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退守台湾前，身边已人才凋零，他不甘心王朝末日的来临，决定拼死做最后一搏，与共产党争夺人才，即着手制定和实施孤注一掷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拉走胡适
胡适，是蒋介石拟定的“抢救”名单中的第一人。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势趋紧。南京方面的朱家骅、傅斯年、蒋经国等人，在蒋介石授意下，开始磋商、谋划“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细节办法。13日，蒋介石专门派大员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但胡适以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蒋介石闻讯后两次亲自发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于14日再次派出专机飞北平，实施紧急“抢救计划”。“抢救”对象首先便是胡适、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适这才下了走的决心。
12月15日，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蒋经国、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等在机场迎接。转天中午，蒋介石便在官邸设午宴为胡适一行接风。
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也许正是由于蒋介石对他本人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尽管他本人对国民党似乎始终没有过好感。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也未放弃对胡适的争取，至少希望他不要离开北平，不要离开北大。在胡适还没有决定离开北平时，西山一带的共产党广播，已经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北大同仁与下属也有劝胡适留下的，但胡适只是摇摇头，还是决定走。
两部长碰壁
在国民党“抢救学人”的计划中，陈寅恪离开北平，并不像胡适离开北平那样有许多政治上的宣示意味，而是由于生活习惯使然。因为他更适合南方气候，抑或怕共产党来了，只能吃小米，或买不到对他的严重失眠症至为重要的进口安眠药。1949年1月，陈寅恪一家搬进了陈序经任校长的岭南大学。
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其中有两个学人出身的人物担任了此时异常重要的两个职务：一为杭立武任教育部长，一为叶公超代理胡适任“外交部长”。
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岭南大学的陈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劝说陈序经动员陈寅恪离开大陆，陈序经一直没有答允。杭立武深知二陈的价值，多次碰钉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劝二陈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说，并说这样可以进退有余。最后，他竟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再一次急匆匆地赶到岭南大学，亲自向校长陈序经摊牌，要陈序经一同前往劝说陈寅恪到香港。杭立武此时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对陈序经说，如果陈寅恪答应去香港，他马上给陈寅恪10万港币及新洋房。陈序经当时抢白道：“你给10万我给15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杭立武带上财政部长一同劝说，大有即时兑现之意。若想离开大陆，陈寅恪随时都有机会，但陈寅恪却始终对这种机会不屑一顾。
老蒋头撞车门框
张伯苓先生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对中国近代教育贡献很大，他为人忠厚谦虚，颇有人缘。张伯苓有爱国激情，但却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过于相信蒋介石是能够救中国于贫穷落后的人。在蒋介石山穷水尽之际，他曾天真地愿意助蒋一臂之力，于1948年7月出任国民党考试院院长。但到南京履任后不到一个月，他就离开南京考试院避居重庆，终日深居简出。
此间，蒋介石曾三番两次到张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试院院长，后又要求他尽快离开重庆，去台湾和美国均可，夫人和儿媳都可以随行。后来蒋氏又派张群和蒋经国来劝行，他都婉言谢绝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态度极为“恳切”，只要张伯苓肯走，什么条件都答应。张伯苓低头不语，主宾对坐无言，室中出现僵局，还是张夫人打破了沉默，对蒋说：“蒋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该退休了！你让他辞职吧！”蒋答说：“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国去休养，夫人、儿子和孙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吗？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给想办法！”张夫人答：“我们的3个儿子都在北方，我们哪儿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张伯苓送到门外，又站了好半晌，两人仍是相对无言。蒋介石上汽车时，因心慌意乱，一头撞在了车门框上。
千呼万唤没人理
吴有训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的庆功会上，一半以上参与其中的科技精英都是他当年任教的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物理系的学生。1948年下半年，吴出任中央大学校长。
一天，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找到吴有训家中。杭立武先取出一大叠银元和金圆券，让他尽快飞抵台湾。吴有训什么时候想走就挂个电话给他，他可以帮助办理一切手续，并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告诉了吴有训。我地下党得知这一情况后，忙和吴有训取得联系，嘱咐他赶快更换住址，并尽量不要外出，住处也不要告诉别人，尽量不接待来客。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两个月后，1949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终于攻克上海，吴有训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带着子女，走出家门，汇入到欢迎解放军的行列中。
当天晚上，在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广播时，女播音员所播的一段话使他怔住了：“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寻人启事连续播了好几遍，之后，每天都能听到这一广播，直到厦门解放为止。
“又一个人才留给共产党了”
1949年5月15日，一个身穿军装、手持公文包的军官引领茅以升走进一间大厅晋见蒋介石。不等客人说话，蒋介石抢先开口：“茅博士，坐、坐，召你来是商谈就任上海市秘书长一职之事。上海战火已起，人心思乱，政局不稳，迫切需要在教育界、工程界享有声誉的一位科学家出任秘书长，以安定人心。”
茅以升面露病容，为难地答道：“我近日患胃病已住进医院，遵照医嘱需长期治疗。”看着茅以升匆忙离去的背影，蒋介石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声：“又一个人才留给共产党了。”
茅以升从蒋介石处回到医院后，我地下党负责人得知蒋介石要任命茅以升为上海市秘书长，赶忙派人通知他可以出任，并让他利用这一职位为保卫上海做件紧急工作，阻止汤恩伯在灭亡之前炸毁工厂。
就这样，从5月16日到25日上海解放，茅以升做了整整10天的上海市秘书长。茅以升针对汤恩伯惧怕洋大人的弱点想了一条妙计，他利用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身份，在外国驻沪领事馆游说了一番，说服外国领事团起草了一份照会，禁止汤恩伯施行他的焦土政策，破坏外国在沪开设的工厂。这份照会措辞相当强硬，汤看后大吃一惊，盘算偌大的上海，洋人工厂和国人工厂交错在一起，要是士兵放火一烧，哪里分得清是谁的工厂，只得下令不得破坏上海工厂。
1949年6月，蒋介石的“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终于破产了。据统计，除了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之外，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80余位院士中，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则近乎百分之百地保存了下来。新中国也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抉择而保留下了文化的元气。（摘自《中外书摘》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