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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闪闪的红星》背后的艰辛
作者:薛凯洲

《人民文摘》 2007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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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闪的红星》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主人公潘冬子更是尽人皆知。那么这部电影是根据哪部儿童小说改编的?主人公潘冬子的原型又是谁?小说又是如何搬上银幕的?其间经历过怎样的波折?
       潘冬子的原型到底是谁
       1961年,李心田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两个小八路》,受到欢迎,后来编辑又约请他再为孩子们写一部小说,于是便有了《闪闪的红星》的创作。
       当时李心田是部队文化速成中学的教员,所教学生中,有很多学生的父母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像济南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等的子女都是他的学生。这些学生们的成长经历极为艰辛且颇具戏剧性,当年这些老红军在战争年代将孩子分送他人,等到全国解放后孩子才找到父亲。有一位老红军,长征时留给家中一顶帽子,上面有老红军自己的名字,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帽子才找到了他的父亲。这些真实的故事打动了李心田,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有力的素材。为了不忘记这些红军子女艰辛的童年,并告诫后人,便有了创作《闪闪的红星》的初衷。
       小说出版一波三折
       经过两年紧张的写作,李心田于1964年完成小说的创作,并起名《战斗的童年》,将稿子寄到了北京。到1965年“文革”前夕,全国的形势已经非同一般。不久,“文革”开始了,当时李心田所在的文工团规定,所有人员的作品一律上交,不许私留一个字,否则会受到党纪处分。而李心田的小说里面有不少描写人情、人性的内容,怕遭到批判,李心田很是惶恐。面对自己的心血,在交上手稿的同时,李心田悄悄把誊清稿留了下来。当时兴烧书,果然交上的稿子,连同别人的书籍、文稿,在院子堆成一堆,全烧了!烧的时候李心田就在现场,心中还说“文章误我,我误青春”,决心以后再也不写了。不久李心田长期深入部队,1970年任济南军区创作室副主任,继续文学创作。时隔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来约稿,李心田便将劫后余生的《战斗的童年》交给出版社。
       当时的政治环境注定了一本书的出版是要多灾多难的,要经过集体研究、审查,还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李希凡审阅了小说,认为小说不错,但可出可不出。最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工作的王致远顶住了反对意见,决定出书。但稿子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将稿子中冬子妈对丈夫的依恋、红军走后的失落感以及对白军的恐惧等都删去了,甚至加上了读毛主席的书以及毛主席在革命中的作用等。
       稿子定了之后,有人认为《战斗的童年》名字一般化,李心田苦思两天后提出改为《闪闪的红星》,但当时的编辑考虑到“红星”二字苏联惯用,就叫《闪闪的红五星》吧,清样出来后封面上印的就是《闪闪的红五星》。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王致远硬着头皮把那个“五”去掉,印出来的书才是《闪闪的红星》。
       书出版之后,这是“文革”中最先出版的为数极少的文学作品,原北京市教育局局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发表评论,称《闪闪的红星》是对儿童教育的绝好教材。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了这部小说,全国十多家出版社要出版此书。当时,我国的文学作品极少与外国交流,《闪闪的红星》却很快被译成了英、德、日、法、越等国文字,对外进行出版发行。
       小说搬上银幕躲开江青插手
       小说出版不久,便有人找李心田提出要拍成电影。最先和李心田订约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后来,八一厂最有实力的李俊、李昂、王平做导演,开始了演员的挑选。在一百多个孩子中,经过跟踪调查,发现了9岁的祝新运,导演们征求了李心田的意见后,最终确定了祝新运。而祝新运的演出非常入戏,拍摄前把规定的情景讲给他,他很快就能酝酿出情绪来,该哭的时候,眼泪自然就流了出来,根本不用眼药水。少年得志的祝新运因为《闪闪的红星》一举成名。
       电影拍成之后,请江青审查。她非常高兴,并说:“如果时间许可,我还要再看一遍,值得我看两遍的电影还不多。”这使八一厂受宠若惊。不久,八一厂带片子来济南答谢。当时的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委负责人都很重视,把这事当成大事来对待,人员全集中到电影放映室,准备听江青的指示,当然是李心田要在场的。但李心田夜间要排队买蜂窝煤,再加上没有汽车可坐,便骑着自行车去晚了。到了大门口,门卫不让进,同行的人就说:“他就是作者。”哨兵怕是冒充进去看电影的,还是不让进。还巧,有一个秘书焦急地探头向外找,一眼就看见了李心田,急忙说:“哎呀,就等你了!”李心田这才进了放映室。电影出了名,江青就要插手,指出几个要修改的地方。当时谁敢违抗,便由导演去添补一些镜头。后来,由于演冬子的演员祝新运因病服药,把脸给吃胖了,拍出的效果相差很大,实在无法接上,江青也就作罢。这样,《闪闪的红星》才保持了原貌,躲开了江青的插手。
       电影公映后,受到各方面的好评。朱德委员长看了影片后的第二天,就为他的外孙女写了“闪闪红星”四个字,现手迹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从电影拍成到今天,3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40岁左右的人提到《闪闪的红星》都会滔滔不绝,《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已成为经典歌曲。
       (秦 风摘自《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