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报道了唐山一个偷自行车的案件。我家十几年丢过７辆自行车，先还报警，后来习以为常，也就安之若素了。悟到现在所谓偷车，指的都是小汽车，才值得立案投入警力，破案之后，也才值得报道。
这回从偷自行车嫌疑人家里缴获了来历不明的二十余辆自行车，有的报纸标题却是“破获自行车大盗”了，算一算，充其量价值几千块钱，但为什么能上“国内新闻”？原来那新闻价值在于——偷自行车的人戴某是一个“副局长”！
唐山市开平区“某单位”副局长，大概相当于全国行政职级表里的一个副科级干部。如果这单位是个清水衙门，少有捞外快的机会，也未设小金库，副局长没有任何灰色收入，而家口繁多，只靠“干工资”过日子，难免手头拮据，因此如他所交代的，“为牟利盗窃自行车”，好像不但情有可原，甚至有几分值得同情。
有关部门从这个案例出发，是不是应该考虑为类似他和他所属的“某单位”的同事们提高工资，让他们能够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投入工作，提高执政能力。因为像戴某这样，还要分心去“搞副业”，就他们本人说，也太累了，不符合爱护干部的原则。你看，光是就巡警大队接报后侦察所见，他不仅要看管自己小区楼下的，两三辆锁在一起的多辆“可疑的”自行车，又见他把其中一辆车搬上楼去，可能是卸牌涂漆；１５分钟后，下楼跑到市工人医院门前，掏出一大串车钥匙，却连捅四辆车都未得手；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而是有成功也有失败。这是在２月２５日即星期五的１６时后，可见顶多是提前下了一两个小时的班；直到２６日下午１６时许，他又来到市图书馆前，很快打开了一辆自行车，这才当场被抓。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也还是利用业余时间，说不定他在正式上班的八小时内，还真是表现得十分敬业，对得起他的社会角色“副局长”这个国家公务员形象呢。
当然，这都是推测之词。也还不妨作另外的揣想，那就是他有条件贪污受贿，但他不愿同流合污，他有可能把国有资产、公共资源化入自己的口袋，但他受到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包括任何个人）的教育的影响，宁愿侵犯某些“私人”的利益，也不去损害“公家”的利益。而且，他还把盗窃的额度限制在若干辆自行车上，比起成百万、成千万、成亿地发腐败财的家伙们，又是何等的克己与自律！
这样看来，我甚至觉得这个戴某，按照传统上把干部分为──“好的，比较好的，有问题的，烂掉了的”四类──简直还得算个第二类“比较好的”，至少也不过是第三类“有问题的”而且问题也不算大，一查就清的干部，离“烂透”还远得很呢。这样的干部不保护，还保护谁？
希望有关部门在对戴某调查处理的时候，除了全面看待他的历史和现实表现，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外，还要既跟社会上偷自行车的一般嫌犯相平衡，也跟各级公务员中的经济犯罪嫌疑人相平衡，做出公平、公正的决断。千万不要看媒体一时热闹，为了维护公务员的集体形象，就拿这个失风落网的“窃钩者”开刀，“窃钩者诛”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并没留下多好的口碑。
上世纪５０年代有一部意大利影片《偷行车的人》，曾经跟同属“新浪潮”的影片《警察与小偷》、《罗马二十四小时》一起，风靡中国。老实说，看了那电影，对那个偷自行车的人产生的不是憎恶而是同情。戴副局长跟那沦为小偷的失业工人不可同日而语，但我居然产生了某种同情如上述，我自己也弄不清是出于什么心理，有识之士们不会以为我意在“诲盗”（教唆更多的人去偷自行车）吧？我能为自己辩护的只是：我没有那么大的能量。
［选自《海上文坛》２００５年第８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