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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他们在台当局威逼利诱下沦为间谍；在牢里经过数十年的改造后，这些台湾间谍们重获自由，但却一无所有；如今，他们靠每天的拾荒度日，同时开始发起向台湾当局的索赔运动，姜建国就是其中之一。
       下午3点之后，是找不到姜建国的。
       这个已经71岁的台湾老间谍，每天3点开始就从自己住的十五六平米的公屋出来，去附近捡纸皮、废报纸，直至深夜。
       2007年1月1日，这个拾荒的老人在香港成立了“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决心向台湾当局索赔。
       威逼利诱下沦为间谍
       被推选为协会会长的姜建国，早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1981年，他携妻女到了香港，弃医从商。1985年5月，姜建国从大陆购买蚕丝运到台湾，被台当局没收。姜建国亲自赴台交涉，结果在台湾“军情局”的威逼利诱下，被招募成台湾间谍。
       在电话那头，姜建国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还有些气愤：“当时台湾单个联系我的是一个姓张的，我至今不知道他具体叫什么。当时他说加入‘组织’，保证没有事的。后来他让我去大陆发传单，我说，‘这怎么会没有事呢？如果我在大陆被抓了，怎么办？尽管杀头是不会的，但十年八年牢是要坐的。’他承诺说，‘一旦有事，你的家属我们会照顾好，会安排的。’”
       很快，姜建国被台湾“军情局”委任为中校处长，并在台北接受特工训练后，开始执行间谍任务，月薪不到4000元人民币。
       1986年，姜建国潜入上海，窃取了上海某港口的建造计划，获得奖金4000美元。同年，他在大连用微型相机拍摄某军港时，被埋伏已久的大陆公安人员当场抓获，并因“特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拾荒度日，穷困潦倒
       “2001年8月15日早上，监狱长送我出了监狱的大门。我是9月1日回到香港的。”姜建国说，“可过了关，回到原来的家，发现什么都没有了，已经改成公路了。我只好去住了旅馆。”
       第二天，姜建国到台当局驻港机构“中华旅行社”求助，结果对方再三敷衍，让他自谋生路。此后，他只能在香港靠领救济金维持生活。
       仅仅靠救济金生活，远远不够。于是姜建国每天下午3点开始，就满香港地去捡纸皮和废报纸，每天卖得几十块钱贴补生活。“晚上我一般都要等到超市关门，11点半多，等他们把不要的纸皮丢出来。”香港的冬天，一般都在10摄氏度左右。姜建国患上了退化性关节炎。
       姜建国还有一个“外快”来源——“去当电影公司的临时演员”。
       “有事的情况下，那边打电话叫我去一次，一般给100块钱；如果是后半夜，给120块钱。我已经演了好多戏了，比如演古装剧，演个老兵拿着旗子‘呜呜’地走，满场跑来跑去。”
       “有时候运气好些，1个月有３次到５次演戏机会。但最近两个月都没有叫我了。”姜建国不无遗憾地说。
       七元西装，过期馒头
       “那你多久没有买过新衣服了？”记者问道。
       “哎呀，哪有什么新衣服？”姜建国猛地喊了出来，“有什么穿什么。”
       然而，接下来姜建国的话让记者大吃一惊。
       “你知道我买衣服到哪里买吗？（香港）通州街的天光市场。那里早上5点多，就有地摊摆出来了，什么东西都有，很便宜的。衣服两三块一件，贵些的五块。”他苦笑着说，“有些东西买来蛮好啊，我买了一件西装，才七块钱嘛。蛮好啊！”
       “那平常都吃些什么呢？下馆子吗？”
       “哎，不可能出去吃的。我们没有这个经济实力。我每天晚上去超市门口等着捡纸皮，有些超市里当天到期的馒头，人家就一包包地从后门扔出来。我看蛮干净的，也没有坏，我就带回来吃。”
       无钱治病，四处躲债
       姜建国在出狱后，其原来在香港的妻女不知去向，他也就和原来在上海认识的一个叫刘玲的女子结了婚。
       不久前，刘玲从上海到香港看他，结果因突发盲肠炎，住进了香港的玛嘉烈医院。由于无钱付手术费，“我太太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只做了止痛就出来了。那么多钱，再住下去不得了啊。”
       “当时我问我太太，你挺得过吗？她说，挺得过。”从医院给姜建国寄来的账单上记者看到，尽管是政府医院，但一个晚上的住院费用高达3300港币，急症室的费用是570港币。
       姜建国说，“医院来了一封催促信，让我们赶紧还钱，不然要告我。我写了一封信恳求他们，说我现在老了，给他们做做杂务工能抵债吗？我也跟他们讲了（我正在）向台湾方面索赔，请他们宽限几天。”
       至于刘玲，姜建国已经让她回上海去了，“暂时躲一躲啦，有什么办法？”
       妻离子散，前景渺茫
       除了在上海的太太，姜建国最挂念的，就是他与前妻生的女儿。一提到女儿，他的语气异常激动。
       “我被抓的第二年，我老婆把房子卖了。是我在上海的哥哥告诉我的，因为他收到了我女儿偷偷摸摸寄来的信。”姜建国现在还记得女儿那封信上的每一个字——“爸爸在上海坐牢，请伯伯代我照顾爸爸，妈妈要带我去哪里，我还不知道……”
       姜建国出狱后，还登报找过他的女儿，还托香港和国外的朋友帮他找，但至今没有消息。
       “去年8月，我到台湾去。回香港时，‘中央军事情报局’一个姓高的处长到机场送我，他说，‘你有什么困难，跟我们讲，我跟长官说。’我说，‘我可以不要钱，但你得给我女儿啊。你们说好了，要照顾好（我女儿）的，结果你们是把我女儿卖掉了，还是杀掉了？’”
       那个高处长说，“你可以去网上找。”姜建国当时就火了，“我根本不懂电脑嘛，我坐牢的时候没有电脑。我根本不懂，怎么找嘛！”
       在采访结束时，姜建国反复地问，“你说等我把（向台当局索赔）这件事情闹起来后，我女儿能不能看到你们的报道？如果能看到，她会不会来找我？”
       （李 想摘自《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