这样一来他却淡化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当时的保守党政权都属于亲纳粹的一派。
作为三十年代独裁者们的坚毅的、不动摇的对手的这一形象，是丘吉尔向内维尔·张伯伦发起攻击的基础，但在更仔细的审视之下，这一形象开始瓦解。他对专制政权的侵略行径的抨击不同于对希特勒德国的斥责，动静不大。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里时，丘吉尔宣称，多数人都不愿为了保卫当时的中国政府而同意出兵打仗或“给予任何特别的援助”。同样，他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中留下的确凿无疑的失败纪录，使他明显地处在张伯伦和国民政府之外的一个不同的阵营中。丘吉尔也没有急于去公开谴责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议。直到1937年，他似乎还愿意尽可能给希特勒一些好处。他认为历史上充斥着这类例子，有的人通过“邪恶甚至可怕的手段”掌了权，后来却成了伟大人物，这种例子使“人类的传奇故事”得到丰富，他提出了这种可能性：“希特勒也许就是这种人”……1938年以前，他对政府的政策做出最意味深长的率直批评，指出政府没能执行鲍德温提出的要和德国保持空中均势的政策。不管怎么样，政府已承认了这方面的失误，并开始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
以一般常识而论，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大家可能马上会联想到林肯在废除奴隶制一事上表现过的犹豫和回避，还有他为了避免战争所做的长期而曲折的努力，他主张联盟的存在高于其他的原则问题。但当渲染过度的“奴隶的权力”引起了冲突，林肯已无退路可走。所有的废奴主义团体，尽管他们很狂热，他也只能与他们为伍了；无论多无情、多暴力的极端手段，他也只能采用。他那振奋人心、维护统一的措辞的天赋（确切地说是本能）使他凌驾于那些鼓吹肮脏战争的措辞之上。丘吉尔（在他的著作中其实已背叛了对联邦的同情）让我想起那种政客——能不假思索地使用“命运”和“万能的主”这类字眼。一个黑格尔学派的人物，能全身心地投入他认为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在他的众多矛盾中，他容忍了大多数。
“绥靖”这个字眼，模糊了这种意识的某些层面。这是保守党为了掩盖同法西斯主义的合作,亲自挑选的一种意义模糊的术语，他们公然希望希特勒的野心可以被引到东方去反对斯大林。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英国皇家空军在高加索帮助了德国国防军——稍有不同的一个命令就能引发许多事件——我那粗暴保守的皇家海军父亲，发现自己艰难地执行着丘吉尔的“通过苏联的摩尔曼斯克（Murmanska）向斯大林开火”的命令。在被他们忽视的《我们的时代：张伯伦和希特勒的勾结》一书中，克莱门特·莱博维茨（Clement Leibovitz）和阿尔文·芬克尔（Alvin Finkel）举出大量文件为例，指出甚至在1939年9月宣战以后，在英国的上层人士中间对纳粹党的同情仍占压倒多数。说英国的右翼党派犹豫不定、采取不抵抗主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开始就这么想很荒唐；其实是因为他们以为通过和柏林建立战略联盟就能拯救大英帝国。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证明：英国的殖民地官员和海军官员对英国在地中海的优势历来就非常珍视，这种优势可以从直布罗陀海峡一直延伸到加勒比海岸。墨索里尼从海上向这种霸权进行了挑战，这种挑战由于佛朗哥进军西班牙而被大大加强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访问共和国港口的英国船只其实是被意大利飞机和潜水艇击沉的，然而保守党议员对佛朗哥的欢呼始终不绝于耳。很显然，这些人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未来的同盟，而不是未来的敌人。
所以，达顿教授对丘吉尔毫不客气。他只是部分承认对上面提到过的来自德国的威胁做过小小的让步，这种威胁无论从质量或数量上都不同于来自意大利或西班牙甚或——丘吉尔预知的最大失败——日本所造成的威胁。他不相信丘吉尔会摒弃以前对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还会放弃对绥靖政策的主张，更不相信他自我表白时说的那些声言厉色、令人难忘的话语。实际上，为了重新建立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为了不给共和制的西班牙任何同情，才促使他放弃了对佛朗哥的长期支持。他一旦转变就再不回头。驻巴黎的英国大使没有刻意反对丘吉尔在非官方的停留巴黎时时邀请里昂·布鲁姆（Leon Blum）（左翼人民阵线的领袖，也是丘吉尔在查特维尔的乡间别墅的座上客）共进晚餐。但当丘吉尔请他介绍一些法共人士做客时，他坚决地抵制了。在给一个同事的信中，丘吉尔曾把“焦点”组织（三十年代后期的一个由政客、报人和社团组成的松散组织，非正式地协调反绥靖政策的信息和活动）形容成一个寻求支持，尤其寻求“左翼支持”的联合体。
要夸大这和他以前表现之间的差异非常困难，所以，编年史者竭力强调丘吉尔无与伦比的个性魅力，而对他赤裸裸的野心成分却尽量忽略，甚至不予承认，这种现象确实相当奇怪。丘吉尔知道他只有一个机会成为焦点人物，为达到目的，他非常愿意修正或放弃他以前的一切忠诚。 举一个例子就够了，丘吉尔曾轻率地站到爱德华八世和辛普森太太一边，来反对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在这个过程中，他让自己成了十足的傻瓜，竟去破坏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反纳粹力量。（连洛德·詹金斯都礼貌地认为在关键时刻他一定又不可救药地烂醉如泥了。）但没过多久，他抛弃了所有关于做“一名国王子民”的浪漫的、野心勃勃的无稽之谈，开始反对荒唐的前任君主，就好像丘吉尔，是亨利王子和国王那失宠的小丑。重读这份档案，再看看为新的消息来源所设立的成倍的基金，我们觉得在回顾机会主义者中的一个跳马王子的生涯。
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一下戴维·欧文（David Irving）这个邪恶人物。如果马丁·吉尔伯特爵士的著作是消息的来源，引领着正统观念的货车继续前进，装载着创建忠诚主义大厦的砖块，那么，欧文设计的三部曲《丘吉尔的战争》就是埋在这消息来源四周的尚未爆炸的炸药。此书已经出版了二卷，追忆1943年开始的那段历史：库尔斯克战役和随后马上发生的入侵西西里。第一卷在1987年出版，得到了少许赞扬，欧文便减少印数，亲自参加书籍的发行工作，个中原因到今天才真相大白。他在公众面前是个范围狭窄的讲演者，他的实际职业身兼自由撰稿人、档案保管员和历史学家三重身份。欧文身上有一个污点，任何严谨的人都不会受到这一方面的怀疑：他同情纳粹事业。这个污点，是由于他以诽谤罪起诉燔祭专家德博拉·利普斯达特（Deborah Lipstadt）的诉讼案失败造成的。
阅读他的前二卷丘吉尔专论，明眼人立刻感觉到欧文乐于，或者说喜欢把他的名望写得可望而不可及。每当他提及纳粹的背叛者、反抗者或反希特勒的阴谋家，他管他们叫“叛徒”。他不断把丘吉尔描述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各种各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事业的先锋。他对杂种的美国有种不加掩饰的轻蔑，对罗斯福计划窃取大英帝国美好江山的阴谋更是嗤之以鼻。但在文本中，欧文常常把丘吉尔称为“温斯顿”。那些研究欧文的人都知道，他喜欢把油滑和进取心混在一起，在第一卷的当中部分，他描述了那种针锋相对的攻击场面，他指出，希特勒首先是受到了丘吉尔的诱使，于1940年9月轰炸了伦敦，他把论点概括如下：
第一次攻击造成306名伦敦市民的死亡。这是大屠杀前遭到的第一次惨败。现在丘吉尔和波特尔（Portal）不需要再为他们那个提议辩护——提议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最终会使德国的一百万民众，和千百万法国人、波兰人、捷克人以及其他人一样，都在联盟的战略轰炸下丧生。
“燔祭”（Holocaust）的字面含义是被大火吞没，所以技术上允许使用这个字，但你们应该懂我的意思。欧文具有强烈的暗讽能力，最成功的一次应用就是，他反复提到丘吉尔利用他预见到德国会空袭，这显然是一次哗众取宠的表演。在某些夜晚，当他知道戈林的轰炸机在飞往考文垂（Covertry）的中途会经过伦敦上空，他总会很引人注目地站在空军部的楼顶上，或在唐宁街的花园里散步，用他的勇气、胆识和镇定来激励他的部下和助手。有些夜晚，当他从“伊尼格马”谍报组织（Enigma）得到秘密消息，伦敦会遭到空袭，他总是匆忙转移到某个富有朋友的乡间住所。这种细节的堆砌破坏了传奇性，读者的脑海中对他任期中许多更严重的缺点有了更新的看法。这种陈述印成文字已有十五年之久，我从未听伟人的捍卫者亲口说起过，更别提反驳了。
欧文对丘吉尔那么打心眼里瞧不起，就连以后的修正主义史学家都要把他封杀。克莱夫·庞廷（Clive Ponting）1991年出版的专著《1940年：神话和现实》，除了在书目提要中提过欧文，就没承认欧文的存在。约翰·查姆雷关于丘吉尔的处女作《丘吉尔荣耀不再》（1993年出版）和他1995年问世的第二部书《丘吉尔大联盟》，只在书或索引中简略提到戴维·欧文的名字。但能在这些书里找到明显的证据，说明查姆雷和詹金斯都认真地读过欧文的书，利用他充实自己的内容，表面上却又看不出是受了他的影响。
我认为没读过欧文作品的人谁都没资格参与对丘吉尔的讨论。要是去掉了判断力的遮掩，也去掉了厚如天鹅绒窗帘、在1945年后落下的那层面纱的约束，人们就能读到当时丘吉尔的同事和随从们到底上对他有什么看法。那些大使、私人秘书、将军、空军司令常常想的是，他是个政治煽动家，一个口没遮拦的人，一个不称职的人，一个酒徒。其中有些话是妒忌他的下属说的，有些是战前同情法西斯的军人说的。例如汉基爵士（Lord Hankey），一位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公务员，当时他的工作就是协调英国的秘密组织，曾在1941年5月写道：
丘吉尔具有伟大的领袖天赋，他能使他的特殊才能凌驾于人民、议会、他的内阁成员，甚至他自己之上。但他不是他自己认为的那种战争大师。直至今日，他从未完成任何军事计划。不管他们作过什么样的辩解，安特卫普，加里玻里和上次大战末期帮助白俄的长途探险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在这两次战争中，在军事上他可怕地判断错误，例如，1925年阻止建造新舰船……错误地低估了法国军事人才和法国的军事手段……正是他，迫使我们卷入挪威战争，失败；又卷入希腊战争，再次失败；接着又卷入克里特岛战争，也正在节节败退。
所有这一切和别的许多事，都是真的。正当克里特岛的灾难明朗化的时候，丘吉尔还不知道怎样阻止又一条灾难新闻的发生，在一架非正式的美国侦察机的帮助下，北海发现了纳粹旗舰比斯马克号（Bismarck）。它遭到一枚草率扔下的鱼雷的攻击，被打沉了。又打了胜仗。假如丘吉尔是个黑格尔式的人物，假如黑格尔将拿破仑形容成“马背上的历史”，那么，丘吉尔就是拿破仑有关统帅才能的座右铭“他很幸运”的最好榜样。挪威的惨败——由他一手造成的——却在议会中给他拉到信任票，最终导致了张伯伦的罢免。在法国的败仗，动摇了丘吉尔对马其诺防线以及马其诺智慧的迷信，促使他展开一场全国范围的“联合”运动，堵住了批评家的嘴巴，又使他的对手保持了中立。大英帝国突然担起的惊人国债和贫困，给了他回旋余地，让他成为与罗斯福谈判的唯一调停人。罗斯福有条件地同意为他提供资金和军火。几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丘吉尔都赢得了虽败犹荣的奖章。
有时情况也不尽然，它们已从现有档案中销毁了。丘吉尔不但对日本的野心完全缺乏远见(或一般的警惕性)，而且在他当首相的早期岁月中，命令关闭缅甸公路。这是一条中国国民政府接收抵抗物资的供给线。这显然是屈从于裕仁天皇的要求，是一个可鄙的、由“绥靖政策”产生的行动。有趣的是，反对这种行动的不是别人，正是现在遭人唾弃的哈利法克斯爵士。可是不久以后，新加坡被日本包围了，丘吉尔大发雷霆，因为他的将军们没有将这种威胁提醒过他。他惊恐地谈到，是高举“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民族”大旗的时候了，并直接发布命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不怕牺牲……指挥官和高级军官必须和部队共存亡。”他大声念出这段话，这道疯狂的指令，原也可以当作一份电报，发给去斯大林格勒打仗的将军。这道命令被阿奇博尔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谨慎地取消了，他曾允许讨厌的帕西法尔将军（General Percival）有条件地投降。(事实再清楚不过了，丘吉尔希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用一场惨烈的人类牺牲去影响美国人。) 我必须承认，詹金斯爵士有个地方让我大吃一惊：他坦率承认，丘吉尔一直担心英国士兵不及敌方士兵优秀，战斗力也不如对方。普通士兵干不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承担不了伟大的牺牲，他的这种不安全感，自然至少影响了战时三巨头中的两个。
有一种相当学术性的理解，认为只有希特勒在犯下同时和苏联、美国交战的错误时，他才注定会失败。英国对这种失败的全部贡献，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和越来越多国际档案馆的开放而淡化了。然而，1940年的那个神话依然有着生命力，即便那一时期英国档案馆早已对外开放，仍不能打破这个神话。一种认知上的分歧仍在发生作用。档案显示，在那年春夏内阁召开的秘密讨论会上，丘吉尔不止一次地赞同和希特勒进行有限度的磋商，而张伯伦至少有一次是投反对票的。政府中没人赞成投降，一个也没有，包括丘吉尔在内，他也赞同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和希特勒妥协。但有一些人，包括丘吉尔在内，太想投入战争，甘愿冒着被人嘲笑和毁谤的风险，也不愿意走回头路。
我从约翰·卢卡克斯2001年11月评论杰弗里·贝斯特《丘吉尔：伟大研究》的文章中摘录以下句子，来证明传统观念依然很顽固：
丘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中，有几句非常漂亮的句子，描写1914年7月28日第一舰队驶离朴茨茅斯港，经过英吉利海峡向斯卡珀湾进发的情况：“一列列巨型钢铁城堡在雾茫茫、光闪闪的大海中乘风破浪，尤如巨人弯腰沉思。”贝斯特以丘吉尔1965年1月30日的葬礼作为该书的结尾，“在塔桥和伦敦桥之间，沿着河流延伸的南岸上的巨大吊桥，放下了桅杆向丘吉尔致哀(丘吉尔葬礼开始的时候)，“尤如巨人弯腰沉思”。这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标志。
这决不是一名伟大历史学家的标志，而是一种反复使用熟悉的浮夸修辞的标志，而是一种反复使用陈词滥调(“乘风破浪”)的标志。不过，卢卡克斯精确地忠于这种风格，正如他忠于这种风格所对应的实质，这些并没有招来非议。就像下面这些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很容易让那些对二战的了解仅限在《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的人感到震惊。维希政府还在和德国交战的时候，罗斯福政府就承认了它。同样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事实是，它从未向希特勒宣战，而是等待希特勒向美国宣战。所以，一些无可辩驳的事实很容易动摇卢卡克斯的世界观：1940年，丘吉尔政府甚至没有让海峡群岛投降，而是全面疏散海岸线乃至全部，让纳粹无抵抗地占领。如能赢得时间，丘吉尔本人随时准备考虑接受希特勒的要求，交出在非洲的一些德国殖民地，甚至考虑将一些英国殖民地也转让给德国，如马耳他和直布罗陀。
基于众多档案和回忆录，可以大胆断言，英国对法国海军的轰炸终止了这段摇摆不定的时期。在议会中，丘吉尔早期的更为著名的演说(最起码他在议院发表过，安排诺曼·谢利在广播时当他的替身)引起保守党成员的不悦，遭到了他们的挖苦——当时一位大臣将他形容成为一个缺乏热情的“阴谋家”。但突然从凯比尔港口（Mers el-Kebir）传来的胜利消息，对他首相任期的工作第一次真正给予了的喝彩。这被他用来重申这一观点：“我充满信心地把我们的行动留给议会去判断，也留给我们的国家和美利坚合众国去判断。我也把它留给全世界、留给历史去判断。”再不会有什么妥协的言论了：“正相反，我们将带着最大的活力，不惜一切手段投入战争，直到实现我们参战的正义目的为止。现在不是我们犹豫和软弱的时刻，而是召唤我们行动起来的最关键时刻。”
“最关键的时刻”和“最辉煌的时刻”一样有效，但这是研究丘吉尔的史学家们还没让我们去探讨的一次演说。他们干嘛不这么做？毕竟，它将各种观点集中了起来，制服了挑衅，消除了派系之间的差别，强有力地影响了华盛顿和莫斯科。这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宣战行为，而不是什么说说空话。这是大火熊熊燃烧的船只。啊，不过那些船是法国人的船。因而，有成千上万的人葬身火海。再说也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法国人会向纳粹交出自己的舰队，相反的证据倒有许多：为了不让德军强行征用舰船，它们早在第一时间就已驶往了北非，幸存的维希政府的船只也从没有纳入德国的控制。在接到向泊在港口的舰队开火的命令时，英国海军上将詹姆斯·萨默维尔（Admiral James Somerville）承认，这项任务令他作呕。法国人对这一事件始终耿耿于怀。史学家对此宁可轻描淡写，要不把它全部省略。
这里，可以这样说，又是莎士比亚的风格或圣经元素在起作用了。如果为了维护自己的无情和决心，丘吉尔总会兴致勃勃地去杀害和羞辱他最新的同盟，那他还有什么事不会去干呢？这才是“丘吉尔式时刻”的最真实生动的写照。可以的话我会说，这恰恰不是他们在学校里会教给你的东西。
在这本几乎是正统书籍的戏仿之作的结尾，杰弗里·贝斯特自问，为什么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没有出席1965年丘吉尔的葬礼，他决定把这个戳到人痛处的问题留给读者，几乎无法做出理性的解释。丘吉尔显然没出席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葬礼，连詹金斯爵士也让人们去推测——考虑到丘吉尔迷恋穿越大西洋的航行和白宫好客的款待——这是由怨愤决定的，怨愤罗斯福在战争期间一再拒绝访问英国。几年前，我通读了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全部信件，惊奇地发现这两个人对对方是多么不喜欢，多么不信任。让我吃惊的还有他们那种清楚、率直的不满和官方历史上的记载，而在大多数丘吉尔自己的著作中，却淡化了这个事实。罗斯福这边的怨愤则相当小。他还记得1918年在首次会晤时遭到丘吉尔的怠慢，不在意他无休止的胡搅蛮缠，常常惊骇于他的嗜酒如命。对丘吉尔这边来说，有一种常常只有乞丐才会感受到的憎恶，他憎恨自己不得不为了贷款而向那个人表示谦恭。对这一点，专门增加了羞辱的字眼：罗斯福总是提前追讨债款，要金子，要基地。他曾被他的受害者形容成“一个收取无助债务人仅存资产的治安官”。
倘若丘吉尔没有以同样傲慢自大的方式对待向他行乞的乞丐，人们对他的这种抱怨或许会更同情。比起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在荣誉和领土上受到的伤害要大得多，这经常是因为听信了英国的承诺而造成的。他们经常被生硬、威吓性地告知应知道自己的位置，或者干脆闭上他们的嘴巴。人们没必要重新探究西科尔斯基将军之死的那个肮脏的阴谋理论。在道义上已不可能读到丘吉尔向西科尔斯基下达的残忍指令，他撇开苏联在卡亭对波兰军团大屠杀这个话题，没细想有更多的死亡已被大幅度地掩盖了。(严肃的英国官员谁都不会怀疑此事的真实性，或怀疑西科尔斯基诉苦的正确，尽管丘吉尔甚至在他的传记中还在继续混淆视听。)
罗斯福的情况则有点不同。他决定不去重犯把美国拖入秘密外交的丘吉尔式的错误，他已投入了这场最后的战争。不过那时候，丘吉尔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行事。丘吉尔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美国也拖到实际的争斗里。他经常向他的舰队指挥官打趣，说在北大西洋上德国海军有可能向他们迎面碰到的美国舰队挑衅。在追踪比斯马克号和它的僚舰普林兹·尤金号（Prinz Eugen）期间，丘吉尔说：“它若是停在一艘美国舰船旁，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这可能会诱使它向那艘船开火，然后，制造出一起事件，正是美国政府求之不得的。”他或许对这个假设的第二部分过于自信了。实际情况却是，1915年鲁西塔尼亚号的臭名昭著的沉没。事情发生在他在英国海军部的第一届任期中。英国海军情报部的官方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比斯利（Patrick Beesly）早已就此写了如下文字：
就我而言，除非或直到有最新消息的披露，否则我不会轻易相信这个结论，即让鲁西塔尼亚号去冒险这是一种蓄意的阴谋，希望看到一起未遂的袭击事件会把美国拖入战争。没有丘吉尔的直接的允诺和批准，这种阴谋是无法实施的。
那些喜欢把丘吉尔比作冒险家、恃强凌弱者或海盗的人，并不希望听到他们的话以这种方式扔回给他们，比斯利写的历史总被权威的历史书删除。可我敢预言修正丘吉尔运动的下一波浪潮将会越来越准确地聚焦在这个或诸如此类的事件上。如果它在历史上占有如泰坦尼克号那样的位置，主要是因为丘吉尔利用它使美国卷入了二战，作为一种帝国的力量，催生了美国的作用，如一名助产士一样。故事中这种使人厌恶、偷偷摸摸的细节，不可能不经过重新审视而存在。(某些新近出版的著作中有不止一次的暗示，偏执的美国权利使他们错误地以为“罗斯福知道”珍珠港事件迫在眉睫的危险。罗斯福可能一无所知，丘吉尔却很有可能知道。) 无论如何，丘吉尔如愿以偿，美国全力投入了战争。作为交换，他不得不签署了一份实质上的英国“从属宣言”，从金钱到殖民地。
丘吉尔在推动斯大林的事业和权力的过程所起到的作用，成了他长久承担历史重任的第二个保证。从他的许多信件和私房话中，人们会清晰地感觉到，他敬慕暴君正是因为他们的残暴和专制。他对伊凡·梅斯基（Ivan Maisky）谈起过，自己很佩服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清剿，那还是战争之前发生的。当丘吉尔登上富尔顿的讲坛，谈起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亚得里亚海的“铁幕”时，他至少具备了降下这道铁幕的那个人的权威。在他的其他性格中，作为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也帮助决定了作为大幕另一边的华盛顿作为担保人的作用。最后，他促成以分享原子核秘密为代价，换取英国在所有超级大国会议中占据一个永久性的席位。要不是那些做放心买卖的人形容他既有伯父般的慈祥，又有令人生畏的狂暴，那无论怎么看，他都是一个巨人。
千真万确，正如俗话所说，那是“时代的骄子”，半个世纪一晃而过，并没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幻想。丘吉尔试图留住一个帝国，却失败了。他也没能留住他自己的帝国，却成功地使两个大得多的帝国更大了。他似乎是利用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作借口，去拓展自己的权力。他粗暴地拒绝放弃领导权，是战后英国保守党派的一种绝望表现，依我看，这种拒绝必须和他渴望实现“历史”已拒绝了他的那些东西——赢得民主选举联系起来。退休后日薄西山的岁月，是对他追逐名望、过度放纵的一种持续而逐渐扩大的羞辱。
伊恩·克肖（Ian Kershaw）新近写的一些有关希特勒的著作中，披露了一个老一套的但十分可怕的看法：元首一直“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采取了轻率狂热、自杀性的冒险行为，并不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帝国会延续千年，而是因为觉得这不可能。他那些意识到这一点的密友们，看到了人类历史最可怕的前景。即使没有看到这一点，也没有一个保险员会多给希特勒十年的人寿保险，连五年都不给。重温这一可怕的史实，似乎在维护那些奉行绥靖政策的人和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正如1941前的罗斯福。一种裁决行动或一种妥协，也许能迫使希特勒主义让位给一个新的政权。最终的解决办法可能已被避免，或至少已经削弱了。千百万欧洲人和美国人也就不会葬身火海，不会饿死或被折磨而死了。我们也可能不用时刻生活在核武器的威胁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