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
我和徐悲鸿先生，都是江苏宜兴人。
我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是在宜兴家里。那时徐先生在初级师范教授图画，和我的伯父、姐夫都是同事，只听到大家都在说他的名字取得怪，以及许多有关他的轶闻轶事。如他服父丧，白布鞋里却穿双红袜；又说他兼授始齐女学的课程，天一亮由城里步行三十里赶去上课，中途过家门而不入……总之，他被看做与众不同的特殊人物。
有一天他到我家拜访我的伯父，在大厅上坐着谈话。我听说这位闻名已久的大人物来了，借故走过大厅去看了他一眼，但是并没有深刻的印象。
徐悲鸿先生是长子，九岁从父学画，十七岁时父母为他娶亲，由于他不满这门婚事，离家出走，后来被父亲抓回去完婚。十八岁那年生一子，他为儿子取名劫生，意思是“遭劫而生”，后家里人将其改为吉生。
徐先生的故事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钦佩和同情兼而有之的复杂感情。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刚从古老守旧的宜兴来到五光十色的上海。我觉得他很有吸引力。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因为在我那种守旧的家庭里是绝对不可能的。
后来徐先生的太太在家乡因病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由祖母带，七岁时因为出天花而夭折。
有一天，我听到父亲在母亲面前谈他，我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其实我正聚精会神地听。父亲夸奖徐先生，认为他的人品才貌都难得，断定他是一个可造的人才。母亲默默地听着，不时颔首。最后，父亲慨叹地说：“要是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就好了。”父亲的话意说得太明显了：虽然徐先生少年丧妻，但他总要再婚的。为什么要“我们再有一个女儿”呢？因为当时我姐姐已嫁到程家，我也和查家订了亲。如果再有一个女儿，很显然，父亲希望能有这样一位才貌出众、画艺高超的女婿。
牵手
有一天，同乡朱了洲先生到我家来，父亲和母亲都不在，他突如其来地问我：“假如现在有一个人，想带你到外国，你去不去？”
我听他这么一问，脑子立刻就映出徐先生的影子，这“一个人”和“外国”，同时构成强烈的吸引，使我心底的暗潮汹涌澎湃，不可遏止，耳畔仿佛响起嘹亮的喊叫声：“去呀，去!你为什么不去？”
我茫然地站着，衡量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去不去都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当时我只有一种紊乱与无助的感觉。也许是朱先生猜中了我的心意，他低声告诉我说，这个人就是徐先生，他最近要到法国留学，很想带你一起去。
我听说过徐先生要到法国的事，可是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竟要带我一同去，由于一向对徐先生的好感和爱慕，以及想逃避查家的即将迎娶，使我禁不住朱先生一再地催促，竟脱口而出：“我去！”
这以后徐先生便私下为我取了一个名字：碧微。还刻了一对水晶戒指，一只上刻“悲鸿”，一只镌着“碧微”。他把碧微的戒指整天戴在手上，有人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便得意地答：“这是我未来太太的名字。”人家追问他未来的太太是谁，他只神秘地笑笑。
徐先生开始积极地准备一切，他通知所有的朋友，扬言某月某日将启程去法国，其实他仍旧留在上海，为我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购置必需的日用品。那段时期他匿居在辛家花园康有为先生的家里，当时康有为已经收他为弟子。
1917年，从上海到法国的航线不通，徐先生决定带我先到日本，再看风色。他把一切出国事项都办好了，定于5月14日清晨乘日本船博爱丸驶往长崎。
13日我接到徐先生的秘密通知，要我在当晚天黑以后，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到了那一天，朱了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我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针账的抽屉里。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想去自杀的意味。就这样，我离别了鞠我育我十八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长发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微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微。
有“家”
1918年11月，在傅增湘先生的帮助下，徐先生以官费生资格到巴黎，进了法国国立最高艺术学校。徐先生在赴法国以前，绘画艺术已有相当造诣，入学后更废寝忘食地潜心攻习。
靠徐先生的留学官费，我们在欧洲撑过了六年光阴，直到1927年10月，我才终于回到了一别八年半的祖国。
1927年12月26日，我们的长子伯阳出生。徐先生对伯阳钟爱万分，我更是自己喂奶自己带，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回想过去十年的坎坷艰辛，我常常想，像我这样结合十年方始有“家”的女人，世间恐怕不多，此后，上天总不会再把我的幸福快乐剥夺了吧？
我们在上海定居后，田汉便常来找徐先生商谈筹组南国社的事。徐先生在中大任教，半个月在南京，半个月住上海。自从他被田汉拉到了南国社，徐先生把他的画具全部搬过去，从此徐先生就变成了半个月在中大，半个月在南国社。除了回家睡觉，我整天看不见他的影子。
变故
对我个人来说，1930年是一连串不幸的黑色岁月，许多重大的变故都在那一年里发生。4月间，丹麟弟病势沉重，咳血不止，三个多月后终告不治。到了11月初，姑母又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亲人的离去使我伤心万分。
正在心情沉重的时候，接到徐先生的来信，催我回南京。他在信上说，如果我再不回去，他可能要爱上别人了。我带着孩子到家的当晚，徐先生坦白向我承认，他最近在感情上有波动，他很喜欢一位在他认为是才华横溢的女学生，她的名字叫孙韵君，今年十八岁，安徽人，她曾在这年的暑假投考中大文学院，没有考取，于是就到艺术系旁听，徐先生对她的画作特别青睐，赞赏有加。
尽管徐先生不断地向我声明解释，说他只是爱重孙韵君的才华，想培植她成为有用的人才。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
从这时开始，徐先生便很少在家，他总是一清早去上课，下午再去画画，晚上还要到艺术系去赶晚班。我知道，他每天早出晚归，并非完全由于教学上的需要，其中还夹杂有感情的因素，因为在那充满艺术气氛的画室里，还有那么一个人。——当丈夫的感情发生了变化时，妻子都会有敏锐的感觉。但为了徐先生的名誉和前程，我不敢将徐先生师生相恋的事告诉任何人，只希望有一天，他会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他对妻子儿女的责任，迷途知返。
分手
1932年底，李石曾先生发起，将中国近代名家的绘画送到欧洲各国巡回展出。
这一次欧洲之旅，我本不想同去，因为孩子太小，留在家里实在不放心，但转念一想，假如我不去，万一徐先生带着爱人同行，又怎么办呢？还有，我也想趁此机会，看看我们有否重归于好的可能。两年后，我们结束了二十个月的第二次欧洲之旅，返抵南京。
我和徐先生在经历了20多年的痛苦煎熬之后，终于1945年12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重大教授宿舍签字离婚。
徐先生于1946年回到上海，后就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于1953年9月逝世，得年五十九岁。
在徐先生画室里挂着一副对联，那是他集前人句亲笔写的八个大字：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横额是他的斋名：应毋庸议。
（摘自《我与悲鸿》漓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