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5日傍晚，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大本营南京“正元实业社”大楼内静悄悄的。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早早地下了班，那些惯于见风使舵的大小特务便也一个个开溜了。而徐恩曾最信赖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却在伏案办公。突然，一个机要员走进来递给他一份发自“武汉绥靖公署”的绝密电报。没过多久，正望着电报出神的钱壮飞听到敲门声再次响起，那个机要员又进来递上一封同样字样的电报。“武汉出什么大事了？”敏锐的他在心里画着问号。还没等他理出个头绪来，机要员又推门进来了，送来封面字样和前两封一模一样的两封电报。
一个小时后，又有两封来自武汉的电报到达。
钱壮飞知道武汉肯定发生了大事，他静静地等了半小时，见机要员不再进来了，马上起身把门插好，从贴身口袋里掏出偷偷复制的密码本，细心地翻译起来。“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特务活动的黎明在汉口被捕”，钱壮飞知道“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更深知他被捕的严重性。发电人是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武汉行营侦缉处处长蔡孟坚，每一封电报都标有“特急”字样。原来，就在当天下午，正在汉口街头流连的中共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被叛徒认出而被捕，被押解到国民党武汉行营后，顾顺章仅供出在武汉的共产党要人恽代英便再不开口，并声称他有将共产党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宏大计划，但必须面见蒋介石本人。何成浚和蔡孟坚拿他毫无办法，但又不敢耽误如此大事，只好临时征调商船将其送往南京。但是，何成浚和蔡孟坚实在不甘心这样一件永载党国史册的“丰功伟绩”如此轻易地从自己的指间溜走，于是，争相向徐恩曾发报邀功，却不知冥冥中似有天意，他们的电报悉数落入钱壮飞手中。
盯着6封电报，钱壮飞深知党中央的命运岌岌可危。他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翻出列车时刻表，幸好当晚还有一班11时开往上海的特快，明晨6时53分抵沪。现在离开车时间只有一小时了，一刻也不能耽搁，他迅速冒雨回到隔壁自己的家里，把女婿刘杞夫叫到自己房间，关上门急切地说：“杞夫，你马上收拾一下，立即坐夜班车去上海，带个口信给舅舅，事关重大，此信你要熟记在心，内容是：‘天亮已走，母病危，速转院’。”说完，他又让女婿复述了两遍，确信无误后，又接着交代：“到上海后，你一定要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舅舅。如确实一时找不到，就找你岳母，告诉她十万火急，必须尽快找到舅舅，一刻也不容耽误。”（这里的“舅舅”，是指李克农；“天亮”即黎明，就是顾顺章；“已走”，指顾已叛变投敌；“母病危，速转院”就是形势危急，请党中央立即转移。）送走女婿后，钱壮飞迅速通知武汉地下党机关，自己随后也撤离了南京。
话说刘杞夫于4月26日清晨到达上海，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克农，及时将钱壮飞的口信告诉了他。形势万分紧迫，26日晚，中共中央、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驻沪机关全部开始了紧急大搬迁。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经过几十个小时昼夜不停地紧张工作，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全部安全转移。
4月27日清晨，顾顺章和徐恩曾见面之后，党务调查科立即派出大批特务，和顾顺章一起赴沪，同时电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倾力出动，并知会巡捕房，对上海进行连续三天的地毯式大搜捕，却处处扑空。
（摘自《军事博览报》200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