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到繁體中文

您的位置 : 首页 > 报刊   

[情感]《铁道游击队》作者的生死情长
作者:刘真骅 邢 军 海 江

《人民文摘》 2008年 第06期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刘真骅是《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的遗孀,气质端庄典雅、神采奕奕,完全不像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她习惯性地点燃一根香烟,就娓娓诉说起她与知侠先生那段刻骨铭心、鲜为人知的恋情。
       初识“六个一”的知侠
       我于1936年出生在青岛市一个小资本家家庭。18岁时,在组织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我与一个原本不喜欢的人结合在一起。虽然他长相、社会地位都不错,但我并不爱他,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九年之后,因再也不堪忍受这份心灵的煎熬,我以不要任何财产,只要女儿为条件,和他分道扬镳。
       离婚之后,我从原来工作的机关办公室被下放到工厂车间当工人。一个单身女人,带着幼小的女儿,心无所依,人无所靠,其孤苦和艰难可想而知。在这个时候,不少关心我的朋友纷纷劝我再找个对象。其中三个互相并不认识的朋友,给我介绍的却是同一个人——刘知侠。虽然当时他已成功地创作了震动全国的小说《铁道游击队》,并因此而一举成名,家喻户晓,但我认识他的时候,可以用“六个一”来形容他:一败涂地、一筹莫展、一文不名、一身罪名、一群孩子、一对80多岁的父母。知侠的前妻是我的一位远房表姐,1967年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留下了六个孩子。
       未见面前,我对他的情感是复杂的。他50岁,我32岁。从小看他的《铁道游击队》长大,我内心很崇敬他,但此刻他却境遇潦倒,前途未卜。尽管从表姐那里我也了解到他的温和善良,但那段不堪回首的婚姻经历却又让我对婚姻有一种深深的惧怕。那天,本来约定上午见面,可由于内心的矛盾和徘徊,我一直磨蹭到下午才去。初见之下,我们话说得也不多,近乎艰难地“熬”到了暮色四合。尽管如此,我却依然能感觉到知侠的善良和率真。后来知侠主动提出来送我。快到家时,他望着我郑重地说:“我只要你记住一句就够了:知侠是个好人。”
       交往“中断”,鸿雁传情
       慢慢地,我了解到刘知侠生于河南卫辉一个偏僻乡村,幼时家贫,是个苦孩子。从小跟着母亲去了焦作,靠母亲给人推磨、缝衣服和自己捡煤核卖钱贴补生活。
       11岁他才进入当地一所半工半读的小学。小学毕业后,多亏学校校长李祥芝说服他父亲,他才继续读书。李校长资助知侠读了两年,李校长去世后,知侠就失去了学习机会。之后,知侠于1938年初投奔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缘于自己年少时那段艰辛的经历,此后,每每遇到那些处于困境中需要帮助的人,知侠总是尽其所能。
       1968年岁末,我们相爱了。与刘知侠相爱的消息传出去后,济南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我工作的工厂里,一些“造反派”将我揪上台批判,用尽心机坚决要拆散我们,而知侠的单位更以开除他的党籍相要挟。为保留党籍和保护我的安全,知侠同意中断交往。得知消息后,尽管明明知道知侠是为了我好,但我还是陷入异常痛苦的境地。不久后,知侠下放到泗水农村劳动,我想尽办法通过书信终于又和知侠取得了联系。之后,我们只有通过写信来倾诉彼此的思念,温暖彼此那颗历尽磨难和沧桑的心。
       四年的苦恋,刻骨铭心
       1971年7月17日,在禁止我们见面八个月后,我再也无法遏制对知侠的思念。在突破厂里的封锁后,我只身摸到了泗水,半夜时找到了知侠的住处。他躺在院子里的破草席上,面容憔悴。对我的突然到来,他感到很吃惊。因为,他已向组织表明要中断我们的关系,万一被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二天,我们又仓促地分别了。虽然心里踏实了,但前面的路依然吉凶难料。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那个心与心紧密相依的晚上,一个新的生命孕育了。平地起风雷,我茫然不知所措。在无助与孤苦中,我独自去把这个小生命流掉了。那还是个小男孩,是我与知侠爱的唯一结晶,这也成了我们22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人生中唯一的遗憾。
       那段备受煎熬的日子里,知侠与我写了无数的书信。几年下来,500字一张的稿纸竟有10大册,160余万字!1994年,在我的奔走下,这些浸透了血和泪的文字,被精简、结集成了“两地书”——《黄昏雨》。
       1972年,经过四年的苦恋之后,我们终于结合在了一起。
       我心、我情随知侠而去
       1985年,我们迁居青岛。这是一处安静的居所,书房那扇窗子面向大海。我们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宁、平静、幸福的生活,只争朝夕,勤奋写作。那段时间,知侠完成了40万字的长篇小说《沂蒙飞虎》、20万字的《战地日记——淮海战役见闻录》以及40万字的《知侠中短篇小说选》。在这些作品的完成过程中,我始终是他的第一读者和第一编辑。
       每每散步回来后,我们吃早饭,对着抽根烟,然后他回书房写作,我回卧室的书桌上编稿子,一上午基本上不说话。尽管我在家时,两人各忙各的,但只要我有事出去了,他就无法安下心来写了。他会走到楼下,坐在门口的石礅上抽着烟等我回来。我回来后,就看到他脚下已经扔了一地的烟头。所以,平时我就哪儿也不去。
       1991年9月3日上午,在青岛市政协老干部座谈会上讨论东欧局势,知侠捍卫社会主义、捍卫马列,在呐喊出“相信群众”时,突发脑溢血猝然倒下了。诗人柯岩说,知侠是死得其所。
       从那以后,我开始为整理、出版知侠的文集而日夜兼程。
       知侠去世后的第二年,我将他的骨灰从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捧出,与其前妻刘苏大姐的骨灰一起捧回了他河南的家乡,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入土安葬。我剪了一缕头发,随同他们的骨灰一起陪葬。一同下葬的还有我蘸着血泪亲笔写下的心誓:“我心、我情都已随你而去,今后的日子都是多余的,什么人也不能取代你,你的灵魂与我同在。”
       (摘自《扬子晚报》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