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一曲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颂歌。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曲颂歌竟然有段鲜为人知的序曲。
《巴山协定》产生的背景
1933年春，红四方面军进入巴山地区。蒋介石责令四川各派军阀“停止内讧，共同剿匪”，并委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军费10万元、子弹100万发……巴山南麓的“剿共”阵势形成了。
巴山北麓，本属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亦称陕军或西北军）防区。蒋介石原以为红军会西进甘肃天水，早已将杨部第三十八军主力调往甘肃，而将陕南防区交给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军。按理说，夹击巴山红军的任务应由胡宗南的第一军承担。然而，惯于借“剿共”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地责令三十八军重返陕南，与胡宗南部调防。
杨虎城左右为难:若违抗军令，就会军法处治，有可能被取消番号;倘若服帖顺从，恰好中了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
这时，十七路军作战参谋、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通过高级参议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言:“联络红军，互不侵犯。”
杨虎城采纳了这一建议。1933年5月上旬，当武志平跟随调防的三十八军来到陕南汉中时，接到了杨虎城委以重任的秘密手谕。
1933年5月13日，武志平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身揣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给红军的绢书和西北军使用的密电码，以及川陕甘三省的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等，天不亮就离开了汉中。
几天后，武志平来到四川通江县，在一间民房里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武志平撕开衣褂，拿出了孙蔚如的那封绢书。
傅钟读罢绢书，赞扬道:“来书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着想，很可贵!”接着，他让武志平谈谈:“怎么想起这步棋的?”
武志平说:“共产党的《一月宣言》上说，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任何部队订立共同抗日协定，这在陕军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反对蒋介石对敌退让、对内镇压的独裁政策，但限于本身力量，还不能公然揭竿而起，只能秘密地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武志平边说边从油布包中取出了军用地图、密电码、灯语、旗语等绝密物品，并说这是杨虎城为表诚意而献上的见面礼。实际上，这些无价之宝，是武志平利用作战参谋之便，冒着生命危险从陕军总部偷出来的。此刻他隐瞒了实情，恰到好处地为两军和谈提供了一份促成的砝码。
当天深夜，正在前线指挥空山坝大战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得知杨虎城的特使送来了军用地图，异常兴奋地在电话中对傅钟说:“雪中送炭呀！你马上派骑兵班给我送来！”一小时后，徐向前给傅钟回电话:“地图收到了，很有用。好好接待来使!”
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直接过问两军和谈事宜，并特地设宴为武志平洗尘。
席间，武志平亮出了这次和谈的底线:“陕军有很浓的地方色彩，内部极为复杂，既有迷恋家私的高官，又有忠于蒋介石的特务。杨虎城总指挥出身贫苦，且有爱国思想，与蒋介石有矛盾，但在现实条件下，他联共反蒋只能是秘密的。望红军心中有数，不要公开张扬。”
此后，红军派中共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随武志平抵汉中会谈。
“举酒杯”待客
随即，孙蔚如给坐镇西安的杨虎城发去密电:“门敲开，如何待客?”杨虎城回电:“举酒杯。”
1933年6月1日上午，双方正式会谈。为防泄密，这次会谈不搞文字协定，但双方皆表示“信守诺言”。
1933年6月24日，两军正式签订了“巴山为界，互不侵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即《巴山协定》，又称《汉中协定》。
6月25日，武志平护送徐以新南归，又给红军带去17担紧缺物品。
其后，为方便长期给红军供货，武志平先后建立了三条秘密交通线。通过这三条交通线，陕军为红军送去了大量的物资，使川北红军有效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经济和文化“围剿”。
此外，三条交通线还为中共地下党过境及情报的传递起了安全保障作用。一些著名共产党人都是在武志平掩护下从红色交通线上进入红四方面军的。
三条交通线产生的许多动人故事，就是20世纪50年代拍摄的电影《红色交通线》的原型。
蒋介石发出通缉令
1934年6月，蒋介石给杨虎城发来电报：
据密报，有伍志平其人，自称三十八军参谋，住在西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输运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办，并告。
蒋中正
杨虎城抓住“伍”与“武”之差，复电道:“据查，我部无伍志平其人，给共匪输运军火事想系误传。”
不几日，蒋介石又来电，将原先的“伍志平”更正为“武志平”，其余未变。
杨虎城在不得已情况下发出了缉拿要犯武志平的通缉令，却又让他安全地离开了陕西。《巴山协定》就此中断实施。
武志平离开汉中后四处漂泊。半年后，他按照上级指示回到了汉中，赋闲在家。
1935年春节，张国焘在陕军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汉中发起了突然袭击。节节失利的陕军又将武志平派往红军，以解城下之围。
武志平带着一大包从上海捎回的军用电池、发报机零件和军事情报等，走进了红军防区。此时，红军前线将领对武志平十分警惕，在他提供的情报未得到验证之前不让他返回。出于往日的情分，又不能将他拘押，就派几个护兵以去后方见首长为名，在冰天雪地里转了十多天后，陈昌浩才会见了他。陈昌浩感谢武志平提供的情况，并向他解释，红军攻打汉中的意图是吸引胡宗南的注意力，以便择机西渡嘉陵江，向甘肃进军。现在目的达到了，红军马上就离开川陕，劝他尽快回陕军去。
武志平回答说:“红军这一走，密使无用了，加之这一仗惹怒了陕军将领，陕军不会再容我安身了；蒋介石仍在通缉我，实在无路可走了。再次提请你们，收留我吧！”武志平还说，他对甘肃地形很熟，曾出使过回军，跟马仲英师长关系很好，只要红军收留他，他会说服回军，为红军西进借道。任其苦苦央求，陈昌浩和张国焘意见一致，仍将其拒之门外。
《巴山协定》的意义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70多年了，为什么现在才有序曲之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与张国焘的错误有关。
《巴山协定》的签订，对川北红军的发展壮大起了重大作用，但张国焘没向党中央汇报，致使《巴山协定》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长期湮没于尘埃之中。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十分惋惜地对周恩来说:“当年《巴山协定》，互不侵犯，相得益彰，那多好!我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攻打我汉中?要是没有那件不愉快的事情，中央军就没有理由增兵陕西，也就不会惹出后来这么多的麻烦事！”
周恩来深表歉意地说:“许多事都在总结经验。我们内部也很复杂，一语两语说不清，比方说，你手下的张汉民旅长，他是我们党的好党员，恰恰是被我们共产党杀掉的。”周恩来的解释得到了杨虎城的谅解。
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起主导作用，而杨虎城只是配角。
这些年来，随着张学良在媒体的露面以及重要史实的发现，西安事变“主角”和“陪衬”之争有了新的说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担任了重要角色。事变之前，张、杨二将都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取得组织上的联系，如果把他俩联络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实践排出一张时间表，这就不难看出，杨虎城的确“早走了一步”，其中最早的一步就是1933年6月的《巴山协定》。
（摘自 《党史博览》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