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就家学渊源、学问渊博与通晓语言文字种类之多，综合而论，能赶上陈寅恪的怕是还没有。然而他的学术之路坎坷晦暗，令人叹息。
丢失书籍
陈寅恪做学问与众不同，那就是在博览群籍的时候，顺手把有关资料，以及自己的考证、注释、心得，写在主要书籍的书眉上。这些书籍就成了他的笔记与资料库，待时机成熟，稍加整理一本本学术专著就面世了。陈寅恪从1927年到清华任教，到“七七事变”的十年间，除发表了五十多篇学术论文与序跋外，其未来的学术著作，基本上都在这些写满眉批的书籍上了。因而，书籍就是他的学问所在，丢失了书籍也等于丢失了自己的学术专著。然而，丢失书籍的意外却一次接一次地发生了。
1937年7月，日本进占北平，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合办长沙临时大学，陈寅恪因料理父亲丧事，到11月初才举家离京。离京前，他将一批重要书籍装进书箱，托友人寄往长沙。待他半个月后到了长沙，书籍尚未邮到，可战火已经逼近，临时大学再迁云南，他只好携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待他离开后，书籍邮到，却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
1940年暑假，陈寅恪去香港探亲，并等船赴英以应牛津大学之聘，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后在全家返回内地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先生精神几近崩溃。
眼睛问题
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失去了眼睛，也就等于失去了读写能力。可正值人生壮年，陈先生就有一只眼睛出了问题。到了1944年暮，另一只眼睛也不行了，虽及时做了手术却丝毫没有效果。几个月后抗战胜利，英国皇家学会约请他，赴英治疗眼疾，牛津大学议续前聘，他强扶衰病前往伦敦，以希重见光明。可惜，眼睛已为庸医手术所误，视网膜已皱在一起，复明全无希望。既为瞽者，也就无法再应牛津教席，只好回国再入清华。
陈先生的最后二十年，寄命岭南不甘自废，凭着原先的饱学博闻，在助手的帮助下，继续读书著述，其艰难可想而知。但惟一的一部最能展示其考证长才的《
论再生缘》，只能自己掏钱印刷个油印本在朋友间流通；于1956年就编好的《史学论文集》，本拟由中华书局出版，因个别提法不合口径而被搁置；花十几年苦功完成的近百万字巨著《
柳如是别传》，也照样是“盖棺有日，出版无期”。
陈先生去逝后，倒霉的事依然没有完结。别人在“文革”中抄没的书稿，大多在“文革”后得以归还。可他的口述自传未定稿《寒柳堂记梦》与三册诗稿，至今也没有下落，而这对研究陈寅恪其人其文，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性格与命运
钱穆在宜良山中写《国史大纲》期间，寒假里汤锡予偕陈寅恪来访，并住了一宿。次日，陈在园中石桥上临池而坐时，说了一句很有感慨的话：如此寂寞之境，诚属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个在此，非得精神病不可。这就是说，陈先生心怀离乱，忧虑不能自遣。这种性格的差异，不能不对个人的学术成就与身心健康产生影响。
从后半生的不同去向看，陈寅恪总是举家来去，牵挂也多。他在解放军即将入城时，乘国民党政府“抢运学人”的专机离开北京，去了南京。在南京住了一晚，又去了上海。在上海盘桓月余，又乘船去了广州。在广州，他想走，也能走，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邀请他，夫人也劝他，但他最终想走却没走。
看看史学大家的命运，我们不能不掂量一下性格的重要了。
（晓 露摘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