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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歌》的词作者田汉，诗人气质颇浓，一生的情感生活坎坷曲折。而他的两次重庆之行，则将他的情感风波推向了浪尖。
       一
       1940年5月，田汉应陈诚电召，从桂林第一次来到陪都重庆，与从武汉撤退至重庆的第三任妻子林维中、女儿玛珥和儿子海云团聚。夫妻间暂时忘却了志趣和追求上的分歧与矛盾，一家人同去北温泉，游缙云山。林维中后来称，这半年时间是她和田汉的“黄金时代”。可惜好景不长，秋末冬初，与田汉分别两年的红颜知己安娥，带着儿子田大畏，从陕南经川北来到重庆后，这种和谐的家庭生活就随风而逝了。
       相比于林维中的贤慧与顾家，安娥的红色经历和浪漫才情，更契合田汉的“飘泊”本性和浪漫气质。所以，在1929年秋冬之际，原名张式沅的安娥，奉党的指示来“动员田汉入党”时，他们一见钟情，随后就开始了同居。不久，安娥怀上了田汉的骨肉。正当他们沉浸在灵肉和谐的浪漫情怀时，林维中从南洋回来了。重诺践行的田汉，爱安娥，又不能忘情林维中在他爱妻病死、南国社陷入困境时所给予他的安慰与支持。在经过痛定思痛后，他遵守前盟，于1931年初与林维中完婚。“红色女郎”安娥含泪退出。安娥的离开，使田汉一直都沉浸在自责和煎熬的愧疚之中。抗战初期，他们重逢于撤离上海到南京的船上，爱火旋即复炽。随后，安娥伴随田汉，辗转于长沙、衡阳、桂林等地“开码头唱戏”，致力于传统戏曲的创作与改革。在志趣相投的相濡以沫中，田汉的感情逐渐从林维中的身上转移到安娥身上。
       林维中对此无法容忍。当她知道安娥也随田汉来到重庆，住在张家花园65号“文协”的宿舍后，一腔妒恨喷薄而出。在她心中，始终认为是安娥的插足和田汉的花心才破坏了自己的幸福生活。积怨日久，丧失理智，全不顾田汉的身份，在张家花园和两路口车站等地大吵大闹，使田汉十分难堪，同时也促使了生性犹豫的田汉在妻子与情人间的取舍。他写信向林维中要求离婚，郭沫若害怕林维中受刺激太大，将信压下。因林维中的纠缠，安娥也常常回避田汉，田汉此时是欲哭无泪，痛苦不堪。在看川剧《情探》时，他触景生情，写下“双鬓近来秋意满，何堪此夜看《情探》”的诗句。
       正当田汉陷入情感的漩涡而心力交瘁之时，重庆的政治气候更是乌云密布，加上三角之中的尴尬处境，使他决定离开重庆。
       田汉虽然离开了重庆，但他仍然放心不下林维中身边的两个孩子，对安娥的思念更是如影随形。他在这期间写下的《南归日记》中，思念之语处处显现。积郁在心，不吐不快。他从南岳到达桂林后，在翻新欧阳修《秋声赋》基础上写成的五幕同名话剧中，就将现实生活中自己与林维中、安娥的矛盾，化解为作家徐子羽与妻子、情人，为了民族大义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归宿。可现实的生活毕竟不同于艺术的诗意。不久，田汉与林维中的小儿子海云患肾炎而夭，使业已破裂的夫妻感情更是雪上加霜。
       二
       1946年2月，田汉应周恩来电召，与安娥同机第二次来到重庆。正逢“校场口事件”，郭沫若等60多名爱国人士被国民党特务打伤。田汉前往医院探视和慰问，并在重庆戏剧界欢迎他的聚餐会上发表演讲，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田汉第二次重庆之行，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心绪颇不宁静，情感风波使他心力交瘁，政治高压又使他倍感压抑。林维中始终认为，她是田汉名正言顺的妻子，誓死捍卫自己的家庭和爱是她的正当权力，她绝不容忍他人染指。这种心思长此以往，导致了她的偏执。她不理解也不尊重田汉的事业，把满腔怨恨全部发泄到夺她之爱的安娥身上，乃至于做出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来。当她知道安娥住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协时，几乎每晚都要去骚扰，挖窗窥洞无所不至，使住在楼上的侯外庐，屡见其黑影，惊骇不已。一天，剧协在抗建堂请翦伯赞演说，田汉碰巧在安娥处。林维中知道后，偕其女友怒气冲冲而来，争吵谩骂之中甚至泼水相向，田汉气愤至极却又无可奈何，只得息事宁人，和她到了阳翰笙的家里了事。4月下旬，全国“文协”将在安娥所在的中苏协会举行“抗战八年文艺座谈会”。按照会议议程，田汉将在此会上发言。林维中知道后，便事先在安娥住所的门外贴上辱骂她、控诉田汉始乱终弃的传单。来开会的郭沫若、冯乃超先后各自扯得一张交给田汉，并说：“闹到这样子很不好。”林维中的无理取闹，使田汉伤透了心，他们之间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由洪深、阳翰笙作保，田汉在一年内付给林维中300万元“赡养费”，两人协议离婚。田汉带着无限凄楚的怅惘之情，于1946年5月4日乘机离渝奔赴上海。
       可田汉与林维中的恩怨并未结束，一度在报刊上闹得沸沸扬扬，直到解放后，他才和安娥名正言顺地走在了一起。
       （摘自《文史天地》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