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苦行僧
对时间一向吝啬的傅聪，每天近11个小时与钢琴“促膝谈心”，而且绝不允许任何人打扰。提起傅聪对音乐的痴迷，他的好友方洁说：“他对艺术的追求简直到了偏激的程度。”她回忆，有一次傅聪去外地讲学，马上就要去机场了，他还坐在钢琴旁弹得入神，大家都催他，“别弹了，还剩5分钟了”，傅聪说：“再弹5分钟，再弹5分钟。”到了酒店，他就直奔钢琴，跟旁边的人说：“给我一杯茶、一块毛巾。”然后就什么事儿也不理了，为了练琴，他常常把吃饭的时间给挤掉了，练完才吃。他有句话最能概括这种执著：“音乐是我的圣经，我的上帝。”
傅聪始终戴着一副黑手套，只有半截指头露出。这是因为练琴把手练坏了，五个手指腱鞘随时有可能裂开，要经常敷药，打封闭，戴着手套暖和，也习惯了。他说：“我是钢琴的奴隶，更确切地说是音乐的传教士，人生的大半辈子消磨在琴上，太辛苦了!但我还没有退休的计划。恐怕只有等我的手坏到不能弹的时候，才会停，才会有时间到处看看，到那时恐怕我都走不动了!”
如今，70多岁的傅聪依然出现在世界各国的知名音乐厅里、大师班上，听众会完全被他的个人魅力和他弹奏的乐曲所震撼，仿佛钢琴家不是用两只手在弹奏，而是用灵魂演绎乐曲深层的内涵。
多彩的情感世界
傅聪一直珍藏着一幅初恋女友的素描画像。那是早年前往波兰学习时，女友亲笔画好后送给他的。没想到，这幅素描画像竟成了他一生美丽的记忆。1959年，国内政治运动已起，他的父亲、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经常遭到批斗。女友偷偷写信将发生的一切告诉傅聪，并告诫他不要回来，否则他的艺术就完了!正是这封信，促使傅聪出走，并挽救了一个钢琴大家。
浪漫、唯美的天性让傅聪经历了3次婚姻生活。住在伦敦期间，他认识了小提琴家梅纽因的长女弥拉，1960年两人结婚，生有一子，但十多年后，他终因“东、西方人秉性差异太大”而离婚。1973年，他经历了极为短暂的第二次婚姻，妻子是韩国驻摩洛哥大使的女儿玄禧晶。这次婚姻很不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结婚3个月便无法共同生活了……”后来，在钢琴家鲁普的介绍下，他结识了在香港长大的钢琴家卓一龙，两人结婚后，傅聪漂泊的“航船”才停靠进了平静的港湾，现在，一家四口生活在伦敦，其乐融融。
他不敢看“家书”
几乎所有与傅聪初次见面的中国人都要提到《傅雷家书》。他说：“我觉得许多人老是问我家书的事情，好像我还是小孩子似的。”
其实，他仍然“真”的像个孩子，身为国际级的音乐大师，并不讲究派头，他说“越是高级的酒店我越不愿意住，那么多开关我都搞不清楚怎样用，我只要房间里有个床垫就足够了”。傅聪在演出前有个“小秘密”，就是一定要把眉毛修得很整齐，如果眉毛不顺了，在演奏时就会分心，他就总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一定要在演奏间隙回后台用小镊子把眉毛弄好。
虽然“家书”是影响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读物，但傅聪说：“‘家书’其实我从来都不看，我不敢看，每一次看都太激动，整天就没办法工作了，太动感情了，不敢看。我觉得‘家书’的意义最简单来说，就是我父亲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价值，它包含了很多东西，东方的西方的，是一个很博大的精神价值，可绝对不是物欲横流的世界。”
博学正直的钢琴大师
傅聪很欣赏父亲的一句话：“一个艺术家，永远要保持赤子之心。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孤独的，只有孤独才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让这个新的世界去温暖、安慰更多孤独的人。”
如今，傅聪已经自成一“家”——一个性格独特、博学多才、愤世嫉俗的大钢琴家。他的身上，有着鲜明的双重叠影：音乐的傅聪和人文的傅聪。音乐的他，充满着诗情画意和幻想，被称为“钢琴诗人”，他的琴声中，有一种纯净、质朴以及神幻般的古典美；而作为人文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涉猎甚广，学识渊博，且直言不讳。他的身上，有着矛盾的两重性：叛逆和顺从；细腻和粗犷；诗情与悲壮。
贝多芬曾说过一句名言，音乐是他的最后避难所。这话对于傅聪亦然。
（吴 婷摘自《党员干部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