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李敖前妻”这个头衔，作为单亲妈妈的胡因梦还是台湾著名的演员、作家、翻译家。胡因梦丰富曲折的经历和她父母间的恩怨情仇有何关系？请看其在自传中的回忆——
动荡时代的爱情
父亲出生于1905年，老家在东北沈阳。他本姓瓜尔佳，属于满洲正红旗贵族。抗战爆发，青年学子纷纷投入报国的行列。他先是担任中央军校的教官，后来转赴韩城县当县长，两年后《中苏日报》改为《中央日报》，父亲担任社长，就在那时他被选上了立法委员。
母亲璩诗方生于1910年，老家在安徽桐城。20岁时有人为她介绍了一个热衷于政治、经济情况不差的男人，惟独相貌这一点令她感到遗憾。那时母亲已经就读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她的诗文造诣都相当不错，头脑也颇有见地，但受制于时代和大环境的保守力量，只好为生存而嫁给了那位自己并不十分中意的男人。
抗战期间母亲一人住在重庆，一住就是8年。她与那热衷于政治的丈夫,好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能见上一面。某日，在歌乐山上一位友人家里，母亲见到了正值盛年的父亲。母亲形容父亲“唇红齿白，一脸的青胡碴子，样子好看得沁人”。
抗战胜利后，他们在上海的友人家中巧遇，那一回“电路”算是真的接通了。父亲回沈阳后，母亲一天一封情书往沈阳寄。当时，父亲和他的前妻潘阿姨早已分开。父亲回沈阳后本来和潘阿姨还有复合的机会，但因为母亲极力想得到父亲，潘阿姨就退让到美国留学去了。
父母开始生活在一起。他们既没有和原配离婚，彼此也没有正式结婚，但日子久了，熟稔的朋友便自然称呼他们为胡先生、胡太太。在那个年代，他们的作风算是大胆率性了。
从不和到分裂
父母在上海生活了一年，国民党就溃逃了。我家定居台中存信巷后，父亲回家的次数愈来愈少了，他宁愿长年待在台北。他不常回家的理由是跟母亲不和，两人无法相处。他们的心性不同，人生观不同，对人的态度不同，心理的需求不同。譬如父亲好面子，母亲实际；父亲被动，母亲主动；父亲寡言，母亲善道；父亲感性，母亲理性。
小时候，我是父母之间的夹心饼。起先是母亲在我身边念叨父亲的自卑与无能，长大一点换成父亲数落母亲的拜金与现实。父亲长期不回家，母亲如果休战不打麻将，总是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个不停，或者焦躁不安地在客厅里来来回回地走着。
上初三时，令我担忧的大事终于发生了。某个周末，父亲从外面回来，正在开门时，母亲手上拿了一瓶东西冲到门口，质问父亲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女人。父亲吓得赶紧往自己的房里钻，反手就把门上了锁。这时母亲已经冲到他的房门口，大声地威胁说她在床底下藏了一打硝酸水，如果他不把这件事交代清楚，就要毁他的容。
父亲吓得一整晚不敢出来，第二天一大早，趁母亲未醒时悄悄地溜之大吉。过了没两天，干爹就把我叫到他家单独和我密谈。他说父亲找到了今生真正相爱的女人，希望和母亲分居，不想再彼此折磨了。干爹问我的意见如何，我说他们如果还想活得久一点，最好尽早分开。干爹颇为赞同我的看法，于是把话转告母亲。母亲斥责我，说天下的孩子都是劝和的，只有我这个不孝的东西最特别。
丧父悲喜剧
父亲搬出去与此生最有缘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每月的薪水悉数交给母亲作为家用。华阿姨是位经营餐馆多年的江南女性，独立豪迈之中带有牺牲奉献的精神。父亲和她在一起生活没几年便瘫痪在床，吃、喝、拉、撒全部由华阿姨一手包办。
1988年底我从纽约回台湾后，父亲的生命数度危急。某天夜里我接到华阿姨打来的电话，要我赶紧到她家，她说父亲一口气上不来，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我的释怀多于哀恸，回到家里把父亲的死讯告知老母，老母面无表情地走进自己的卧室。半夜里，从她的房间传来了断断续续类似梦呓的咒骂：“你这个老鬼……你总算死了……我活得比你长……我赢了……”我没有干预她的宣泄，默默地把门带上，心里怀着上一代的生死之恨，孤独地走回自己的房间。
父亲遗体告别式那天，母亲身穿丧服坐在椅子上，我长跪于地答礼。突然，我脖子上有个东西在爬动，我反手一抓，竟然是只又肥又大的黑毛虫。它可能是从旁边的花篮里爬出来的，可是怎么会一路爬上了我的脖子？我低声告诉老母，老母的反应神速，她立刻对我耳语：“胡赓年八成转世成这只毛虫了!”我可怜的爸爸必须被贬为毛虫才能泄掉她三十六载的活寡大恨，但是她的语气里有一股胜利的童稚般的喜悦，令我忍不住再度笑了起来。
骂醒母亲
父亲过世之后，“立法院”发下了一笔二百多万的抚恤金。我提出把这笔钱交给华阿姨,母亲脸色一变说道：“我怎么可能把这笔钱平白送给那个破坏我家庭的女人？”
听了这话，我鼓起勇气把半生的怒气一吐为快。我告诉她华阿姨这十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她的后半生有人替她扮演这个艰难的角色，她应该感到万幸才对，这笔小钱是不足以答谢人家的。我说：“你一生都活在恐惧和自保中，这已经够惨了，还要把心里的恐惧投射到下一代的身上。你完全不清楚你的女儿是什么样的人，只想把她教育成一个道道地地的凡夫俗子，成天赚钱、存钱。我告诉你，你的问题根本不在钱多钱少，最重要的是你太没有爱了，既不懂得爱别人，也不懂得爱自己……”母亲一言不发听完我的话，第二天就把钱汇给了华阿姨。
某天，好友韩良露和朱全斌与我聚会，母亲也兴致勃勃地过来聊天。韩良露问她对自己的一生有什么总评，母亲沉思了片刻说：“乏善可陈!”我听了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这是我40年来听她说过的最诚实的一句话。
（陈 霞摘自《生命的不可思议：胡因梦自传》东方出版中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