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王斌余原本老实本分，是一只逼急了的咬人的“兔子”。１７岁到外面打工，因父亲治病急需用钱，他想要回今年挣的５０００多元钱，无良老板只给５０元。他气不过，去找劳动部门，包工头却诬赖其偷了铝皮，拒给工钱。身无分文的他到包工头家要点生活费，被骂成“像条狗”，还遭到拳打脚踢。在这种情况下，失控杀人。“激愤”杀人之后，他“从容”自首。后被判处死刑。
       连杀四人、重伤一人，按照现有的法律标准，农民王斌余难逃一死，这也正是司法机关迅速判其死刑的原因吧。有人在媒体上撰文指出，鉴于王斌余之“激愤”杀人前提，很难让人对其产生“死有余辜”的感觉。更有人从法理的角度来分析，王斌余不该被判死刑。从舆论对其所持的广泛同情来说，这种“情”与“法”的冲突，大有突破临界点之势。正如孙志刚没有想到，自己屈死的生命会换来一部恶法的废除，农民王斌余恐怕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时冲动，会将一个巨大的问题抛给全国公众，导致舆论沸腾。
       如果从同意或不同意判处王斌余死刑的角度来看，大体可以作如下分析。“杀人偿命”，不判他死刑，于法不公，这是一种思路。不判他死刑，社会就没有安全感，这也是一种思路。不过，如果不是为富不仁类似于被杀包工头一类的，恐怕不至于如此恐惶——王斌余对于普通人是不会具有多大威胁的。而不同意判他死刑的人，既有如学者高一飞等人从法理角度分析的，王斌余虽罪有应得，但罪不当“诛”；更有相当多的人出于同情：王斌余是被逼无奈，在法律不能保护他的权益、在社会不能公正地对待他的时候，走这条路也是“情有可原”。如果说孙志刚的死引起了更多人的共鸣——“今天我们都是孙志刚”的话，那么，王斌余的遭遇，也至少是引起了相当多公众的“通感”——不如此，何来同情声如潮呢？
       王斌余是死是活，我们尊重法律——尽管法律的解释者也是人，有感情、有理性、有分歧、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但从舆论普遍同情一个连杀四人的农民工并为之辩护来看，这本身就是对法治秩序的敲打！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刻板僵化的“唯法”者，我们就会发现，舆论为一个连杀四人的杀人犯辩护，这本身就包含着非常危险的信号！
       如果说“王斌余事件”（还有此前的“不做砍手党，还是杀了人”的阿星）以一种极端扭曲的方式折射出社会公正方面存在的问题，那么公众不同寻常的反应则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的精神状态。绝大多数同情王斌余的人，不仅仅是出于道德判断那么简单，也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那么自觉，而是借“王斌余”之酒，浇自己心中块垒。对此，我们理应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不是为心理扭曲的杀人犯开脱，恰恰相反，目的是为了摆脱对这极端少数的过分注意，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占着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的心灵：他们之喜、他们之忧、他们之乐、他们之怒。毕竟，与我们日常打交道的，构成和谐社会之主体的，更多的是这些普通人。
       同情王斌余，并不表明公众具有所谓的仇富心态——而是对为富不仁无能为力的境况的渲泄。如果说周润发在《喋血双雄》中让人激赏的表演，是唤起了人内心英雄情结的冲动的话，那么，王斌余的暴力举动，则是点中了公众对法律疲软的痛处，“暴力美学”是一个文明社会之耻，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当下社会的无奈。
       回到法律上来。任何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法律，其立法的总意图就是公正原则，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假如一种法律不能有效代理执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法律就会受到质疑，以一种刚性的法律来惩处因法律“不刚”而激变出来的罪恶，其说服力和震慑力都会大打折扣。而这，可能正是不少人不赞成判王斌余死刑的又一个不便说出口的原因。
       ［任法花荐自《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５年９月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