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曾有一个共同的称谓：“慰安妇”。对她们来说，那场战争并没有结束，来自身体与心灵的伤痛，直到生命结束那一刹那方能终止。
近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这是继韩国首尔、日本东京之后，全世界第三个有关“慰安妇”的纪念资料馆。
参加开馆仪式的有请来的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万爱花；曾作为原告走上日本法庭的海南黎族受害者林亚金；最近被发现的广西桂林幸存的“慰安妇”韦绍兰和她日本血统的儿子；还有湖北袁竹林的养女……
袁竹林 湖北 已故
1992年，袁竹林的养女程菲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一篇名为《索赔潮起于民间》的文章后致信作者童增，询问如何替有“慰安妇”经历的养母袁竹林向日本方面索赔。
袁竹林被迫当“慰安妇”的经历彻底公开。
袁竹林1922年5月16日生于武汉。15岁时袁竹林结婚了，丈夫汪国栋是汽车司机，两人婚后感情很好。
但袁竹林没有想到，结婚才一年时间，日军进攻武汉。汪国栋奉命转移到四川重庆，把袁竹林留在了武汉。认为媳妇在家吃白饭的婆婆强逼袁竹林另嫁他人，和一个叫刘望海的人结婚。17岁时，袁竹林生下一个女儿，取名荣仙。
1940年春，一个叫张秀英的人到处招旅社清洁工。袁竹林信以为真，和其他几个女孩子一起报名参加。就这样，张秀英领着她们坐轮船到了鄂州。
没想到一上岸，端着刺刀的日军士兵就将她们带到一座庙里，老板给袁竹林取了个日本名字“吗沙姑”。把她安排到一间七八个平方的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痰盂。
第二天早晨，房门口挂上了一块六七寸长、2寸宽的木牌，上面写着“吗沙姑”。这天上午，门外就来了大批的日本兵……
就这样，袁竹林和其他几十个姐妹，成为日本兵的性奴隶。慰安所里的一日三餐，由老板雇佣来的一个中国厨师料理，质量差，数量少。她们要洗澡都没有地方，只能在厨房的木桶里轮流洗。
2006年2月，采访过袁竹林的苏智良、陈丽菲教授致电正在病中的袁竹林，询问她是否愿意接受日本亚洲妇女基金会的一笔数额达2万美元的抚恤金。这个基金会是在日本国会拒绝通过谢罪议案和立法拨款向受害人赔偿的前提下，1996年由日本多个企业财团捐资10亿美元成立的，由前首相村山富市担任会长。
对经济困难、病重的袁竹林来说，2万美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袁竹林却拒绝接受这笔钱。
一个月后，袁竹林在武汉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去世。
韦绍兰 广西 88岁
88岁的韦绍兰和62岁的儿子罗善学哭了。在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大厅里的记者们面前，高出一头的儿子紧紧搂住瘦小落泪的母亲，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黑瘦的罗善学是12岁时知道自己身世的。他和村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钓鱼。有个小孩想要他的钓鱼竿，他不给，小孩就骂他“日本仔”、“鬼子仔”。
1944年冬天，日军占领了广西荔浦县，在一次例行的“大扫荡”行动中，新坪镇桂东村25岁的韦绍兰背着1岁多的女儿被日军抓住，和另外6个妇女被拉上汽车，送到了日军军营。
韦绍兰回忆说，最早强暴她的日本士兵是端着刺刀进屋的。见她不肯脱衣服，就拿着刺刀对准她的女儿。韦绍兰只得屈从。
不久，最让她恐惧的事情发生了，她怀疑自己怀上了日本士兵的孩子。
这段地狱般的日子持续了3个月。一个凌晨，装作肚子疼要大便的韦绍兰带着女儿逃出了军营。
几个月后，和她共患难的女儿病死了。再过了几个月，韦绍兰生下了罗善学。“我当时很害怕，但仔细想一想，孩子是没有罪的。”生下孩子的韦绍兰，仿佛成了家族的罪人。她和儿子不仅得忍受在外受气的丈夫的谩骂，还要承受村里人的白眼。
如今，62岁的罗善学仍然一个人过。在他住的村子里，比他年轻的人都喊他“日本爹”、“日本爷”。“我恨妈妈，她为什么要把我生下来，让我受这么多罪。”这样的想法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才消除。
林亚金 海南 81岁
生于1926年的林亚金是海南保亭县南林乡人，在6个兄弟姐妹中，她排行老二。1943年10月的一天，在地里割稻子的她和几个要好的姐妹，被突然出现的日本士兵抓住带回到日军军营。当时，林亚金17岁，正值青春。
……
1950年，林亚金认识了罗葵什号村的丈夫。在结婚一年后，她才告诉丈夫自己被日本人强奸的事。同为黎族的丈夫听完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在接下来的土改和肃反运动中，她丈夫的成分被划为“地主”，被列为政治改造对象。在丈夫被押送到三亚去劳动改造以后，林亚金再也没有见到她的丈夫。在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中，被当地人称作“日本娼”的林亚金也成了批斗对象。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人再敢接近林亚金，也没人敢和她说话聊天。村里人经常讽刺林亚金的过去，让她非常难堪，经常以泪洗面。
为躲避过去，林亚金搬到了无人、偏僻的山区里，一个人远离人群，孤立无援地活下来。后来她收养了一个小男孩，在山沟里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梦到当时的情景，太可怕了。”即使是现在，在睡梦里林亚金也时常回到过去的场景，在大汗淋漓中惊醒。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姓张的小学老师无意中听说了林亚金的经历，找到了住在至今仍没有通公路的林亚金住处，希望能够把她的经历记录下来。在乡政府的鼓励下，林亚金面对着几次上门的张老师放声大哭。
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把林亚金纳入到援助对象中，从2000年开始，每个月寄给她100元钱，后来又增加到200元。在大多数“慰安妇”采访对象中，像林亚金这样过着贫苦生活的人有很多。
（王建军摘自《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