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刚出版的《非常道》时，直觉就告诉我：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是一本值得收藏的书。
《非常道》细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意志、性情、骨气等共计３２编、２３万余字。从结构上说，《非常道》的体裁类似于《
世说新语》。不同的是，《非常道》中的“非常话语”都没有经过编者的加工与改动，而是从原文原著中“原样抽出，原貌呈现”。从晚清到民国再到解放后５０年间（１８４０～１９９９），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断以及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都是编者努力截取的对象。当然，“非常话语”主要锁定于人们所熟知的人物身上。比如“同治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辛亥豪雄”孙中山和袁世凯，“新文化先锋”胡适和陈独秀，“国共两党的代表”蒋介石和毛泽东，“传统文人”陈寅恪和钱钟书，“文坛斗士”李敖和王小波，等等。
应该说，从上百部书和上千篇文章中挑选出“只言片语”的文字，然后再汇编成一本书，这算得上是伤精费神的事了。可偏偏作为学者的余世存先生就这么做了，还做得很出色。而对于读者，如今阅读一本不是以“篇章”为单位，而是以“话语”为重心的书，便可洞察到近代中国之大变局，聆听到非常时期的众多非常话语。这些“中国话语”会先让人耳目一新，然后再让人难以安静，进而让人长久地回味与思考。试看笔者撰文至此随意抽取的几则——
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犬养毅问孙中山：“您最喜欢什么？”孙答：“革命！推翻满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欢什么？”孙注目犬养毅夫人，笑而不语。犬养毅催问：“答答看吧。”孙回答说：“女人。”犬养毅拍手：“很好，再次呢？”“书。”
１９１５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王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
西安事变中，周恩来见蒋介石，开口说：“蒋先生，我们有１０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蒋介石叹气：“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李敖说了这么一句话：“神话有三种：第一，盘古开天；第二，台湾独立；第三，台湾反攻大陆。”
１９８６年，晚年的王瑶如此认识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如果说历史是一棵大树，那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通过教科书知道它的干与枝，却忽视了其延伸至地下的根系。仅从这一点来说，《非常道》的存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阅读《非常道》，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抚摸历史的根部。有智者说，历史总是在细微部触摸人性。如此说来，唯有细细梳理历史的细节，才可望澄明历史的天空。
［任法花荐自《今晚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