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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烈士们是寂寞的。这些烈士们寂寞了好久了。
       许是感到了他们的寂寞，82岁的离休干部刘传梅，一连6次敲开了大运河东岸这座小城烈士陵园的大门。
       第一次是在去年的“八一”前夕，他来到这里要见见久违的战友们。门关着，敲不开。同行的离休干部大声地说：“这是咱市里的老民政局长，想看看烈士们。”
       门开了，老人也惊呆了、心凉了：窄窄的陵园里，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几十株松柏树上栖聚着数不尽的鸟，被荒草挤得仅容插脚的陵道上落着一层厚厚的鸟粪，淹没在荒草中的烈士坟茔却一座也看不见。刘传梅用颤抖的双手扒开杂草，弯下腰一座又一座地瞧着、抚摸着寂寞的坟头。瞧着、抚摸着，泪就刷刷地流开了。这位抗日老战士，哪里是在抚摸坟头，分明是在抚摸战友们的身体与魂灵。
       看守陵园的小刘劝着：“大爷，别哭了，别哭了。”终于止住了泪的传梅老人，又去看烈士事迹展室。刚开门，一股潮潮的霉味就扑面冲来，破烂的展室，每一间都漏过雨。被雨水浸得花花点点、有些泛黄的烈士照片或画像，寂寞在潮湿的霉味里。忍了又忍，颜面抽搐着，终于忍不住，泪水又在老人布满老年斑的脸上，刷刷地流开了。小刘还是劝着：“大爷，别哭了，别哭了。”劝着，自己的泪也在眼眶中晃着。
       火辣辣的大太阳几乎是笔直地照在老人白发稀疏的头上。就要离开的老人，朝着淹没在荒草中的坟冢，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又朝着寂寞在霉味中的照片和画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转过身，再朝着管理员小刘鞠躬。小刘哪敢承受，慌乱地架住老人说：“我没做好工作。”老人说：“你带着妻子女儿在这里守着烈士们，也不易，以前没做好，咱以后做好。我这三个躬，是为了烈士向你鞠的。”鞠完躬，自知没权支使小刘的传梅老人，掏出50块钱，请小刘将烈士们长了毛的照片画像拿出来晾晾，请小刘一家赶紧拔拔淹没着烈士墓的荒草，再请他上初中的女儿将78位有名有姓的烈士的名单好好抄录下来。
       第二次来，传梅老人看着小刘媳妇拔草拔得烂糊的双手，再看看他们挤住在传达室的一家，一种怜惜与感激便在他慈祥的双目里盈满着。他放下兜里所有的钱给小刘，承诺道：“安心守灵吧，我每月供应你的闺女50元学费，考上高中我供应，考上大学——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供应到底。”
       刘传梅老人第六次来烈士陵园，是在年廿九的晚上。50多万人口的城市，都在忙过年。整个城市沉醉在五光十色的灯光里，白昼般明亮。只有这里漆黑、寒冷而又寂寥。老人知道，眼前的这方奠基石，是1946年7月7日立下的。那时，只有五六万人口的运河小城，竟然有4万多人踊跃参加陵园的奠基典礼。即使是在战争最为惨烈的时候，面对敌人的刺刀，全城的人民依然没有退缩，用生命保护下了这方奠基石，也用生命记下了当时的爱与憎。谁还记得我们的恩人？他说：“我听到了他们在哭。”
       这天夜里，传梅老人又给管理员小刘留下100元钱，嘱咐他要买一挂长鞭，挂在陵园的大门上，在大年初一太阳刚刚露脸的时刻燃放，好让冷清了多年的烈士们热闹热闹。他还叮咛，大年初一的早上，要为烈士们盛上三大碗水饺，再给烈士们鞠六个躬，“我仨你仨”。
       这天夜里，传梅老人还向着这些长眠在地下的人许诺：安心躺着吧，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要把你们的情况反映给上级领导。他要给这个市的最高领导写一封信，一封长信，将自己看到的和想到的和盘托出。
       82岁的老人，头受过伤，手颤着，就这样废寝忘食地写着，有时会从晚上10点，一直写到第二天的早上5点，让每一个字都浸透着热泪和心血。
       一个半月过去了，寝食难安的刘传梅老人，终于写成了这封长达20页的信。当信通过可靠途径送递之后，他又做起了一个梦：烈士们安居在一座面积扩大了一倍的新陵园里，这里就是山东济宁最漂亮的风景，陵园分无名烈士区、有名烈士区和雕塑区；修葺一新的展厅里不仅有济宁烈士们的事迹，还陈列着李大钊、瞿秋白、鲁迅等全国100个著名先贤的事迹；一座全国独一无二的双塔就在陵园最醒目的地方矗立着，塔上亮着永不熄灭的灯火；青青的松柏间，还有翠翠的竹林和暖暖的梅丛……
       （摘自《人民日报》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