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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终于在久已不能工作的病榻上以九十二岁高龄于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彻底离开了人世。
       《读书》的读者永远不会忘记冯亦代二十多年来在《读书》中为我们打开的通向世界的窗户。正如《读书》的一位编辑在一篇悼文中所说：
       他以自己的本名和笔名写了数百篇文章，最早介绍了海明威、奥登、罗思、厄普代克、贝娄、冯·尼格、纳博科夫、格雷厄姆·格林、菲兹杰拉德、亨利·米勒、伍尔夫、劳伦斯、马尔克斯，以至谭恩美等一大批西方作家，推开了被文化专制主义多年锁禁的认识世界的窗户，为以后中国文学的飞速发展，为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高潮的来临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他为《读书》写了二十年的“西书拾锦”成为一代读者喜爱的栏目。他不仅自己写和译，还以他自己丰厚的人脉资源，为《读书》建立了老中青三代学人的作者群体，建立了“纽约航讯”、“英伦航讯”、“巴黎航讯”等“文革”后第一批由久居海外的作者撰写的专栏。
       然而在我和他相识六十多年的记忆中，他不仅是翻译家，还是散文作家；不仅是编辑家，还是出版家；不仅是一代文艺家的好朋友，还是先后两位出色女性的好伴侣。
       听风楼是他大半生漂泊之后第一次与郑安娜安居了二十多年的家，那是北京三不老胡同的一间居民楼，在二楼角上有东窗和北窗的十五平方米的房间，由于不论冬夏都有四面八方吹来的风，被他命名为“听风楼”。他曾写道：
       我已为跑龙套生涯，花去了六十岁以前的时日，而今后应该蛰居寒斋，读我那些喜爱的书籍。（《辞听风楼》）
       就在这听风楼里，除写出每期给《读书》的稿件之外，他还组织了几位青年成立“翻译研究小组”，在安娜的指导下核校名作家译文，其成果就是由冯亦代主编的欧美现当代小说选集：《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在流放地》和惊险小说《七分钟的夜》、《黄狗》等。他说：“书里篇篇译文都有安娜的心血在内。”
       此外他还说：“在这楼里头，也经历了我的人生大事，如孙儿辈的出世，五十年的金婚纪念，八十岁的生辰庆祝，以及安娜的谢世。二十年短短的听风楼生活，也不能不算是熠熠生辉的了。”
       安娜去后他独居了两年，搬到了小西天一座居民楼的七层，靠近儿女的住处。他说:“倚窗小立，不远处便可见到有如桂林奇峰的座座新楼，晚间盏盏灯火，又像眨眼的群星，仙境也。”因此新居被他命名为“七重天”。
       在这“七重天”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二年。而且又意外地遇到了和黄宗英小妹的黄昏恋。当时我旅居澳大利亚，也听到了传闻，虽然意外，但我能理解，我为他俩庆幸。是失去安娜和赵丹的同样刻骨铭心的痛苦促成了他俩的结合。宗英和二哥相伴“归隐书林”，十二年来，二嫂和阿丹仍然活在他们的爱情之中。
       宗英果然做到了她对二哥所期许的“临终关怀”。虽然她不幸因坐椅不慎摔倒而骨折，正在上海住院治疗，但在电话中她告诉我，她正在筹划将二哥和她的藏书全部捐赠现代文学馆。
       人老了，在自我感觉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记忆力衰退，甚至昨天的事都会记不起来。然而有时候，早已忘却的人、久未尝到的好吃的东西、小时候去过的地方，却会十分清晰地浮上记忆。有一首歌是我十六七岁时在北平艺术学院时学会唱的，到现在我还会唱：
       When I grow too old to dream（当我年老无梦时）,
       I have you to remember（我有你在记忆中）……
       没想到不久前当我翻阅冯二哥的散文集时，却读到他回忆当年在沪江大学时，也喜欢和郑安娜一起唱这首歌！可见三十年代初，无论在北平或上海，这是一首在校园中流行的歌。
       安娜从中学就在教会学校读英文，到了沪江大学有一次在校园礼堂用原文演出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安娜扮演一个主要的小精灵，英语说得流利而清纯，冯二哥听得着了迷，以后又在图书馆经常遇见，于是他们的恋情便从共同阅读英文小说名著开始了。
       冯二哥在大学里读的是工商管理系，他后来在一篇《忆香港》的散文中说：“那不是我的本愿。那时我除了多选英美文学的学分外，还选了新闻学。虽然我酷爱文艺，但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块成大器的料子，所以我想当一名新闻记者也不错。”
       不知为什么，冯亦代从年轻时就被称作“二哥”。我认识他时，是他刚从沪江大学毕业不久到了香港。那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吧，一群从上海陆续来港的文化人都住在西环半山上的学士台，有叶灵凤、徐迟、袁水拍、张光宇、丁聪、张正宇、叶浅予等，还有住在附近的戴望舒。我是从粤北第四战区由于反共逆流而撤退到香港的，经常去学士台，也经常遇到冯二哥。在我的印象中他和这些文化人略有不同，总是西装笔挺，待人彬彬有礼，可又没有绅士般的高傲。
       他也暂住在学士台他的朋友、漫画家陈宪琦家里。这群人聚在一起闲聊，就发现既然我们之中有作家、画家、编辑家……便筹划出版艺术综合杂志，定名为《耕耘》。由于当时多数人已有固定职业，如戴望舒、张光宇都在《星岛日报》编副刊“星座”和画刊，叶浅予和丁聪在编《今日中国》画报，袁水拍、徐迟在什么银行工作，……于是就决定由我这个只在广州《救亡日报》当过半年记者的新手、在老编辑家张光宇的指导下任执行主编。
       当时原想拉冯二哥这个新手与我合作，因为他对于办这样的文艺刊物很有兴趣。可不久他就找到了职业，先是在中国保险公司，后来又由于他的沪江同学凌宪扬的介绍入了中央信托局购料处，但条件是要每天给副经理兼报社社长的《星报》翻译英文电讯，于是每天只能利用中午一小时很紧张的译出要采用的电讯。即使如此他也情愿，因为报纸是文学写作的媒介，从此他开始了写专访、写影评，以至后来每天都写日记，给安娜写情书、写散文……
       冯亦代后半生的英文翻译工作便是从译枯燥的新闻电讯开始的。虽然他为了报纸连载的需要也译过小说《国际间谍范斯伯》。他后来在《忆香港》那篇散文里说：“真正使我得到磨炼的，是《星报》的翻译电讯工作。没有这些练习，我也不会对翻译发生这样大的兴趣，而终生从事的。”
       他原以为拣一条搞文学翻译的路会比创作容易些，谁知不然。他在后来写的《漫谈翻译》中说：翻译是苦事，“往往为了把一个字、一组词、一句话译得既适合中国人说话的习惯，同时又不损原作的色调，便须冥思苦想，连做梦也在中英两国文字中打转转”。
       有了职业不久，和他早已热恋的沪江同学郑安娜从上海来港，结了婚。他俩在英皇道的家，更成为朋友们聚首聊天吃饭的好去处，安娜成为热情待客的好二嫂。后来，他们家又成为一群进步青年“读书会”的会址，读马、恩的书，乔冠华是每次必去的“导师”。
       乔冠华刚从德国留学回来不久，当时是在香港《时事晚报》任主笔，每天写一篇社论。他就住在冯二哥附近《时事晚报》楼上一间极小的房间里，只有一桌一床一书架，中午除了买饭盒之外，多数就是到二哥二嫂家蹭一顿饭，再去报馆看电稿。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日寇进犯的惨烈战争中，武汉已经失守，国民党政府撤退到重庆。而欧洲西班牙从一九三六年开始有国际纵队参加的内战已持续三年，希特勒也开始侵犯欧洲各国，英法在对法西斯的绥靖政策下出卖了西班牙人民。我记得从卢沟桥和“八一三”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在上海针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救亡运动中，就普遍流行唱一支歌：《保卫马德里》，而这时马德里陷落了，那一天乔冠华的社论标题是：《争自由的旗帜在西班牙倒下了》。
       乔冠华的社论风行一时，为当时世界大局、抗战形势指点迷津。文章除了他的敏锐思考以外更得力于在德国读博士学位时，除熟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之外，为了当时已开始的战争，还艰难地读过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当时在他那小房间里，满床满桌椅堆的是书报和欧洲地图，其中就有这两本书。
       一九八五年，乔冠华当年社论结集为五百多页的《争民主的浪潮——一九三九年的国际》再版时，冯亦代写的序文中说：
       这本书可以表现即使在我国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在抗击侵略者的戎马声中，同时我们也有学者在研究世界大势，把民族的命运与世界局势衔接起来，从而判断我国的与世界的似锦前途。
       《争民主的浪潮》曾经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住在香港与上海孤岛上的年轻人），既坚定了我们对民族前途的信心，也坚定了我们为世界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决心；老乔之功是应该肯定的。
       冯亦代二哥也就是从这时起走上一条追随革命的道路。
       一九四○年秋，中央信托局受孔祥熙的指令，要在重庆防空洞内建立印钞票的工厂，要找人设计和购置机器，恰巧冯亦代认识商务印书馆的印刷专家糜文溶，介绍后做成功了，除调凌宪扬、糜文溶去当经理襄理外，也调冯亦代当业务科主任。他本不想去，经乔冠华传达廖承志的意见劝他去，以便有色彩不太浓重的人占领一个位置。这样他便撇下安娜单身去了。
       那时正赶上重庆遭日寇大轰炸，除躲防空洞外，有一次他正好有事到李子坝，赶上空袭，一颗炸弹落在附近，总算没有受伤。又有一次一枚五百磅炸弹落在离他住处五十米的地方，幸而没有爆炸。但他刚进家门，室内吊灯和天花板就打在他头上！朋友们说他是杭州人有“杭铁头”之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他虽没被炸死，但后来却得了黄疸病，被朋友们送到南岸黄桷桠去养病。随身带着和徐迟一起在重庆旧书店买到的牛津英译袖珍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三册，竟然读了三遍！回城以后便译了海明威著名的剧本《第五纵队》。
       这也是为了中华剧艺社导演陈鲤庭要上演此剧的需要。他别了安娜，独自住在这山城，非常寂寞，于是几乎每晚都往话剧剧场和后台跑。当时重庆上演话剧盛况空前，比上海还厉害。如郭沫若的《屈原》；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一年间》；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吴祖光的《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巴金的《家》；曹禺的《北京人》等等。
       他应陈鲤庭要求译出的《第五纵队》是否上演了，我不记得了，但他在日记中却透露：他译此剧也是为了他所需要的那点上演税。
       后来他任了副厂长，总算有了两间房子的住宅，于是又成为流浪到重庆的朋友们歇脚的窝。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打响太平洋战争后占领香港，大批文化人在廖承志和夏衍的组织安排下，陆续由陆路得东江纵队帮助或由海路撤离香港，乔冠华经韶关辗转到了重庆，首先落脚就住在冯二哥家，由于后来被特务跟踪才搬到化龙桥新华日报社去住。我于一九四三年由桂林到重庆，也是先在二哥二嫂家住下。
       日寇占领下的香港实行灯火管制，一片黑暗，时有日本兵骚扰，电话电讯不通。在重庆人的想像中就更恐怖。冯二哥对安娜的思念本来就已炽烈，这时更成为焦虑和痛苦。他当时写的日记已由李辉编成小册子，题为《期待的日子》（山东画报出版社二○○○年六月出版），其中记述安娜为减轻他的负担在香港找到一份职业，因此本来已定了行期到重庆的计划便推迟了。他后来一再提到对夏衍的感激，就因为在黑暗的香港，我们一天之内都换了住处，一切转入地下，每人只有单线联系，是夏衍叫我秘密通知了安娜，并化了装带她去一个小码头集合，乘手摇的渔船逃离香港，海陆行程将近一个月，历经艰险。同行的夏公之外有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华、金山、王莹等十余人。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冯二哥收到安娜“安抵台山”的电报，才“开心得跳起来”。
       当时我们从台山先到了桂林。不久夏衍去了重庆，我留在桂林工作。安娜因体弱需要休息，便到了柳州她的妹妹和妹夫所办的农场去住了一个时期，冯二哥迫不及待请了假去看过她。
       安娜到了重庆，副厂长的两间房就渐渐像个家了，又成为朋友们相聚喝茶吃饭、高谈阔论的好去处。然而他们并不是很有钱，只靠那点薪金，二嫂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还要接济上海的父母，还有寄养在上海的他们的孩子。直到抗战胜利回上海，又为办报纸筹措经费，生活开销也大，二哥和二嫂两人私下里总是东挪西借盘算着过日子。他在悼安娜的文章里说过，他当时和安娜的共同愿望就是献给好朋友一切帮助。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大家亲热地称为二哥二嫂了。
       抗战胜利他们回到上海。一九四六年冯二哥和姚苏凤合作找到一位老板出钱，在租界地带办起了《世界晨报》。按照夏衍的指示，以“中间偏左”为方针，不用中央社的新闻稿，只用外电和自组特约稿。夏公化名每日写“蚯蚓眠”专栏。我当时在南京《新民报》编副刊，也化名每周写《南京人语》通讯，如对当时轰动上海的摊贩事件，反饥饿反内战游行，上海请愿代表团到了南京下关被国民党特务毒打事件，在《世界晨报》都有不同于中央社新闻的真实报道，一时销路大增。但仍然不够开销，大约一年后因投资的老板去了香港而停刊。
       全国解放以后，他随乔冠华在北京国际新闻局工作，后来又转去外文出版社，大家都兴奋而专注地干各自的工作，倒很少见面了。后来他被划为右派，苗子也是右派并去了北大荒。“文革”期间，我和苗子被囚入半步桥和秦城监狱七年，冯二哥和二嫂分别下放劳动。数十年隔绝之后，直到最近二十年左右吧，才恢复了来往。
       然而读了他的《悔余日录》以后，才发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不但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并热情无所顾忌地对党直言，如说：“党没有摸着知识分子的心，有些敬鬼神而远之。”“党外同志不被信任，好像对待资本家，利用、改造，我们则是利用而不改造，只有吃棍子。”这本书是冯亦代二哥在一生中最苦痛的日子里的独白。
       我的二妹隽民（曾在外文局工作）告诉我，她永远不会忘记“文革”后有一次她去二哥二嫂家，是在听风楼吧，赶上吃中饭，就在饭桌上二哥二嫂和孩子们对她突然都说起英语来了。后来二哥向她解释：在“文革”期间由于他挨批斗的身份也使孩子受委屈，对不起他们。以致如今面临要考大学，他和二嫂用平时英语对话的方法为他们恶补英文。
       除了《悔余日录》以外，他的散文集《绿的痴迷》和更早期写给安娜的信《期待的日子》却如听他内心的倾诉，如他本人一样的坦率、亲切、清纯……他的日记和情书，他的幸福和苦难，都是那么如实的诉说，展现了时代转换的沧桑：可怕的战争或平淡的书生生活，为真理而激动的心情或在“反右”、“文革”中所经历的难忍而又只能忍受的折磨……他的朴素的文风更显得真实可信。
       最近两天，看到《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开始发表冯亦代与黄宗英的情书，那是一九九三年，冯二哥已是八十岁的人，但那种直白的坦率，那种和年轻人一样缠绵的情思，仍反映出他的性格。正如年轻的朋友李辉对他的印象：
       他是个很和善的老头。他的和善在于朴实和平淡。他聊天时，时而会用幽默的插曲来让人感到愉快，但他没有别的人时常表现出来的那种妙语连珠的本领。这样的平淡，却另有一种魅力，就是因平淡而产生的亲切。亲切，于是可爱，于是给人以快乐。（见《期待的日子·山居杂记》一书序文）
       二○○五年四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