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家落难，众人避之她趋之
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连日遭受“造反派”的批斗之后，与妻子朱梅馥一起，在上海江苏路寓所的钢窗上自缢身亡。
在那墨染的岁月，一个非常普通的上海姑娘，以强烈的正义感保存了傅雷夫妇的骨灰，她为此差一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她的敢作敢为，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傅雷夫妇双双自杀，在那个年月，这叫“自绝于人民”，是不能收留骨灰的。傅雷的兄弟朱人秀回忆说，当时傅雷夫妇遗体被送到上海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火化。
眼看就要铸成傅雷一家巨大的遗憾，突然，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声称自己是傅雷夫妇的“干女儿”，一定要保留傅雷夫妇的骨灰……
傅雷夫妇生前只认过一个“干女儿”，那就是钢琴家牛恩德博士，当时她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怎么在上海又冒出一个“干女儿”来了呢？
1984年，我屡经周折，在上海一条普通的弄堂里找到了傅雷“干女儿”的家，她的母亲接待了我，说她到一位画家那儿切磋画艺去了。原来，她的父亲是一位正直清贫、身世坎坷的画家。受父亲的影响，她自幼喜欢美术和书法。
我正在观画，屋外传来脚步声。紧接着，我就看见一个40多岁的女子，腋下夹着一卷画纸走进来了。她脸色苍白，穿着普通，举止文静。像她那样年龄的上海女性，绝大多数烫发，她却一头直梳短发。当我说明来意，她竟摇头，认为那只是一件小事，不屑一提。
我诚恳地请她谈一谈。她说：“如果你不对外透露我的姓名，我可以谈。”我答应了。她用冷静而清晰的话语，开始回忆起往事。
她说，她与傅家毫无瓜葛。但是，她从小喜欢读傅雷的译作，从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中认识了这位执著、认真的大翻译家。她也喜欢弹钢琴，听过傅雷的儿子傅聪的演出。
1966年9月初，她正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这个女孩告诉她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这个女孩说，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到傅家大抄家，斗傅雷，折腾了几天几夜。傅雷夫妇被逼得走投无路，才愤然离世。傅雷还留下遗书，说自己是爱国的！
听完之后，她的心久久无法平静，马上赶到江苏路。凭借墙上的“打倒老右派傅雷！”的大字标语，她很容易就找到了傅雷的家。不过，傅雷家已经被查封，无法进去。她就向邻居打听，找到了傅雷的保姆周菊娣。
周菊娣告诉她，遗体是在万国殡仪馆火化的，那天周菊娣一个人去了殡仪馆，人家不让周菊娣领骨灰。这时她提出，能不能由傅雷的亲属出面去认领骨灰？周菊娣告诉她，傅雷的姑母就住在不远的武定路。
她来到傅雷的姑母家中。听她说明来意之后，傅雷姑母说，傅雷之子傅敏在北京跟“牛鬼蛇神”一起劳动，无法来上海。除了傅聪远在英国，傅敏在北京外，傅雷没有别的子女。也就是说，谁都不能去领骨灰。
情急之中，她再次来到殡仪馆，自称是傅雷的“干女儿”，向那里的工作人员提出收留傅雷夫妇的骨灰。但是，她没有钱购买骨灰盒，因为27岁的她还没有工作。于是，她想方设法，又找到了傅雷的内兄朱人秀。
据朱人秀回忆，她是戴着大口罩来到朱家的。朱人秀问她姓什么，她说自己姓“高”（在上海话中，“高”与“江”音相近，所以朱人秀听错了）。朱人秀问她住哪里，她不肯说。朱人秀见她连地址都不肯说，有点不放心，就把钱交给外甥张廷骝，让张陪着“高”姑娘去买骨灰盒。买好骨灰盒，领取并装上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高”姑娘把骨灰盒带回自己家中，暂且先保存起来。过了几天，她和张廷骝约好，又一起把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办理存放手续。考虑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从朱人秀那里得知傅雷原名傅怒安，就在骨灰盒上署名傅怒安……
朱人秀说，1979年当傅聪终于回到上海的时候，看到父母的骨灰盒，非常痛苦，同时又非常感谢那位不认识的“高”姑娘。
见义勇为，一生坎坷自安之
傅雷的“干女儿”继续回忆如烟往事。
她说，之所以冒险领出傅雷夫妇的骨灰，除了上面说的是因为佩服傅雷的才学，还因为景仰傅雷的品格。
事实上，领出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她还做了一件更危险的事——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反映傅雷夫妇是如何含冤离世的，反映她的身边还发生了许多类似的悲剧。当然，她没有署名。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即使是匿名，写这样的信也是非常危险的。
果然，这封信还没有寄出上海，就落到上海市公安局的造反派手中。他们见到信的字迹老练，书法漂亮，以为必定是上海文化界的“老家伙”写的，便作为重大案件追查。好在，他们查出这封信出自一位普通女子手中，没有“老家伙”指使，没有给她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
但是，她却因此在“反革命”的阴影之中担惊受怕地生活了12年，直到傅雷平反昭雪方才释然。她也直到34岁才找到一份“里弄生产组”的工作。
其实，她在19岁那年就有过类似的义举。那时，她在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中部学习，在她即将毕业的1958年，厄运降临了：校方把俄语教师柴慧敏打成了“右派分子”。可是，查来查去，这位女教师没有什么“右派言论”，校方就叫她“揭发”。她不愿从命，就受到批判，毕业鉴定中还写上了“立场不稳，思想右倾”。
严格地说，正是这8个大字断送了她的前程。从此，她的大学梦破灭了，任何单位都不敢录用她，她只得居家从父绘画。那位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俄语女教师后来也像傅雷夫妇那样自杀了……
傅家兴盛，众人趋之她避之
令我非常感动的是，1985年秋，46岁的她居然去报考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后来，还成为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师、中国书法协会会员。
更加令我感动的是，她对来自傅家的感谢，一直是退避三舍。她安于简朴的日子，如同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
傅家不忘她当年的义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她还说，如果贪图今日接受傅家的报答，当初她就不会挺身而出了。傅家的感谢只会使她“窘迫和难堪”。
她说：“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
（舒 晴摘自 《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