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白兰度，这位极具叛逆色彩的巨星用他的演艺才华照亮了整整一个时代，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演艺生涯中，马龙·白兰度留下了《欲望号街车》、《飞车党》等60多部影片，凭借《码头风云》、《教父》两度问鼎奥斯卡奖。
2004年7月1日，80岁的马龙·白兰度病逝于洛杉矶，他的辞世标志着美国电影行业一个时代的终结……
叛逆的青春
我是1924年4月3日深夜11点钟在奥马哈的妇幼医院降生的。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母亲是个娇弱而风趣的女人，喜欢音乐，求知欲强，却并不比父亲疼爱我们。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她的情感失衡是什么因素所导致的，不明白她怎么会酗酒。我一直在猜测这背后的原因，却始终没有得到答案。
我14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父亲把她找回来，领她上了楼。我坐在楼下的客厅里。我听见她摔倒了，接着是耳光和拳打脚踢的声音，我赶快跑上楼。她躺在床上哭泣，父亲气鼓鼓地站在床头。我简直气得发了疯，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在他的鼻尖下，我用低沉而清晰的嗓音一字一顿地对他说：“你要是再打她，我就杀了你。”
父亲决定把我送到他的母校——位于明尼苏达州法里博的沙塔克军校。他认为纪律的约束对我大有好处。可是我一分钟都不能忍受穿军装的生活。我一辈子都在思考，为什么我应该做某件事情。合情合理的解释可以让我改变想法，但想不通的事情我不会做。我始终做不到“啪”地一声立正，敬礼。
我喜欢的少数几门功课包括英语，教英语的是瓦格纳伯爵，他引导我发现了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对语言娴熟精准的驾驭把我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大教室，我有很多时间阅读莎士比亚，那时候背诵的很多台词直到今天都还没有忘记。
第二年，一位上校受命来沙塔克视察，长官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我一直是个捣乱分子，但我具有一定的领导素质，因为我每次制造麻烦，都会让其他学员参与进来。
他们把我关在房间，要我闭门思过，我感到百无聊赖，就决定进城。不巧的是，我的擅自离岗很快就被察觉，立即遭到了开除。
我到伯爵那里向他辞行的时候，他说的话让我完全意想不到：“别担心，马龙，一切都会好起来。我知道你会名扬天下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这句话。
他拥抱我的时候，我一下子热泪盈眶。我把头伏在他的肩膀上，忍不住低声抽泣起来。我没有意识到，多年来我一直压抑着被爱、得到肯定的渴望，这一刻才得以释放。
卓别林的道歉
卓别林一向是我由衷钦慕的演员，他在《城市之光》等影片中的表演让我深深折服，使我在哈哈大笑之余潸然泪下。
在伦敦与晚年的卓别林合作拍摄电影《香港女伯爵》期间，我认识到了他令人生畏的、冷酷残暴的一面。拍摄期间我发现，他是个自以为是的暴君，也是个吝啬鬼。演职人员哪怕只迟到几分钟，也会遭到他毫不留情的痛斥，为了加快进展，他没头没脑地责骂他们。最糟糕的是，他对待自己的儿子悉尼极其冷酷。悉尼在影片中扮演我的密友。他经常当着所有人的面奚落悉尼。“悉尼，你真是个蠢货！你没长脑子吗？你不知道怎么把手放在门把上吗？你知不知道什么是门把手，知道不知道？我只要你转动门把手，打开门走进来。这就把你难倒了？”
一天，我到片场时迟到了约15分钟。我错了，我不应该迟到，但我确实迟到了。卓别林当着全体演职人员的面呵斥我，他说我缺乏职业素质，我是演员当中的败类，我应该感到羞耻，直说得我无地自容。
他口不择言，没完没了地辱骂我，我越来越沉不住气。最后我说：“卓别林先生，我会在化妆室待20分钟。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内向我道歉，我会考虑留下来，否则我立刻乘飞机返回美国。我只给你留20分钟。”
我回到化妆室，过了几分钟，卓别林敲门进来，向我道歉。后来他再也没有找过我的碴儿，我们相安无事地拍完了剩余的镜头。
我仍然敬重他，把他看作电影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可是作为人，他也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拥有极其复杂的个性。
学会原谅，我获得了幸福
多年来我追逐着一个又一个女人，为了避免遭受感情的重创，我在生活中总是同时与几个女人周旋，这样，即使一两个女人离开我，还有四五个女人陪在我身边。
温娜是个例外，我们爱得很深，也吵得很凶，打起架来不要命。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改变自己，于是分手。
后来，我有5年的光景没有见过温娜，尽管我经常想起她。我听说她搬回了洛杉矶。我在朋友家的聚会上见到她时，我的心怦怦直跳，好像刚刚参加了一场重量级拳击比赛。我鼓足勇气，向她走过去，我轻轻地用胳膊搂着她说：“很高兴见到你，温娜。”她的脸红了。她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我，我们又开始打电话。她还像往常一样风趣，在我看来，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她的笑声更具有感染力，或者更能让我产生生活的感觉。
我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我原谅了她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希望她也能原谅我。我说，我认为，我们由于无知、痛苦、渴望、恐惧、担忧和压力，曾经残忍地对待彼此。我明白我必须原谅她，这很重要。当时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写那封信，但现在我懂了，我写了信，原谅她曾经把刀子扎在我心里，我可以获得自由。
我给温娜寄出这封信后，我们又见了面，虽然还有一些伤口没有愈合，但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明白，早晚我们会再次走到一起的。不料，当等待命运替我们做出安排的时候，温娜去世了。她骑着一匹心爱的马出去兜风，马摔了一跤，她的头部严重受伤，她在出事后48个小时内去世了。
“人生多坎坷，总有苦尽甘来的一天。”我的姥姥常常发表这样的生活感慨。后来我看了《与狼共舞》，看到一半时，我泪流满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接着，屏幕上一个年轻的印第安男孩的脸庞让我找到了答案：我好像归乡的游子流下了眼泪。我明白，在过去的几年里，我重新发现了自己身上纯洁、清白和正直的品格，而自我的童年时代起，这些品格就被掩盖起来。在某种意义上，我走了一个圆圈，又回到了起点，我感到了自由。
（董慧敏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