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
“我发誓,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
“梁实秋。”父亲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一时无法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
父亲祖籍浙江余杭，1903年生于北京。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后来又将父亲送到私立贵族学校,这些都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父亲14岁时,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
在清华上学时,父亲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商议请梁启超来演讲。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 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己。
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动荡岁月
1923年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
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恋爱;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父亲在美国呆了3年,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回国了。他急着回国,是因为我母亲。母亲自幼丧父,和她的叔叔们住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不经媒妁而自由恋爱可是件惊世骇俗之事。眼看年纪一天天大了,家里的叔父张罗要给她定亲,父亲在美国着了急,学习一结束赶紧就回国了。1927年2月11日,父亲与母亲在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3年,父亲教书为生。
1930年,父亲又带着我们全家来到青岛教书。我就是1933年在青岛出生的,但不到1岁时,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北京的生活没安定多久,1937年7月抗战爆发,闻听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父亲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在天津的一个朋友家借住几天后,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此与我们分离了6年之久。
1944年,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3个孩子11件行李,从北京南下,借助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庆北碚,与父亲团聚。我还能记起到达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里,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跟母亲说了句什么,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3个孩子,激动地说:“孩子,这就是我的孩子啊!”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战火并没有就此熄灭,1948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16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我们一家人终于在广州又团聚。当时大姐文茜已从北大毕业,因为结婚嫁人,没有同我们一起走。而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哥哥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学。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漂泊台湾
在台湾时,父母遭遇过这样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结束准备返美,母亲为了款待我,特地做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有一男子身穿军装戴着墨镜,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时,男子突然掏出手枪,对准父亲,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给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下来,但仍以枪指着父亲。我冒险从边门溜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警。
待我回来,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欧米伽”手表、母亲的假首饰和一些钱。强盗临走时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见我已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起来,请求警察保护。结果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
那个“欧米伽”是父亲过生日时,30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喜欢,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厂号码抄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察就在当铺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那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梁先生,对不起您!”父亲也有些难过,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情,但也无助于事。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又重新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
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翻译莎士比亚著作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里很“嫉妒”地发现，他们还经常手拉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 日上午，父亲与母亲照样手拉手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母亲以一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几个小时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1986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走时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作他的没出门的小女儿。那一次离家，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1987年11月3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地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话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没想到父亲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想到此，我便有肝肠寸断之感。
（徐 峰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