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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小平不是新东方的老大，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二三号的人物”，负责“想大事”的。他急于表达，语速极快，兴奋的时候，口中会冒出大量外语单词和江浙口音。他从来不怕出风头，人来疯的演讲家气质为他在大学生中赢得了明星地位，而他的博客“邮箱里的灯光”，也成了校园热门博客。
       他说自己是凭着“江南小才子的种种‘小算盘’以及国际化的大眼光”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他最新的预测是在接下来的3年内，本科生留学将成为潮流。
       我的才华只能在中国贩卖
       1979年，江苏泰州文工团小提琴手徐小平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23岁的他来到北京。到音乐学院的第一天，读到《北京文学》上刘心武的文章《我爱每片绿叶》，“这篇小说比音乐学院里咿咿呀呀的琴声更让我感动。文学能打动我，音乐却不能。”迄今为止，科班出身的徐小平也很少听音乐。
       毕业后，徐小平面临几个选择：搞学术；到文化部群众文化司当干部；到音乐出版社搞音像出版。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社会理想，他去了北大，当团委文化部长，一干就是5年，最终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合那种工作”。
       和今天拜倒在他师门下的千千万万咨询者一样，当时的徐小平在留下和出国的天平上摇摆不定：“如果我在中国搞唱片出版，一年可以挣几十万。”但当时中国不开放，他觉得就算是赚几十万，心里也一点欢乐都没有。于是1987年，在一年挣30万和出国之间，他选择了出国。
       现在的徐小平主张年轻人在进行人生选择的时候，不要考虑户口等因素。他讲了一个20多年前的例子。1983年，他的新婚妻子从老家到北京探亲，想请病假多呆几天，领导不批准。于是徐小平让他妻子向领导提出“辞职”，他认为妻子是拉小提琴的，教教琴也能活。这番较量没让徐小平夫妇饿死，倒是校长当时就被吓哭了。“1983年的时候，他很难想象我们竟然敢辞职！”
       1987年最后一天，徐小平来到美国俄亥俄州。到达的第一天，他就想回国，“其实我从事的文化活动，除了中国没有地方可以施展，我这个才华只能在中国贩卖。所以我当时一到美国就有前途渺茫后路已断的感觉。”
       教育应该培养幸福的个人
       1993年，徐小平别妻抛子回国创业，结果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问题出在合作伙伴身上。“他跟我说有几千万资产，结果全是负资产！”
       惨败而归的徐小平回到加拿大。“回去后人家问我想干什么，我说还想回中国。很多留学生，包括现在的留学生，都是想回国赚一笔，然后出国花钱。我说要么不回去，要回去就要扎根在中国。中国机会是无限的。”
       1996年，40岁的徐小平再次从加拿大回国。当时他的两个孩子已经出生，事业却一筹莫展。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生的转折点。他来到新东方。他的英文能力、演讲素质以及对出国留学形势的了解，在当时的出国热潮中派上了大用场。
       现在出现这么多“海待”，在他看来，根本原因在于留学规划不清楚。“这个问题相当严重，而且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本地的本科等阶段。这些问题说明中国人缺乏职业意识、缺乏学习目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应该培养幸福的个人，能够幸福谋生的人。”
       不久前，徐小平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新文章《绕过高考的马其诺防线》，预言在未来3年内，将出现本科留学的大潮流。这些本科生并不需要参加中国的高考，“今年仅仅因为国家允许香港的大学来招生，国内就发出了‘香港抢夺生源’的感叹，但哈佛、耶鲁更绝，根本不用你参加高考就可以申请。”
       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高调和活跃，为徐小平带来声誉，也让他在人际关系中付出代价，甚至一度离开新东方董事会。“离开后，我还是有些深刻反思。不叫低调，我不喜欢这个词。但是人要怎么样呢？要谨慎，要周到。做人啊，是一个永远的过程。”
       去年，徐小平曾经和陈丹青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见过面。陈丹青明显对新东方没有认识，徐小平说这是陈丹青的失误，因为他的每一个研究生，都必须到新东方来学英语，才能考进他的班。
       “陈丹青猛烈攻击招研制度，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批评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说艺术家是不能够通过考政治和考英语来培养的。我的观点是艺术家就不应该考研究生！
       “至于新东方的存在，则是中国教育失败的产物。我们为什么要来上口语班？因为我们十年寒窗，仍然不会开口说英语；因为我们十年寒窗，也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精神激励和做人的道理。到了新东方才知道，啊，原来学习以后是要工作的，原来留学不能是盲目的。这些都应该是在学校里完成的东西。”
       徐小平说，中国需要更多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多对我们的教育制度进行一些反思，然后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改革。
       （张天翔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