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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沈阳燃起侵略的战火，76年过去，硝烟虽已散尽，而当年风华正茂的数百万中华抗日将士，经历漫长岁月的战争、病痛，幸存下来的均垂垂老矣，并日渐凋零。留下他们的手印，就是留住了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留下手印是最好的归宿
       在今年9月18日到来之际，我们来到四川大邑县建川博物馆聚落“抗战老兵手印广场”。明晃晃的阳光下，3000多个掌纹清晰、手指嶙峋的鲜红手印“V”型呈现，一如整齐受阅的雄师。他们的“主人”，是当年参加抗战的老兵。年龄最大的已过百岁，最小的也八十多了。“已征集到3239位抗战老兵的手印，预计总数将达到8000个。”建川博物馆聚落负责人樊建川说，这些老兵的手，曾坚强有力，握住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但握不住流逝的时间，总有一天，他们会离开。留下他们的手印，就是留住了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今年在“纪念七七全面抗战70周年座谈会”上，这些老兵们一如当年挺立着身躯，排队在雪白的宣纸上留下自己的手印。“场面非常感人。”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张耀霞说，有个老兵的手，当年扣扳机的食指已经弯曲变形，怎么都印不上去，不肯放弃的他最后把手翻过来，手背印了上去；而一个老兵则打趣说：“以后不用去公墓了，留下手印就是最好的归宿。”
       成都，望江楼公园里，80岁的老兵周栋梁正悠闲地喝着茶。朋友提醒记者说：“看周栋梁的满头青发”——白了30多年，最近2个月全变青了。“高兴嘛。”周栋梁说，去年9月，在手印广场留念时，竟然遇见9位中国远征军新一军的战友。一同参军，分别60余年后再相逢，昔日的热血青年早已容颜大变，认不出来了，但老战友们甭提多高兴了。他们相互抱在一起，老泪纵流。
       除了激动，也有感慨。樊建川说，开国上将吕正操101岁时已行动不便，他是在床上颤抖着摁下手印的。
       广场上，手印犹在，但新四军老兵董绍祺已永远离开了。“他是在摁完手印3天后去世的。”手印广场工作人员唐兵说。当时他正兴高采烈地打电话给董绍祺老人的儿子董小祺，说手印已塑上去了，电话里却传来哀乐声。
       女兵的手印紧挨着丈夫
       在巍巍壮观的老兵手印广场上还有特殊的影迹，那是几个女兵的手印。张金銮的手印紧紧挨着丈夫王哲夫的，一如革命时代相依相靠。
       张金銮和王哲夫都是河北省定县东湖村人，高小同班同桌。1941年，两人一起进入冀中军区抗属子弟中学。这个学校是八路军办的，进入该校就意味着光荣参军。
       1943春天，原抗属中学学生分成三路，从晋察冀边区奔向革命圣地延安。一路上，王哲夫没见到张金銮，也没听到点滴消息，心里沉甸甸的。到了冬天，他意外收到张金銮寄来的“宝贝”：一双陕甘宁边区工厂做的军鞋，鞋底镶着一层薄薄的生牛皮，鞋里还藏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并代问另一个同学好。”王哲夫想，既然信中提到另一个同学，不如把鞋给了他，却遭到“批评”：“傻瓜，给你的我怎么能要，鞋是定情物啊。”周围战友都在取笑，王哲夫红着脸离开了。
       1944年秋天，张金銮给王哲夫写来第二封信，说得了急性盲肠炎，一个人在窑洞里住院，特别想他去看望。心急如焚的王哲夫把信给指导员看，指导员哈哈大笑：“体病好医心病难医，快去啊！”
       第二天早上，王哲夫胡乱扒几口糜子饭就出发了。一见面，躺在床上的张金銮腾地一下坐起来，未曾开口，眼里已噙满泪花。一路上想到许多话，王哲夫却一句也说不出来。沉默，傻坐。
       捅破最后一层纸的还是一封信。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内战火药味渐浓。秋末冬初，抗大七分校校部，一、三大队和女生队都准备开赴前线。这时，张金銮给王哲夫写了一封直白的情书。“再不表白，恐怕错过机会，遗憾一生。”张金銮说，信中写下了“天长地久日月相依、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句子。王哲夫马上提笔，回信只有一句话：“同意恋爱！”
       1949年12月12日，西安终南山下留村，6尺白床单往床上一铺，沙场伉俪终于结婚了。
       说起安仁镇，王哲夫觉得真有缘分。随部队进入四川时，他在安仁住了整整1年，经常在安仁糖厂的操坝上给战士们讲革命形势。有一天，讲着讲着，太阳突然火辣起来，于是转移到大树下继续讲。两分钟后，刚才讲课的地方发生了爆炸……离开50多年后，王哲夫再来寻找当年的“救命树”，却怎么也寻不着，无限惆怅。“不过，能把手印留在安仁，也是极大的安慰。”
       （袁 娟摘自《四川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