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直（广西北海）
这两年知识界确有让斯文扫地之事。从北大朱苏力招博到北航招生舞弊，从南京师大艺术学院停课集体去创收，到复旦大学教授嫖娼，这一系列让斯文扫地的事好像让知识分子脸上的那点油彩淋上了雨，于是有人发问“士无耻，则如何？”（见《杂文月刊·选刊版》２００５年２期）
知识分子中出现有辱道德，有伤风化的事，人们就觉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了，那么知识分子与我们的官员比起来，他们的材料未必有人家硬吧？为什么官员腐败了，人们觉得这是转型时期的正常现象，是无可奈何的事，甚至有的老百姓都以为官员的腐败并不代表官员的主流行为，但却承受不了知识分子的堕落，看来人们还是把心中的完美寄托给了知识分子，就像人们心中的观音，那是不能有一点瑕疵的。
事实真的如此吗？我看办不到。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用道德体系建立的人格防犯系统，能保持到现如今这种程度，已经够伟大了，绝不像某先生说的那样是什么“士无耻”。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古时起，在制度上就保证不了你能有独立的人格，你那个士算个屁，如果皇帝老儿不在你的“士”前边加上个“人”字，成为“仕”，“士”者不过是个卒，是个兵罢了。
所以中国古代的由士入仕者，都是在极力地尽忠尽孝，以求一生能不被皇帝老子砍了脑袋。弄个囫囵的完尸，终结一生就“阿弥陀佛”了。再伟大的“士”也不如“仕”。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吧，可是斯文在汉武帝面前是啥？就因为替李陵讲了几句公道话，就遭到了宫刑，再坚强的汉子，再刚毅的思想也得先弯曲了自己的膝盖和皇帝说话，若不是汉武皇帝还算有点明智之举，十个司马迁的阳具也不够刘彻的一把刀硬，刘彻的刀是个什么，就是让斯文扫地的专制皇权，当初刘彻想要毁掉司马迁《
史记》书稿时，吓得司马迁马上提出要重新书写“景帝、武帝”这些细节。
当然这是司马迁的无奈，司马迁要完成这部历史的巨著，是宁愿舍出一些细节，让它违背历史的真实，后人也会原谅他，因为让斯文扫地，并非士之过。
那么如今这知识分子就是自甘堕落的吗？当然不是，有些是组织行为，是领导拍板的，招生舞弊，乱收费，大学生停课去陪舞，这绝不是哪个知识分子能决定的，知识分子如今哪有不是组织的人，没有他上级的指示，一个知识分子想干一件让斯文扫地的事也都难。至于大学教授嫖娼的事件，这更与知识分子无关，嫖娼不会是“知识分子”的群体吧，而仅仅是作为教授的张某或李某，就像贪官腐败了是“某省长，或某书记”而并非是“官员”的群体一样，谁也保证不了中国几百万知识分子个个都是柳下惠，坐怀不乱。中国知识分子从解放以来，就是组织的人，他们都有组织关系，工作关系，工资关系，被固定在体制之内。他们的行为准则是上级的政策和各种各样的条例，他们做人的楷模应该代表着先进文化的那些为官者。在“统一思想”的旗帜下，他们工作、生活、著书立说。他们有何之过被说成是“士无耻”。
肖桃清（浙江杭州）
杂文大家鄢烈山的《学习韩琪好榜样》一文（见《杂文月刊·选刊版》２００５年７期），有些观点值得商榷。我们先要弄清楚造成这场悲剧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保安为什么会打人。在广州大学城工地打工的农民工被殴打，直接原因是工头指使十多名保安干的，工头才是教唆犯，才是应当万夫所指，才是更应当受到谴责、惩处的。而十多名保安不过是一群帮凶，是产生事件的间接原因。这些保安为了饭碗，“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干一些违心的事”，他们只知“拿老板的钱就得听老板的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是谁的过？老板是故意的，保安也许是无意的，谁轻谁重，一目了然。当然，我并不是为保安开脱，我是说，别抓了小鬼，放跑了魔鬼。
按《学习韩琪好榜样》之说，出现打人问题大抵是因为保安没有学习韩琪好榜样，这其实是避重就轻，没有对症下药。
杨振海（安徽宿松）
贵刊２００５年７月下第４１页刊登袁备先生《步孟浩然清平乐韵》一诗有错讹。据我所知：一、《乐府》中有清调、平调、瑟调之分。但到唐时，已有调而无词。李白这组清平调的词是其自创的新词。它的标题是《清平调》而非《清平乐》。二、该诗的作者是李白，而非孟浩然。三、原作是：
名花倾国两相欢，
常得君王带笑看。（常得非长得）
解释春风无限恨，
沈香亭北倚阑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