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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巴黎的古城里行走，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雨果，并不是因为他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等文学巨著曾给予我很大的影响，而是缘于他的一篇文章在2002年被介绍到中国，并立刻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文章题目是《向拆房者宣战》。
       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的是我的一位好友，她叫华新民，法籍作家，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华新民的祖父是清朝末期到巴黎学习土木工程的中国留学生，父亲则是巴黎美术学院的高才生，一位在法国和中国都取得杰出成就的建筑师。华新民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曾在巴黎求学的法籍波兰人，她们都先后随丈夫回到中国，长期生活在北京的一条始建于公元13世纪的胡同里。而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条胡同正面临最后的拆除。近年来在北京古城里大规模发动的房地产开发，已使华氏故居不能幸存。
       华新民现在在北京家喻户晓，因为她誓死反对这样的拆除，而成为著名的北京古城保护者。在北京的胡同里，推土机推到哪里，华新民就会战斗到哪里。可现在，推土机已推到了她的家门口。
       华新民在北京出生，长大成人后于1976年随父母定居巴黎，对北京她有着浓浓的乡愁。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思念我的故乡北京，哪怕是走在巴黎的大街上，不知不觉中，我的嘴里也会溢满北京的枣香。小时候，我们在北京胡同的家里种着枣树，爷爷经常摘枣子让我尝，在我的印象中，北京是那么有历史、有文化、有情趣，是多么美的地方啊！”
       后来的一次故乡之行改变了她的命运，“令我猛醒的是1997年的夏天，我在北京的古城里看到到处都是推土机在疯狂地拆，我从此就不可能再想别的事情了。我就是在这个夏天里发去了我写给北京市政府的第一封信，恳求他们不要拆了！我走进了被拆成废墟的胡同，和居民们谈话，走进了北京市规划局，和官员们扯皮……然后是那么多场战役，那么多次希望的破灭。”
       就是在那时，我认识了华新民。后来她回到巴黎给我写了一封信：“请你们相信，我会战斗到北京的胡同只剩下最后一块砖头的时候！”
       2002年夏季，华新民回到北京长住，同时带来了雨果的那篇文章《向拆房者宣战》。
       1832年3月1日雨果写成这篇文章，他直白地宣泄心中怒火：“我在这里想说，并想大声地说的，就是这种对老法国的摧毁，在被我们于王朝复辟时期多次揭发以后，仍然是在进行着，而且日愈疯狂和野蛮，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华新民在译注里写道：“雨果写此文之前，《巴黎圣母院》刚刚搁笔，那是在路易·菲利普时代，已在不断地拆除文物建筑。二十年之后，市政府开始对巴黎大动干戈。三十多年后，法国制定了第一部文物建筑保护法，这与雨果等作家和其他文化人士长期不懈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
       《向拆房者宣战》的译文经华新民的努力在中国的报刊上发表了，170年前雨果的呼喊很快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者的号角。
       然而，情况并未发生转折。来自巴黎的另一位历史人物正在成为拆除者的榜样，他就是19世纪巴黎的市政长官奥斯曼。
       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奥斯曼主持了对巴黎的大规模改造，再一次拆除城墙，建造新的环城路，在古城区里开出许多宽阔笔直的大道，建造了大量五六层的楼房，以及地下给排水系统，巴黎的摇篮——西堤岛也被大部分拆除重建。
       2000年5月，巴黎《费加罗报》刊出封面文章：“奥斯曼，是不是毁掉了巴黎？”奥斯曼已去世100多年了，仍有法国学者指责他粗暴地斩断了巴黎的历史。
       可在一个月之后，奥斯曼却在北京受到礼遇。一位中国的教授在北京的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对奥斯曼当年所为大加称赞，认为“改建后的巴黎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美丽的城市”，相比之下，“北京城从17世纪起的200多年漫长时间内没有更新，没有进步，终究是非常令人感到悲哀的事情”，“北京的古城风貌早已不很完整了，古城新貌随之出现。因而，全面维护其古状、古貌已不太可能”。
       北京与巴黎的命运，就这样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
       同样在给北京的拆除者以支持的，还有一位法国的建筑师，他叫勒·柯布西埃，现代主义建筑的奠基人，他在1925年提出了一个改造巴黎的计划，认为应该在古城里建造高大的建筑与宽阔的道路，那是一个汽车与机器的尺度。
       这个计划未在巴黎实施，其图纸今天印在了中国的不少出版物里，正在成为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中国城市的现实。
       经奥斯曼大规模改造的巴黎古城，仍保持着和谐美观的城市形象，它今天得以留存，恐怕要归功于1958年着手的一项计划，即将高楼密集的商务中心区，放在古城之外的拉德方斯建设。这项计划在1971年进入高潮，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来到巴黎，参加了拉德方斯规划的设计竞赛。
       一开始，贝聿铭似乎已在这个竞赛中获胜。然而，在最后时刻，他却意外地失去了这个项目。尽管如此，他的方案还是深深打动了后来当选为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后者在1981年邀请他设计了著名的卢浮宫扩建工程。
       1999年9月12日，我在北京见到了贝聿铭，他向我谈起了巴黎的拉德方斯以及北京古城的保护问题。贝聿铭说，保护北京古城最好的办法是，把高楼建在古城的外面，巴黎就是这样做的，这个最理想。北京古城之内的四合院应该成片成片地保留。
       早在1950年，就有两位中国学者就北京的城市规划提出过与贝聿铭相似的建议，他们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年轻的规划师陈占祥。
       贝聿铭1947年在纽约认识了正在那里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的梁思成，后者建议他返回中国参加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贝聿铭未能成行。
       梁思成回到了中国，并与陈占祥提出了将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到古城之外发展的计划，但这遭到了当时在中国的技术领域起主导作用的苏联专家的反对。
       梁与陈的计划未被采纳，随后大规模的建设在北京古城内发生。1955年梁思成被批判，1972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困惑地死去。
       梁思成曾两次访问过巴黎，一次是在1928年他结束在美国的留学生涯，携新婚美丽的妻子、同样是一位天才建筑师，来到巴黎考察，留下了包括圣心大教堂在内的许多建筑的速写；一次是在1965年6月至7月，在北京城墙即将被彻底拆毁之际，他以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建筑师协会会议。那一年，巴黎政府制定了“大巴黎规划”，计划在巴黎郊区发展一系列新城，疏解中心区功能，实现新城与旧城的分开发展，而这正是1950年梁与陈希望在北京实现的。
       梁思成没有写任何文章谈“大巴黎规划”，一到巴黎他就伤风感冒了。“真想什么都不看就回家……归心似箭，度日如年。”他在日记里写道。
       在那个年代，梁思成无法在中国实践自己的理想。他对现代建筑设计有这样一种理解：中国建筑的许多传统，包括框架式构造、内部灵活开间、真率坦露结构等手法，都是与现代主义建筑相通，并能极大地丰富建筑的发展的。
       梁思成所期待的这种可能，被贝聿铭带到了巴黎。置身于卢浮宫扩建工程，我已能感到那些充满韵律的由方与圆组合的建筑符号，与贝聿铭的故乡中国发生着微妙的联系，包括铜制的栏杆形似中国唐代的直棱窗。这些经过提炼了的中国元素，已成为卢浮宫这个伟大建筑的一部分。
       在那一刻，我听到了北京与巴黎最为动人的和音。
       （陈 曼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