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人有一句话——陈谷、陈糠、陈忠实；陕西人有两种骄傲——老腔和秦腔、秦人陈忠实。
大气磅礴、颇具史诗品位的一部《白鹿原》，不仅将陈忠实推到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荣誉——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也让陈忠实成为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一
1942年，陈忠实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南坡的一个小村子里，父母亲都是地道的农民。读了几年私塾的父亲一直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多读些书，走出农村，将来出人头地。
1955年，陈忠实的哥哥要考师范了，但是，父亲靠卖树(一根五丈长的椽子只能卖到一元五角钱)供两个儿子同时进行学业实在难以为继。春节过后的一天，父亲和陈忠实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面带愧疚之色的父亲对儿子说，他实在没办法了，家里也没有什么可卖的了。他无法负担兄弟两个读书了，你年龄小，先休学一年，把你哥供到考上师范学校后，你再去读。在陈忠实的印象里，父亲从不在人前哭穷。所以父亲这样一说，陈忠实立刻决定休学一年，以便万般无奈的父亲实现一年后让他哥哥报考师范再腾出手来供他复学的谋略。
可他和父亲都没想到，这一决定从此改变了陈忠实的命运。
1962年他20岁时高中毕业。“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和经济严重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1961年这个学校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考取了大学，一年之隔，4个班考上大学的人数却成了个位数。成绩在班上数前3名的他名落孙山。
高考结束后，陈忠实经历了青春岁月中最痛苦的两个月，几十个日夜的惶恐紧张等来的是一页不被录取的通知书，所有的理想前途在瞬间崩塌，青年陈忠实进入了六神无主的失重状态。已经记不清究竟有多少个深夜，他从用烂木头搭成的临时床上惊叫着跌到床下。
沉默寡言的父亲开始担心儿子“考不上大学，再弄个精神病怎么办?”，后来就很认真地跟他说了一句话，说当个农民又如何啊，天底下多少农民不都活着嘛。
在无情的现实面前，20岁的陈忠实选择了到村小学当老师，也从此开始了在陕西的乡村里走过的第二个漫长的“二十年”。
在一个破屋子里，窗户纸被西北风吹得一个窟窿接一个窟窿，一张古老而破旧的小圆桌用草绳捆着四条腿，桌上放着一个煤油灯，用废弃了的方形墨水瓶制成……度过了痛苦彷徨期的陈忠实看着所有曾经的希望和设想远去的背影，开始投身于文学创作的努力。
二
1981年，陈忠实刚拿了一两年稿费，1000字10块钱的稿费可以说刚刚开始能够维持家里的生活，75岁的父亲突然就身患癌症。
老人弥留之际对陈忠实说，我这一生做了一件对不住你的事。陈忠实全然不解，老人闷了半天才说，不应该让你休那一年学。
父亲近乎忏悔的自白让陈忠实瞬间无言以对，1962年高考失败以后最郁闷而痛苦不得舒解的心境下，他曾经在父亲面前暗示过这样的意思：“如果我不休一年学，就跟着1961年高考了。”20年过去了，血气方刚时痛苦产生的埋怨早已经在陈忠实的记忆里褪去了颜色，却让寡言少语的父亲愧疚了一辈子。
作为一位为儿女操劳一生的父亲，在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坦诚地为了一件在他看来给儿子造成人生灾难的事，对自己的儿子忏悔。陈忠实的痛苦在25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故：“我怎么能接受父亲的忏悔啊，忏悔的应该永远都是我自己。”
24岁那年，他迎来了“文革”的大灾难。此前那几年他一边当中小学教师一边迷醉于文学，发表了《樱桃红了》、《迎春曲》等几篇散文作品。“文革”风暴席卷大地的时候，他那宿办合一的小套间的门框上被革命小将贴上了一副白纸对联：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门眉横批为：送瘟神。门框右上角吊着一只灯笼，也是用白纸糊成的。被大人操纵的孩子们让这些冥国鬼域的标志物在他这小套间里整整保存了三个月之久，让他一日不下八次地接受心灵的警示和磨砺。这人生的第一次大尴尬使特别要面子的他顿觉自己完了，死了——起码是文学的生命完结了。没什么文化的姐姐和上了大学的表妹劝慰他的话竟惊人地一致：“想开点儿，你看看刘少奇都给斗了游了，咱们算啥?”
1968年结婚的陈忠实，当时已经26岁，属于大龄青年，高中毕业时，以前三名的成绩却在高考中名落孙山，妻子的学历是初中肄业，这种搭配方式也正符合农村习惯。以后，妻子为他生下两女一男，靠着从30元到39元的工资养活着一家五口。
1988年，陈忠实开始动笔写作《白鹿原》。他订了一个5年计划，并从容地安排好了一切：辞去兼任的灞桥区委副书记职务，为老母亲和子女料理好生活方面问题，然后和妻子回到西蒋村的故居。
陈忠实写《白鹿原》写得比较从容，一共写了4年。
写完的那一刻，他把钢笔放在面前的小圆桌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半天没有知觉，心想，终于弄完了。
他抽了半天烟，然后在冬天过早黑去的夜色里，走出村子，走到灞河边上，顺着河道一直走到河堤原坡的尽头，那种感觉好像扛着重担，走了很长的路，突然扔下，但扔下后，却一时找不到走路的节奏，有一种失重的感觉。他坐在堤头上抽烟，脚都麻木了自己都不知道，很长时间以后，他顺着河堤最后又走回来，感觉到心里头还压抑着什么东西排解不开，就又坐在河堤的尾巴上抽烟。他看见脚下的河堤内侧长得厚厚的一层冬天干的茅草，抽烟的同时把茅草就点着了。河风顺势一吹，整个河堤内侧的茅草窜上去，火光冲天。他这会儿才感觉到全部释放出去了。
回到家里去，平时都很节约用电的陈忠实，把所有房子安的灯泡全部拉亮，安装在院子里露天的灯也拉亮，把秦腔的磁带声音放到最大，让演员尽情地吼，然后他给自己下了一碗面条。“晚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天一明我就进城了，进城去，我老婆打开门，我说完了，老婆说，完了就好。”相濡以沫的夫妻俩，默契已不消多言。
三
陈忠实在吃上是个有点挑剔的人，至今只吃妻子亲手擀的面条和家蒸的馒头，理由是“买来的没有粮食的香味”。是否糟糠之妻正是凭了这馒头面条的手艺通过男人的胃掌握了男人的心?陈忠实响亮的回答是：男人若是变了心，皮绳都拴不住，何况面条!
没写出《白鹿原》之前，陈忠实只是个农民作者。西安作家徐剑敏当时在一家搪瓷厂做工，没事时骑一辆老掉牙的自行车出西安城十多公里来找陈忠实谈文学。当时发表作品很难，连稿费也没有，就给几本稿纸。谈到吃中饭，陈妻借来面粉一边烙饼一边埋怨：你看看俺家有多穷，俺忠实太老实，就晓得夜夜写字，又换不来钱，还费灯油呢!陈家当时全部家当就是两间泥房、一张土炕。他们每次喝的酒是陈妻用玉米芯酿的，徐有一次连喝5碗，真的喝醉了，好几天爬不起来，当然走不了，就睡在陈家土炕上。半夜里冻醒，陈家连床像样的被子也没有，他就坐在炕上，跳蚤不怕冷，咬得他一屁股红包。
没过多久，陈忠实来西安送稿，徐剑敏正好发了5元钱降温费，买了两个肉夹馍，递一个给陈忠实，两人当街吃起来。陈忠实咬了两口，又把肉夹馍包好，徐问他：你咋不吃?陈忠实支吾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想带回家给俺老婆吃。徐心往下一沉，道：你吃，我还有两块钱，再买一个。
58岁的陈忠实谈死亡谈得很超然，而谈起他的子女，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大女儿当律师，二女儿是个财会人员，小儿子在省电视台工作，遗憾的是，就是没有一个能给国家制造巡航导弹的。”
（孔令申摘自《读者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