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6日，地球上跑得最快的女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5枚奥运奖牌的田径女选手玛里昂·琼斯公开承认：自己在2000悉尼奥运会前服用了兴奋剂，并就此宣布退役。这是关于兴奋剂的最新丑闻。
北京的2008奥运赛场，如何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来自兴奋剂的污染，日益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每年四次“统考”全优通过
11月15日，当约见杜利军的时候，反兴奋剂研究所正酝酿着搬入新的办公大楼——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牌子刚刚挂出没有几天，暗红色三层小楼，干干净净地立在奥体中心的东门。
“新中心设计时征求了我的意见，现在的外观颜色是宫墙红。因为整个奥运会的样品都要往这里集中，希望它在这个院子里醒目一些，好找一些。”杜利军说。
杜利军介绍说，当时研究所负责三方面的工作：运动营养，运动医疗保障，兴奋剂实验室。“以前工作精力分三块，不能很集中，现在新中心的重点很明确。”这个明确的重点，就是“围剿”兴奋剂。
“当时成立主要是派人出去跟国外学习，现在都是相互学习了，在技术上，我们已和国际上其他实验室不相上下。”44岁的徐友宣是北大化学博士，目前担任中心的兴奋剂实验室主任。他说：“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人、缺设备、缺钱，只有十六七个人。技术也没有，派了很多人去国外学习。”
兴奋剂实验室经过两年筹备，1989年11月份顺利通过了国际奥委会的考试。从2004年开始，国际反兴奋剂机构每年给实验室出考题，一年4次。实验室全都顺利通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徐友宣说：“世界上有34个同类型实验室，大多数都出过错。”
新中心刚成立，千头万绪，每天各种想不到的人会找上门来，令杜利军不胜其烦。“刚刚有人打电话说你成立机构了，就要在北京地图上给你标出来，要收多少多少的费用。”
每天至少四人在天上飞检
杜利军的桌上有个剪去半截的矿泉水瓶子，算是简陋的砚台和涮笔容器，他随身带一本袖珍的《
论语》，每天都要抄几百个字的毛笔字，抄了无数遍了，强制自己静一下脑子。“现在我感觉就是如履薄冰，每天都要考虑大量问题。尤其是检查官的人身安全问题，有些运动员会有报复行为，我要求他们提前把路线确定好，不要伤害到检查官。”
兴奋剂和反兴奋剂，就是一个矛，一个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但总是兴奋剂的使用在前，反兴奋剂的监测在后，不断有新的兴奋剂出来。”为了更快地追上兴奋剂“们”，兴奋剂实验室就有了不可或缺的两种人，兴奋剂检查官和以身试剂的研究人员。
“还要考虑到检查官不要出现受贿的丑闻，过去在国际、国内都出现过，运动员被抓住以后会求情。”杜利军说，检查官队伍里有个“铁纪律”，规定检查官不得在去检查的当地吃“请”，发现有这样的苗头，或者运动员请吃饭了，就是违规，就要开除。
兴奋剂检查官，是兴奋剂实验中比较关键的一群人，他们每年要到全国各地或者亚洲各地去收取运动员的尿样和血样，然后再护送回来。一支好的检查官队伍就好像是一支好镖队。
秋阳是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中心是资历最浅的检查官。她说：“现在也要飞检，刚刚去过四川、石家庄。”
所谓飞行检查，无预先通知的检查，这样可以加大打击的力度。杜利军说：“在中国的天空，每天至少有四个我们的检查官在飞。”检查处在派任务时不会很早告诉检查官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只告诉去什么地方，再给个密函，里面有授权书和具体的任务，只有到了当地以后才能拆封，那时才知道要去查谁。
情况不乐观
与检查官不同，徐友宣说他手下还有一批要经常吃兴奋剂的研究人员。“实验室的人要奉献。出现了新型兴奋剂，要检查运动员，首先必须有一个正常人吃完以后产生的图谱对比，这叫人体授试。”
徐友宣自己也记不得前后“授试”了多少次。某次，他吃了某种兴奋剂后呕吐不止，最后送到了医院治疗。“很多女试验人员吃了以后，出现了男性特征。有时候会产生剧烈的反应，要送到医院去抢救。”
在国外，这种人体授试大多是完全的商业行为，花钱来征求自愿者。中国的兴奋剂实验室想追上国际的步伐，就得少花钱，多办事。靠土办法，拿自己开练。
某体育大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题目是：使用兴奋剂，可能会对你的生理机制造成破坏，危及生命，但可以拿金牌，你还愿意吃兴奋剂吗。结果是，很多运动员仍然为了拿金牌而选择兴奋剂。
“兴奋剂对运动员来说，诱惑很大。”杜利军认为，在竞技体育里，奖牌背后的利益驱动是导致运动员铤而走险的一个最大诱因。
反兴奋剂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运动员能做到自己不使用兴奋剂，但情况似乎并不那么乐观。就在前几个月武汉举行的全国城市运动会上——这也是奥运会前最大规模的综合性运动会——仍然查出了2例服用兴奋剂事件。
“我感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常识不具备，不懂得使用兴奋剂对个人身体会有伤害，现在我们要在宣传上让他们知道害处，关口前移。”杜利军说。
另外，目前中心还承担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检查任务，要到韩国、泰国执行国际任务，因此新一批的检查官外语要求都很高，像秋阳这样的新人一般都是英语专业八级。老杜的办公桌上放了一本《朗文辞典》，每天他也要背一些新单词。
“过去公众对兴奋剂都不了解，这让杜利军很尴尬。今后，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兴奋剂的危害，同样是艰巨的工程。“如今兴奋剂的使用已经超出了高水平运动员的范畴，甚至在学生考大学的体育加试中都出现了。”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