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顶着“东方巴黎”桂冠的城市，在各商业区的高档写字楼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人。伦敦、巴黎、东京，或是纽约，每一天，他们在不同的时间表之间不停地穿梭和变幻着。
当上海的夜幕升起，北京时间的深夜，徐家汇、陆家嘴、静安寺，几大繁华商业区总有一些高档写字楼里亮着灯光，忙碌着一些身影。
想建功立业，还想有个和美家庭
时钟指向北京时间晚上9：00 ，写字楼的窗户外，陆家嘴、外滩流光溢彩，此时是纽约的早晨，伦敦和巴黎的下午。窗外的夜色和Tiger无关，他正忙碌地通过电话、视频，与散落在这颗星球上四大洲、19个城市的几十人进行例行的“客户全球采购项目”的一周进程例会。
谁谁报告什么内容，更新什么信息，向其他成员提交什么文件……一切按照会议组织者预先设定的议程，紧张有序而乏味地进行。至于分布各洲的项目组成员，Tiger多数从没见过面，未来，也不会有机会见面。
凌晨0：30，打的回到静安区一家酒店公寓，在楼下买一串烤羊肉，和烤肉的新疆小伙侃上10来分钟。凌晨之后，一头倒在那张陪着他从芝加哥、休斯顿、上海辗转大半个地球的床垫上，沉沉睡去。
上午9：30，太阳照常升起，乘地铁二号线赶往写字楼。排排时间表，除开睡觉、吃饭，一天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工作；三分之二中20%的时间，在香港、北京、上海和亚洲的各大城市上空来回穿梭。
Tiger，30开外，某世界著名管理咨询公司咨询顾问，江苏人，1996年毕业于北大，随即赴美留学……摆摆龙门阵，一路的光辉履历，至今都是江东父老用以鞭策子女的“模范人物”。
在美国生活到第8年，做到一家高分子材料公司西半球经理的Tiger，觉得施展不开拳脚，心里有些空。2004年初，在一家中餐馆里吃着饭，听到隔壁桌的两个中国留学生争论不休——回还是不回，擦擦嘴角的油腻，Tiger决定回国。太太正在职业上扬的时刻，合计之后，决定他先回国。如愿在咨询业某巨头那儿谋得一个职位，驻留上海。理由很简单，远东的商业中心，离故乡近，“情感上如何倒说不上，因为江浙人对上海总是有又妒又羡的心理。”
他很快就迷恋上这座连空气里都有一种躁动气息的城市。
事业上照例顺风顺水，公司里升职算快。“回国几年的发展，基本达到我的预想。”管理咨询公司素以薪水丰厚出名，近年来，各家在海外商学院招MBA的起薪基本都在七八十万。“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你愿意吗？”他正色道。这个行业大多都是单身，很难有男朋友女朋友，即使有，也很快就崩掉了。
没想到的是，长久的分离对婚姻造成无法弥补的裂痕。“漂亮吗？”Tiger展开一幅收起的油画，上面是一个清丽的短发女子。“遗憾、痛苦都有。结果也只有自己去背。但即使是回到两年前，我可能还是选择回来。”
闲暇时候，还和当年的同学混在一起，泡酒吧，参加各种各样的聚会，听各种人谈他的抱负或是幻想。
独自一人时，练练书法，读读古典书籍，和古代圣贤们神交一番；至今，他都保持着两周读一本书的习惯，多数是在出差中、国际国内航班上完成。有时，也想想中国社会的当下和未来，有听众时，发表一席气势磅礴的个人见解。仅此而已。
“我们这代人，心底都还有深埋着的理想。”“30岁到40岁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我常常在想，该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想建功立业，想个人过得很快活，还想有个和美的家庭。”
律师吴言：我现在处于最累的阶段
凌晨一两点，吴言（化名）走出位于静安区的写字楼。上海老商业区的繁华地带，“百乐门大舞厅”几个霓虹字在夜色中闪闪发光，暧昧、迷离的灯光下，红男绿女在沙哑的爵士乐声中相拥起舞、轻声谈笑。几条街之外，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吴言，连轴转了十二三个小时，他此时的惟一念头——回家，洗澡，上床睡觉。
一天二分之一的时间，吴言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在会议室，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做文案。吴言是一家国内著名律师事务所的非诉讼律师，主要负责外资企业在国内的投资、收购等法律事务。
每天下午7：00后，当地铁、公车上塞满了下班的人，吴言一天中最紧张的时段开始了。这也是他一天效率最高、最珍贵的时段。每天，几百封email在吴言和全球各地客户、同事之间往来。到晚上，他常常需要和海外的企业，有时是对方的律师通电话。碰上开电话视频会议，客户在美国的东海岸，差13个时区，他就先在办公室里趴上一会儿。
周一到周五，除了吃饭和睡觉，就是工作。一到周末，吴言尽量不给自己安排工作。但一个月里总有一个周末还得去办公室加班。剩下的3个周末，主要是用来睡大觉，“把一周缺的睡眠都补上。”
硕士一毕业，进了这家国内知名律师事务所，现在已经干到第4年。在同事眼里，吴言精明强干，不到30岁的年纪，每天经手案子的交易额都达到几亿、几十亿美元。他思维缜密，滴水不漏，有着职业性的冷静和理性。
“相比之下，我们的职业成长和收入增长算是很快的，但工作强度也是一般职业的1.5倍。相比投入的脑力和体力，收入是远远不值的。”
“很不满意自己的生活状态。”吴言微微皱着眉头，“强度太大了。现在，明显感觉到身体在给自己警告了。”想想刚入行时，熬一个通宵赶文案，第二天上午9点，照样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办公室里。现在，他感到精力已经明显不济。同事们中间流传的一个笑话是，眼前这位身段日渐走形的“肚腩男”，当年曾是身材和男模有得一拼的该所“第一帅”。
吴言努力想在工作和生活中画上一条平衡线。在他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幅小小的中国地图。黄色部分，是他足迹已经到过的地方。每年20天的年假，他都会趁着工作空隙安排旅行。
再过3年，吴言就可以申请做合伙人。难的是熬下去。“我现在处于最累的阶段，就像长跑，跑到中间是最苦的。”公司里的人员总在不停地流动，如今，除合伙人外，比吴言资深的只剩下三四个，几乎换了一圈。眼前总有各种其他的可能——“到我这个年资，在市场上是最紧俏的。很多外资事务所、企业愿意拿两倍的薪水来挖我们。”
真要改变目前的职业轨迹，吴言还是很犹豫。“目前，在国内,我处的平台是很高了。如果跳到一家小的,不甘心；换到外资律师事务所,那是老外主导的世界,进去只能做一些支持性的工作,还是不甘心；如果到企业的法律部门，那是个花钱的部门,没有做律师的超脱感，发表意见就会有很多顾忌，感觉很被动。”
剩下的，就是自己创业，也总有跃跃欲试的同行邀他合伙。但是，“一下子要承担创业的压力,我会觉得很难做选择。我已经买房买车，一个月税后收入的三分之一要付按揭。经济上，我也会担心压力过大。”
对于未来职业的规划，吴言没太多时间想。
“我们这个阶层，看着光鲜，其实，个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在这条路上,我已经走到头了,要么,黑灯瞎火继续走下去,要么完全换一种。但是，这样做的机会成本很高。”
时间，这个衡量物质世界的维度，改变着Tiger、吴言……沪上金领们的职业、生活方式和他们的人生梦想。在跨越的时区中，他们的故事每天依旧在上演。
（李 兵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