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很美的“新行当”
杰米·加尔布莱什感觉不是很舒服，也没有胃口吃饭，因为前一天上午她在医院做了一个辅助生殖的小手术，医生用了45分钟从她的卵巢里取出了66个卵子。
虽然身体承受了一些不适，但加尔布莱什认为，和1.5万美元比起来，这简直算不了什么。一对来自波士顿的夫妇为这些卵子付了这笔钱。这是加尔布莱什3年里第4次卖卵子，接下来，她还打算在7月中旬到新泽西州再卖一次。
这位军人之妻、两个孩子的母亲，正在美国一家著名的纯网络大学修读商学学位，为交学费她欠了银行1.4万美元，还有房租、生活费，这都是她出卖卵子的原因。
加尔布莱什卖卵子的酬金，在这个“行当”里算是比较高的了，一般的价钱都在5000美元左右。
现在，加尔布莱什和她修读护理专业的妹妹打算自己开公司经营这门生意了，她们已经在朋友之中招募到了一部分愿意卖卵子的人，并且在雄心勃勃地寻找更多的“志同道合者”。
大学里有最好的“卵资源”
加尔布莱什知道哪里有最好的“卵资源”：大学校园。这里有最值得开发的“卵子制造者”——智慧、青春，而且大多数人背着一屁股的债。
几年前，还是一名电影学校学生的卡丽·斯派克特在报纸上发现一则寻求卵子捐献者的广告。这听起来很有诱惑力，毕竟这年头赚钱的方法不多。现在已经是纽约大学学生的斯派克特说：“我不想欺骗任何人，我捐卵子就是为了钱。”
一家“卵子经纪人”公司的负责人说：“大多数捐卵者都是女大学生，因为她们需要钱来支付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在她们看来，这既帮助了他人、又方便了自己，这样的好事不多。”
女大学生的卵子价格随地区差异而变化，在一些偏僻地区，“捐卵”获得的平均报酬只有3000美元；而在纽约等大城市，“捐卵”报酬高达8000美元。一些不在乎钱的富人会喊出更高的价格，1999年，有人曾在某名牌大学的校报上打出广告，出5万美元寻求一名高智商、高个子的捐卵者。去年，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报纸上出现一则整版广告，出价10万美元，求购一名30岁以下、爱好运动的高加索裔女大学生的卵子。
通过在学校报纸和校园网络上打广告，或者干脆在树上贴传单，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愿意加入卖卵队伍的学生。这些广告通常都是这样的口吻：“让你轻而易举赚到6500美元甚至更多，而且还可以帮助那些梦想生儿育女的人。”“一对相爱至深的犹太夫妇，希望在我们帮助下实现梦想，……报酬8000美元以上。”
显然，这些广告传单通常都只会强调花花绿绿的美金报酬，而手术的痛苦，对身体产生的影响——注射荷尔蒙、抽取卵子以及过后可能产生的心理阴影，一概轻描淡写。加尔布莱什说：“这些广告有着强大的诱惑力，看到一两个月内就能赚1万美元，年轻女孩子们就什么也不顾了。”
在“金钱”和“爱心”之间挣扎
这样的广告看起来是温情脉脉的，但是光有“爱”和“帮助”这样的字眼，能趋使这么多人“贡献”自己的卵子吗?
其实，女性愿意卖出卵子无非有两种理由——要么需要钱，要么希望能帮助别人。两年前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盖伊坦言：“如果没有那么高额的报酬，我绝对不可能将自己的卵子捐献给素不相识的夫妻。”
在毕业的前一个星期，长着棕色眼眸、蓄着波浪长发的盖伊在耶鲁生育中心取出了8颗卵子，获得7500美元的报酬。“我用这笔钱付了贷款和信用卡费用。”今年30岁的盖伊现在拥有一份还算满意的工作，并已经决定在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市定居。盖伊说，在漂泊不定寻找工作的日子里，她一度想过再次卖卵子，“当时我欠了一笔帐，对方追得很急，如果我拿到钱就可以还清剩余的贷款，我差一点就这么做了，但幸好我没有。一想到往事就让我很难堪。”
对于24岁的法律系学生玛丽·摩尔来说，捐献卵子没给她带来什么阴影。“我第一次卖卵子时是匿名的，而且也不知道买方的姓名。一家医院给我们做的中间人。第一次完全是为了钱——我一点儿也不介意。”摩尔第一次卖卵时只有19岁，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一天我在学生报上看到了广告，当时我正好向我妈抱怨我多么缺钱花。”
当摩尔拿到第一笔报酬后，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她已经为第四次做好准备了。
爱默生大学电影导演专业的学生劳伦·勃利纳去年拍摄出一部22分钟的纪录片，名字叫做《一切都在一个篮子里》，讲述出售卵子的姑娘们的故事。这部花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的短片，最后的结论是：“卵子交易中对出售者真正具有诱惑力的只有金钱，而且还会让人上瘾。”
法律的灰色地带
一些关注不孕不育业的人士发现，美国几乎没有有效的规则或章程规范卵子捐献行为，也没有对妇女最多能捐献的次数进行限制，而且也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医学研究，比如，多次的卵子捐献是否影响到妇女的身体健康？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斯帕尔预言，卵子捐献将继续呈上升趋势，并且由于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原因，大学生依然是最受市场关注的对象。她指出：“每一次技术上的突破都是科学打头阵，市场紧跟其后，政府往往被远远抛在后面。”（袁爱湖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