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的一场考试，让翁宝和符史杨一个离开，一个留下——就像同一颗种子生出的两个枝芽，沿着不同的方向各自爬藤。但在15年后，两根藤条终于向同一个方向伸展了——
少年玩伴
海南文昌城不大。现在，34岁的符史杨每天至少三次经过粮食局门前的坡路。二十多年前，他和翁宝每天从文昌二小跑出来，一路冲到这里，站在粮食局大厅里的电视机前，看动画片《蓝精灵》。
那时候，符史杨的父亲从信用社贷款1万元，开了一家虾行。他的姑姑、姑父在设计院工作，家里有好几个“单位里的人”。而翁宝除了有一个做小学教师的父亲，出身于地道的农民家庭。符史杨每天有一毛或两毛的零用钱，翁宝没有。所以星期天，符史杨回到父亲经营的虾行去“捞鱼捞虾玩”时，翁宝必须上山去摘竹笋，或去海边捡海棠果——每斤可以卖2毛钱。
他们一次次来到文昌河边的望河粉店，花3毛钱吃上一碗海南粉。米粉汤上撒着一层干黑脆硬的牛肉干，这就是翁宝的最爱。要不是陪他，符史杨绝不会来，他喜欢海鲜。
直到初中，符史杨都是学校里的“明星”——足球场上的帅气、游泳时的敏捷、处处散发的机灵劲，甚至不喜欢读书的那股不羁。而翁宝是不起眼的。
命定高考
翁宝的沉默持续到了高中。最初，他的成绩并不十分突出，却越来越明白高考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他甚至几个月都不说话，拼命地学习。
翁宝成为1992年文昌市文科状元，是海南全省的探花。他走进了北大历史系，并在后来的15年中一直保持着读党史的习惯。
符史杨落榜了。这并不出乎他本人的意料：“没办法，就是对读书不感兴趣。”
对于翁宝来说，大学意味着数不清的“第一次”——出岛、坐火车、进军营，包括第一次来到大城市。
与此同时，符史杨很快与一群四川人打成一片。那是他在自来水厂的工友，每天收工后，他同他们一起吃着火爆热辣的川菜。吃惯了海鲜的他从不觉得这口味太过刺激：“每天饿得像鬼一样，只要是吃的就好。”
1997年夏天，翁宝腰间别着BP机，蹬一辆旧自行车，穿行在北京的酷暑中。他犹豫一阵，还是蹬过几条街，找到公用电话，回复了一个广州的号码——是《粤港信息日报》的录用通知，从此翁宝在广州定居。
就在翁宝忐忑地接受考验之时，符史杨正在家乡和朋友合伙经营农场，种下木瓜和胡椒，那一次亏了３万元钱，符史杨笑着说：“玩玩嘛！”然后，依旧回到众多父辈亲戚们所从事的行业——建筑。
对翁宝来说，大部分同学逐渐疏于联系了，但与符史杨自小积累起来的信任感，始终存在——尽管他们的话题中，没有历史和现实的思辨，没有经济现象的探讨，只有各自碰到的“有趣的事”。
翁宝每次回家，符史杨一定会陪他去望河粉店吃粉，并且惊奇地发现：“他竟然可以连吃两碗，或者一天三顿每顿都吃这个！”
人生沉浮
几个月后，翁宝终于来到《粤港信息日报》，成为一名记者。而此时符史杨正跟着叔叔做西瓜生意。他和十万斤西瓜躺在一起，在火车皮上颠了两天三夜，来到上海。
后来，翁宝不到25岁就做了《南风窗》编辑部主任，又在《第一财经日报》担任了产经部编委。此刻的符史杨，早已厌倦了西瓜生意，回到建筑老本行。他本着一条基本法则：哪里有机会，哪里阻力最小，就去哪里。
2006年，因一篇关于劳工权益的报道，翁宝与同事一度被所报道公司索赔3000万，并被法院查封、冻结了个人财产。得知这一消息时，他正在与人谈话。他挂上电话，继续把事情谈完，开车出来，停在路边，突然不知该怎么办。后来，在家乡的望河粉店，连着两碗牛肉粉下肚。翁宝终于下定了一个决心。
分久必合
广州市一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为翁宝10年淬炼的结果：他从一个媒体从业者，变成一个总经理。他从马云（阿里巴巴网站总裁）的商业思路中获得启发，并且自称对王传福的实业发展思路充满敬意。他一句一顿地说：“我们要和有志气的中国企业一同成长。”
这样的话，符史杨是不会说的。符史杨正在做着“房地产开发”，他最大的特长便是拿下大老板手中顾不上开发的小地块、或是正在周转资金的项目地块局部。他常说自己的地是“赊”来的。工地上的大小活计，他会照顾地块原来主人的亲戚们。
文昌城内大部分老同学的家，都住在他盖的房子里。他的底层商铺永远不卖，出租等待升值。除了建房，他还有一家私立幼儿园的股份，和一家洗染店的股份。他说：“翁宝现在成空中飞人了。”
的确，翁宝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分别租了写字楼和自住房，每月定期巡回。而符史杨的生活，是到工地看看进展，在弟弟的网吧里看大盘。更多的时间，与朋友喝茶、吃饭、聊天。而翁宝，始终不炒股。
在北京停留时，他有时会独自开车来到北大，慢慢地在校园里划过，没有目标。或者停下来，看那些经过身边的身影，年轻一如当年的自己。
在翁宝惦念这句话的时候，符史杨行驶在椰林间的公路上，他说：“如果现在这样的租售行情能持续15年，40多岁就可以退休了。”他明白：“我想要的自由自在，只有在市场里把自己做强大，才有可能。”
15年后，两根藤条终于因为这一点而向同一个方向伸展了。
（郭守霞摘自《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