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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无论专家学者、媒体舆论，对“外来人员”的概念更多停留在农民工身上，而对于人数庞大且掌握着巨大财富的移居富裕阶层，则关注甚少。
       迁徙的富裕人群绝大多数属于新社会阶层。他们为何衣锦离乡？为什么离开养育他们、甚至让他们掘到第一桶金的故土？他们的迁移，对地方政经格局，又会带来什么影响？
       不得不走的温州富豪
       8月，温州人张忠青再三考虑后，向家人提出了酝酿已久的计划：把家迁到上海，并把儿女的户口也办到上海。尽管张忠青之前在上海早就拥有数套住宅，但他没想过迁移，让张忠青下决心迁居因素很多。他告诉记者，“孩子看来是块读书的料，让他在大城市受教育应该比较好，另外，如果能把他办成上海人的话，孩子高考有不少优势，上海的重点分数线比浙江要低几十分甚至更多。”
       张忠青迁居上海的另一层背景是，他在老家与朋友合办的皮鞋厂，因为规模太小、利税也不多，很难得到地方政府扶持，所以，几次申请工业用地都没有下文。他觉得在温州的事业已做到了顶点，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很难有更进一步发展了”。
       温州一开投资集团董事长屠昌忠也是其中一位迁徙的典型。尽管屠昌忠的企业，无论在温州还是上海，都不是工业电器行业中规模最大的，但他却一直是新闻焦点人物。作为温州商人中知名的慈善家，他曾向社会捐助过上千万元，他所在的一开集团，也是国内首个开设慈善部的民营企业。到了2006年前后，他则以团购私人飞机而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创业历程，屠昌忠颇为感慨。
       柳市生产工业电器始于1969年，到了1979年，当时的柳市通用电器厂产值就超过亿元，在当时连温州市区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也难以达到这个数字。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柳市的电器产业得到飞速发展，但“小、乱、差”的局面开始形成，由于恶性竞争而导致的偷工减料现象开始出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柳市电器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尽管治理整顿很快就结束了，但全国对柳市的“信任危机”，却难以消除。
       当时，屠昌忠想找工程师到柳市，“但大城市的工程师没有一个人愿意到小地方工作，哪怕工资高一点他也不干。”屠昌忠说。
       于是，屠昌忠决心找科研单位合作，但就是在寻找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屠昌忠的自尊心一再受到伤害。“我一说自己是温州人，来自柳市，那些国营大厂和科研院所的领导们马上转变态度，坚决不和我们合作。”屠昌忠为了寻求技术支持，曾到过武汉、上海、成都、广州等许多大城市，但都遭拒绝。
       毫无疑问，这种局面需要改变，屠昌忠当时就想，企业外迁可能是解决技术瓶颈和信任危机的捷径，他想，如果将企业搬到上海，应该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人才、技术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品牌形象也会大幅提升。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屠昌忠就在上海收购了一系列集体企业，获得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先进生产设备，产品质量得到了质的提高。市场上的反应也让他十分欣慰。
       在上海发展已超过10年的屠昌忠，早已在上海购置了住宅，他把上海的家安在了浦东仁恒滨江园。按照他的话说，他已“把根留在了上海”，屠昌忠的儿子、儿媳妇和孙子，很早就认同新上海人的身份了。
       如今，屠昌忠的儿孙辈，已成为拥有亿万财富、融入上海主流社会的新社会阶层人物了。
       像屠昌忠这样因为事业需要而随企业迁移的案例很多。以长三角为例，不少知名企业家都走过这样的迁移之路，如温州已故企业家王均瑶、杉杉集团的郑永刚、神秘低调的宁波富豪郁国祥兄弟等等。
       离乡之路非坦途
       对于新兴富人而言，离乡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成功、意味着更好的生活质量。但离乡之路并非坦途，并不是只有农民工出门在外才会受委屈。也有的企业、总部迁移到别的城市后，核心产业反而衰退的现象。
       1999年1月，曾长期坐稳中国西服第一品牌的杉杉集团，把总部从宁波迁到上海。但毋庸讳言的是，杉杉集团的主业市场占有率在下降。最鼎盛时期，杉杉集团曾占有中国品牌西服40%以上的市场，但到了2004年后，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0%以下，有学者甚至认为已下降到不足5%。
       与此同时，1999年之前在业内比杉杉集团规模略小的雅戈尔集团，却坐上中国男装的第一把交椅，无论是西服还是衬衫。2005年，雅戈尔衬衫国内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1.8%，连续11年排名同行业第一；而雅戈尔西服的市场占有率也高于12%，连续6年稳坐行业头把交椅。
       当地许多评论者认为，雅戈尔能成为宁波首席地产商，和宁波市政府的优惠政策与支持不无关系。至于主业服装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政府支持更是必不可少。假如杉杉留在宁波，他们会取得什么政策优惠，雅戈尔是否还能一枝独秀呢？
       （陈 敏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