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曾被骂作“卖国贼”的后代，他们很难感受到出身豪门的优越，为了避免可能受到伤害，他们甚至故意隐瞒自己的出身。有一种豪门望族的后代身份，曾经叫人不敢承认。
胆战心惊的逃亡岁月
掐指算来，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算起，上海第一大官宦家族李家迄今已绵延了八代人，共计206年。
所有的豪门家族都会沿用传统的“诗书传家”，李氏家族自然不例外。“文章经国，家道永昌”，李家把家族子弟们按资分辈，但起名排序却截至在“家”字辈。“道”字辈的名字大多由双名改成了单名。老四房的李家政说：“战乱时，很多‘家’字辈吃够了苦，不能让孩子再被这劳什名字牵连进去。”于是他把本属“道”字辈的女儿直接取名为李琳，以此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实在是没办法”，如今已经83岁高龄的李家政回想当年，仍然抑止不住内心的悲伤，他把嗓音压得很低，情不自禁微微摇着头。
老人的思绪飘到了半个世纪前，“时局不稳定，日本人到处杀砸抢掠，母亲带着我从安徽安庆老家逃出来，先逃到香港胆战心惊地兜了一圈，然后再投奔上海的舅舅家。”当时的落脚地就在康定路某老式石库门房子里，这一躲，就是几十年。内乱外患，当时许多“国”字辈李氏后代集体大逃亡，抗战时基本逃离安徽。解放后，有的像李家政一样隐居大陆，也有很多流散到海外。
惊魂未定，紧跟着就是“文革”、“扫四旧”。家里典藏丰富的藏书楼没逃过劫难，八十几箱好书，被撕的撕、烧的烧，转眼间统统付之一炬，其他值钱财物均无幸免。
就这样，李氏家族“经”字辈打下的财富，轮到“国”字辈坐享其成和不思进取，加之后来的战争和动乱，短短几年内就彻底败落。家族史研究学者宋路霞说，很多李氏后代都怕了，从此过上了谨小慎微的生活。
李家政默认这种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不肯在单位的资料表格上写自己是安庆人，以至于单位里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出身，连儿子女儿也不告诉。祸从口出的事情他看得太多了。
“家”、“道”字辈，唯有低调
历经磨难，大多数“家”字辈意识到，只有发奋图强才有出路。虽说当时已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李家政还是报考了交通大学机械系，响应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读机车专业。“我们没有上一代那么命好，只有自己靠自己了”，完成学业后，李家政顺利进入铁路局当了工人。
尽管时代已经变迁，李家政还是小心翼翼守着自己的真实出身。儿子女儿长大后，他就托人把他们送出国外。如今女儿在加拿大，儿子也公派到德国。上海只有他和老伴，依旧住在石库门里。
国内的“家”字辈、“道”字辈已经习惯了低调。四房李家锦之女李芸说：“可能以前被吓着了，生怕有什么不好。”这么多年下来，连多年的好友都不知道她是李鸿章家族后裔。有意思的是，流散在国外的李氏后代们却要高调得多。
李芸说，前两天有个姓伊藤的日本人特地通过领事馆找到他们。原来当年李鸿章曾遭到杀手袭击，子弹击中额头，恰巧是伊藤家族的祖母为李鸿章取弹医治，于是李鸿章出于感激，为对方题了一幅四字成语，夸赞医术高明。伊藤家族后人现在东京开了医院，还把李鸿章的题字挂在院内。他们循着在日本的李氏后人张扬出来的信息，才找到了上海的李芸。
重编家谱，串起家族温情联系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跌宕，1998年，安徽合肥传来消息，李鸿章故居终于修整成立了。当时每一房都派代
表去参观，整个家族自抗战之后第一次人数凑得那么齐。老四房的李家锦留下了各房联系人的电话号码，为重编李鸿章家谱做准备。
在李芸记忆里，重编家谱的感觉就像做一幅巨大的拼图，每找到一块合适都很兴奋。“父亲就是这样一点点询问，结合合肥文物馆里的资料，像蚂蚁啃骨头一样，花了两年时间编写了新的家谱。”其中“道”字辈也一律在名字中间加上了“道”，以求辈分准确整齐。
在这个过程中，家谱就像根红线，把原本疏远的家族成员一点点拉近，国外不少李氏后人陆续回到中国，叙旧、畅谈，彼此越来越融洽。
2004年的大年初四，李鸿章家族后人举行了迟到了半个世纪的团拜会。当时共有近200位李氏兄弟姐妹出席，如今，年初四的家族团拜会已成为李家的传统节目。今年春节，李家政的女儿李琳就千里迢迢从加拿大赶回来，陪父亲参加聚会，好不热闹。
与“道”字辈的寻根热情截然相反，李氏家族最年轻的“永”字辈们，对家族的感情则相当淡漠。
李家政老人的孙辈，基本上都在国外长大，几年难得回国一次，和祖辈的感情已经疏远，更别提让他们去理解老祖宗李鸿章。
又如李芸的女儿，20岁出头，正在上海外贸学院念大学。李芸说，有时让女儿去参加团拜会，小姑娘还嫌没劲不乐意去。因为团拜会上多数是年岁偏高的族人，他们说的家族故事，“永”字小辈从没经历过，没有共鸣。对此，父辈们也很无奈。
（肖 婷摘自《上海壹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