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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实话，却丢掉了饭碗
       陈晓兰15岁下乡做过“赤脚医生”，1976年回上海。从工人、厂医一直做到地段医院的医生，本着“尊重生命”的原则，她始终兢兢业业，也颇有人缘。然而1997年发生的一件事，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
       1997年7月24日，陈晓兰的一个病人说医院新进了一种“激光针”，很多病人打过都有发抖的现象，问她这种治疗好不好。陈晓兰去了注射室才知道，这种“光量子透射治疗仪”是病人在输液前，瓶中的液体先充氧后流经治疗仪，经光照后再输入病人体内。院方称之为激光照射。照一次40元，医生可以拿7元的提成，总营业额占到了医院的60％以上。
       无意中，陈晓兰见机身上印着3个醒目的字母：“ZWG”，“这不是紫外线的缩写吗？紫外线跟激光怎么会是一码事呢？”陈晓兰纳闷了。
       她立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其他医生。结果，在不久后的医院全体职工大会上，院长宣布：禁止任何人说“光量子治疗仪”使用的不是激光，并且说“你是什么人，人家研究者上海医科大学的陆应石教授还不如你吗？”
       陈晓兰一下子在医院“出名”了，但紫外线是紫外线，激光是激光，稍微有些物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啊？医生不能骗人啊？较真的陈晓兰为了弄清真相，两次前往上医大人事处找那位“陆应石教授”，得到的答复让她震惊：查无此人！
       陈晓兰决定向上举报。
       然而不久后，陈晓兰就被院方通知“全脱产自学”。朋友劝她算了，现在医疗器械的混乱现状就是如此，个人的力量能改变什么呢？同时，陈晓兰连续遭到相关医疗单位的非难，各种各样让她觉得不可理喻的事情一次次地发生：办公室莫名其妙被砸，家庭书信、书籍等物品被窃……但一个医生的良知使陈晓兰全然不管，仍然坚持举报。
       经过她的多方奔走和努力，1998年6月，上海市药监局责令医院停止使用“光量子”治疗。同年11月，医院报复性地让她自动离职。同事们也不复往日的和善，有的抱怨她影响了医院和大家的收入，有的说她“吃里扒外”，甚至有人预谋要打残她，再把她送到精神病医院去……
       那些恶狠狠的话，陈晓兰不是不在意，但她认为自己是对的，至少对得起良心。
       一个人的战争有多孤单
       陈晓兰以为，“光量子”停用了，一切也就结束了。她本身并不是一个喜欢管闲事的人，只是基于一个医生的职责才管上了“光量子”的事。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不久，她听说停止使用“光量子”的只有她所在的这家医院，其他医院依然我行我素。这个对别人来说也许毫无意义的消息，对陈晓兰来说，却像敲响的战鼓，催促着她又一次奔走查证，到药监局反映。结果工作人员告诉她，其他医院没有接到举报，没办法管。陈晓兰回去想了三天，决定亲自扮患者，让自己成为“受害者”。
       在这个特殊患者的努力下，1999年4月15日，在上海横行三年的“光量子”终于被取缔了。
       2001年2月，经上海市信访办协调，将陈晓兰调往另一家医院任理疗科医生，并对她的行为给予了肯定。
       然而好景不长，2001年10月，陈晓兰发现自己新到的这家医院在为患者提供一种“新奇疗法”——“鼻激光”。“怎么和原单位使用的‘激光照射’如出一辙？”陈晓兰的良心又开始按捺不住了……
       经她反映，药品监管部门这次很快取缔了“鼻激光”。然而，2002年12月31日，50岁的陈晓兰被院方通知以“工人编制”退休，更让她寒心的是，她的医保竟也被“强制封存”，成为医疗界惟一没有医保的医生。
       这条打假之路太难走了，一路上的坎坷和险阻显而易见，但陈晓兰越是走在医疗器械打假的道路上，越是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医疗器械的现状是多么的混乱和无奈。“患者的利益根本无法保障，患者不懂，但医生该懂哇。如果懂的医生都不出头，那患者要依靠谁？中国医生的信誉还有谁来保障？”
       漫漫打假路，一次次化装取证，一次次奔波在各个部门，一次次以身试器械，锻炼得陈晓兰成了一个全能战士，那就是要想揭发这些事情，举报这些事情，必须要有运动员的身体，侦察员的机智，博士的知识，还要有一个持之以恒的决心。
       9年的时间，陈晓兰独自一人扳倒了8种假医疗器械。
       梦想一个良好的医疗环境
       陈晓兰现住在闸北的某小区里。
       随时进门都会看到书房里、客厅的地上，到处杂乱堆放着大包小包的各类药品和一叠叠各种材料。药都是她自费购买的“证据”，材料也是多年整理的结果。书房里则放着各种专业书籍，电脑、扫描仪、传真机一应俱全。
       陈晓兰4年前搬到现在住的地方，2室1厅的房子，现在只住着她一个人。客厅墙角的涂料已经有些斑驳了，她说没精力顾这些事。自从女儿有了自己的家庭，她已渐渐习惯这样一个人的简单生活。每天不是整理准备材料，就是联系知情人了解情况，跟朋友讨论，心事重重的她晚上经常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就在前不久的一天，她想从电脑桌前站起来，忽然感到全身无力，心跳加速，人一下子摔倒在地上。
       “我的心脏病已经30多年没犯了，也许是最近实在太累了！经历了这次心脏病，我已经在家里备好了‘强心针。’”说到这，陈晓兰又无奈地笑了。
       犯心脏病时，陈晓兰惟一想的就是女儿，因为除了女儿，她已经没有别的亲人了。
       陈晓兰1981年正式和丈夫离婚，那时女儿才3岁。对女儿，她有着说不尽的愧疚。女儿小的时候她一直忙着自学和工作，等女儿长大了，她又瞒着女儿踏上漫漫打假之路。直到去年女儿从报纸上读到妈妈为了取证“以身试针”的事，才知道母亲多年来的艰辛，当时在公共汽车上就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哭。女儿回家搂着她说：“妈妈，你是我最亲的人，我不能失去你啊！”
       人总有脆弱的时候。因为一直忙于医疗器械打假，她没有时间照顾好父母亲。母亲和父亲的相继去世给了陈晓兰沉重的打击。从此生死两茫茫，她感觉自己忽然像变成了孤儿一样。那一刻，她真的对自己的打假之路生出一丝悔意来。
       母亲是研究化学的，生前对陈晓兰的医疗器械打假有着巨大的帮助。陈晓兰常说，在失意时，就到母亲的墓前，或哭泣或默立，母亲临终前的叮嘱总是给她无穷的力量：“病人不懂，你作为医生，你懂，任何时候都要保护病人的利益。妈妈会一直支持你！”
       “我希望在死后下葬时能穿上一身白大褂。因为女儿说，妈妈穿上它时最像医生！”对陈晓兰来说，医生始终是她最崇敬和热爱的职业，“我没有多少财产能留给后代，作为医生，我只希望下一代能有一个好的医疗环境。”
       （秦 淑摘自《东南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