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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２０多年前，炳南兄就敦促我把在极左年代的坎坷经历写出来，不然就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后代。在他再三催促下，我陆续写出１０多万字，但终因种种缘故而搁置下来。想不到他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一鼓作气完成了这本３０余万字的《悲忆录》，他的毅力和勇气确实令我敬佩，愧怍之余，谨表贺忱。
       炳南兄这次赴美前后，一再嘱我为他的书写点什么。凭我们之间的特殊友谊，我当然义不容辞。然而正因为我对他知之甚深，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下笔。踌躇再三，还是从我们的相识说起吧。５０年代初，我因家境贫寒，初师毕业就到青弋江中游乌溪镇小学任教，其时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然而却做着考大学和当作家的梦。１９５５年春，我被当时的热门刊物之一《展望周刊》接纳为通联员。应我的要求，刊社通联部就近为我介绍了一位“老通联员”作朋友，此人就是时在芜湖地委党校任校长秘书的陈炳南。
       那时，我们都正当青春年少，心灵纯洁得一如夏荷初露。不料１９５７年秋一场反右旋风席卷华夏大地，我们的“热线联系”突然中断。直到第二年春才盼到他三年来最短的一封信，我拆开一看，竟如五雷轰项，原来他已被戴上“右派”帽子，押赴劳改农场“改造”！我对此简直难以置信，他这个言谈中随时表露出对共产党感恩戴德、赤胆忠心的共产党员怎么可能反党？！
       但是，在那个荒唐年代，什么人间奇迹都会发生。仅仅不过半年，我这个最贫苦的农民儿子也在劫难逃，竟被诬陷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刑三年！直到１９６２年夏我的冤案平反后，几经周折才打听到他的下落并取得联系。
       然而就在此后不久，一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圣旨”层层下达，霍然间乌云盖顶，真个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还有什么天理可言！
       陈炳南的这本回忆录，以他２０多年的辛酸血泪，真实、深刻地描绘了曾经发生在２０世纪中叶中华大地上的一场灾难及其发展、演变过程，也袒露出一位正直、忠诚的共产党员在那个年代，曾经怎样遭受血淋淋的灵魂煎熬以至心灵被残忍扭曲的巨大悲苦。更可悲的是虽然经历如此深重的灾难，他骨子里依然忠贞不渝，忧国忧民，九死未悔。然而他虽拼死“改造”，卖命工作，却仍然是个“摘帽右派”，２０多年被打入“另册”，人生之大悲大痛莫有甚于此哉！
       诚如许多人所指出的，陈炳南的悲剧只是我们国家民族大悲剧的一个缩影，我们不能仅止于泪水和悲叹，而应该从根源认真加以总结：亿万人经历的这场大悲剧究竟原因何在？炳南兄的结论是“半生灾难缘笔端”：不仅“反右”时获罪于一支“笔”，而且平反后的二十年依然一次又一次“祸起笔端”，因而他个人有此感受诚可理解。但就整个民族的大灾难而言，追根溯源，却全在一个“斗”字，即所谓“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抓就灵”的“治国之纲”——阶级斗争。
       历次政治运动还造就了一大批整人的“斗士”，或曰“运动健将”，这些人平时如害虫“冬眠”，运动一来，浑身是劲。而被整者只要挨整一次就别想再翻身，以后稍有风吹草动，再“整”没商量。因为已有现成的档案材料，抛出来就是被整者的“前科”，平反、摘帽一概不算，都是“右倾翻案风刮掉的”，“走资派包庇的”，在“××分子”帽前加冕为“没有改造好的”轻而易举，如同祥林嫂“捐了门槛”也还是“灾星”，命运是注定了的。运动中别说申辩、说理，连申诉的地方也找不到！人权被践踏殆尽。
       １９５７年那场“反右派”运动，可谓开了最恶劣、最不讲理的先例，党中央一再号召、动员各界人士、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并承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善良的人们哪能想到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会对老百姓玩“引蛇出洞”的把戏！
       所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了过去几十年沉痛的历史教训，改弦更张，拨乱反正，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臭名昭著的政治运动历史。在这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历史性大转折中，人们不会忘记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丰功伟绩。然而历史具有延续性，既割断不得，也抹杀不了，更不应遗忘，而曾经被历次政治运动冲毁得支离破碎的道德大厦，决非一朝一夕能彻底修补好的。如今愈演愈烈的腐败、造假成风，以及曾使中国人民吃尽苦头的浮夸风、一言堂等等，都可以从翻过去的那段历史中找到源头。
        ［选自《赤子吟》／陈炳南著／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本刊有删节］